拿得起放得下的史良

史良

拿得起放得下——史良

摘 要

史良是一代杰出的女性,慷慨而又廉俭，豪迈而又温情。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在那场对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也受到了迫害。但是，她用自己坚强的意志与积极的人生态度度过了难关，对于自己以前的成就拿得起放得下.并在文革结束后继续为民盟做着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 史良；文革；中国妇女

一、“拿得起”的史良

史良，或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她主持落实的《婚姻法》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出炉，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在《婚姻法》制定、讨论制定阶段，史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通过自己对很多妇女案件的切身体会，主张在《婚姻法》中要写明就妇女一方有权提出离婚。《婚姻法》公布以后，史良亲自到外地去调查《婚姻法》的实施情况，还提议在某些法院设立婚姻庭，专门承担和处理离婚案件，在宣传婚姻法和解决婚姻问题时，她提出采取了“分片包乾制”，以做到家喻户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曾作为“七君子”中唯一女性的她任司法部部长（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性部长之一，另一位是是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为坚持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她与好友章伯钧不相往来。1959年春，司法部被撤销，当时她很茫然，也很迷惑，从她大学毕业开始，她就是想用法律来救国，用法律来维护人民的权利。但是轰轰烈烈的从1949年干到1959年，10年忽然就这么结束了。但因为有家人的陪伴，从司法部退下来的史良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落，这位被毛泽东赞为“女中豪杰”的奇女子拥有着巾帼英雄

史良

的气概与魄力。

二、“放得下”的史良

1、文革中傲立的兰花

虽然作为新时代的史良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在1966到1976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仍然不能幸免。1966年，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文化大革命像狂飙席卷过来，让深通法律的史良不知所措，革命是这样的吗？文革中，史良遭到江青集团的迫害，受到巨大的冲击。民盟中央开批斗会，要当时被打成右派头号分子的章伯钧参加。章伯钧回家后如是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

【1】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

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给老罗（罗隆基，民盟副主席，章罗联盟的另一位头目）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

【2】腰回答：‘我爱他’。” 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的，也可以说

是很了不起的。

史良之前的生活很有情调，毛巾用两个星期就要换。她讲究生活，希望身边的人也和她一样。还记得与她直接拎着两大包洗脸毛巾送到章伯钧家中，郑重和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还记得当时章伯钧的女儿问：“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章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是个犹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床单怎么又要换？——我问老

【3】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子，德国的家庭都如此。”

但是，就是如此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史良在文革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配给她的那个司机给撤了，暖气也不烧了，家里就生两个大炉子，天天到楼外面去提两桶煤，自己动手把火生起来，还得经常地接受批斗。她被勒令经常到民盟中央去劳动改造，接受批斗，当时批斗她的罪名是什么？是地主兼资本家，这罪名挺厉害的。汽车被停开，就坐三轮车，也不敢坐到机关，坐到胡同口，然后走进去。搞卫生，砸煤，刷痰盂，擦桌子，擦地，擦玻璃，那时她已近70岁但这些粗活她干的很在行。民盟有个副主席叫李文宜，是原来共产党员罗亦农的夫

史良

人。她回忆，我们觉得这么高贵的史大姐，平时穿得这么尊贵，她干得来这些事情吗？一看她干得蛮好的。史良说，你以为我没干过活啊，我从小在常州的家里面就被当男的用，除了女红不行，别的我都行。让我刺绣是永远学不会的。她乐观地把劳动改造当做锻炼身体，不把这些东西看成在受罪。但是，有时对她的批斗她却受不了。在参加一次民盟中央机关批斗会后，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可以接受批判，但忍受不了谩骂和侮辱”。知道她有高血压却仍然让她弯腰低头，有时候，让她站起来，再让她坐下，把凳子撤掉，就这样戏弄。

正当史良接受无休止的批判、一筹莫展的时候，她的命运却出现了一个转机。1967年，她忽然收到一张上天安门国庆节观礼的请柬。她收到以后就准备去，这时候，民盟的造反派打来电话，让她家里的司机不给开车，家里的司机早就造反了。民盟还派了人来在胡同里面堵，不许她去。她坐了三轮车，钻小胡同，钻到北京南池子下车，一路步行登上天安门。登上天安门，这是史良和宋庆龄文革后第一次见面。两个人拉着手，就都说，你的事情我知道；那个也说，你的事情我知道，其他的什么都没说。这就是两个明白人之间的对话。这个经过周恩来和国务院批准的名单，把她加上去，是周恩来特意保护她。登上天安门使她感到自己似乎在政治上又重新得到了肯定，心情也平静了许多。尽管文革中史良在政治上和生活中都经历了痛苦的磨难，但她经常对女儿说，她认为黑白颠倒的年代不会长久，光明一定会来临。她坚信她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会很快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无论在任何困境，她对党都充满信心，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信任和忠诚。

2、以德服人

文革结束，1977年民盟恢复工作，自1979年至1985年9月6日辞世，史良两度出任民盟中央主席，虽然身体日渐衰弱，但仍全身心地领导民盟重新恢复了各级组织，完成了从以自我改造为中心向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更值得一提的是，史良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迫害的许多盟内外同志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做出努力，对许多上访信件亲自签批并提出具体意见，还经常打电话催办，使被错划右派的盟员得到改正。据胡秘书和民盟中央组织部老部长林亨元回忆，当时转往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这类信件达数百件，大部分冤假错案在她关注下得到解决。就连章伯钧的女儿也是在史良替她向有关方面反映后，才结束了十年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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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革后，民盟中央有的领导和干部向史良表示，他们在文革中说过对史大姐不好的话，贴过大字报，向史良表示歉意，但她的回答很轻松“都过去了，这没什么”。民盟中央有的造反派整过史良，他们看到其他党派像他们这样的人都被清除出机关，有的自己要求调出，有的害怕受报复。当有领导问到史良对他们怎么处理时，史良回答“这没什么，只要工作需要就留下”。一句话使所有人都安心了。一个经历了政治磨难的女性能有如此开阔的胸怀和肚量是非常难得的。

在文革之后，对自己的生活史良却要求的十分简单，平时在家里穿衣、吃饭都很节俭，家具和陈设都很陈旧，很少更新。她给民盟转信都是用旧信封翻过来沾好重用，写家信用自己的信纸、信封和邮票，从不用公家的。很多家庭都有彩电了，她还在看一台电子管的老苏联电视机，民盟买一台新电视给她，她叮嘱以后还给公家，绝不沾公家的便宜。这些品质和作风是非常值得现在的官员效仿的。之前的史良追求生活的高质量，高品质，甚至可以说有点现在的小资情调，但是在文革之后，她放下了以前的种种，平静安逸的过着现在的生活，让自己最后的一点光与热都奉献给了她最爱的党！

三、结束语

史良的一生可谓传奇曲折，在旧时代，她是民族救亡运动、争取民主运动的积极投身者，为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被毛泽东誉为“女中豪杰”；在文革期间，即使受到迫害，但她仍然像一株傲立的兰花一样，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人生态度面对着生活的一切，像我们展示着“拿得起，放得下”的精神。

参考文献：

【1】【2】【3】【4】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正在有情无思间——我所知道的史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