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

《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读书笔记 张妍 外交二班 1308020220

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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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二班 张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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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读书笔记 张妍 外交二班 1308020220

一、本书逻辑

《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一书实际上是一本论文合成品，但不难看出作者在整理过程中所作的修改，即使写作时间跨度不同，文章前后还是具有连贯性的。

众所周知，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类话题的讨论是多的不能再多的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找不到能够连接二者的较为贴切的“中介”，因而使得政治与经济就像两张皮被勉强粘贴在一起，而程念棋的这本著作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关键，便是因为他以“财政”为切入点，从而来研究政治——经济史。

这本著作的研究思路，不同于纯经济史，采取的是社会经济史的进路——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考察，而后又加入赋税财政体制，三者互动，变迁的图景是立体的。在本书序言中，王家范学者就程念祺的文章与其他人的论文进行比较，指出其写作特点为“优美的白话风格，俗而兼雅，考据从大处着眼，征引则要言不烦，但求文章连贯，陈述流畅，故史料多经消化融解，绝不显山露水，唯恐人不知。只顾驰骋思辨，玩咏字得，以为别人也烂熟于掌故，省略去许多常识性的交代，有点像鲁迅说的，可以写成短篇小说，绝不掺水拖沓成中篇甚至长篇小说。”确实如此，在读过内藤湖南先生写的《中国史通史》后再来着眼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觉得挖掘深度更为有力，又因程念祺有趣深入的写作风格，读来颇为玩味。接下来就本书内容，简单地做一下概括与个人的见解。

全书并未按照章节划分，而是以十六个部分组成，虽然分为这么多部分，但“大国效应”、“财政市场”与经济历史变迁的关系是始终贯穿于全文的，从而来论述中国两千多年间国家财政的历史走向。开篇首先阐述中国古代国家的规模以及组成形式，进而说明统一之后的中国其政治是如何发展的，即第一、二部分主要是讲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由于中国特殊的地域环境与历史背景，国家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合的趋势，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始社会里，诸氏族部落各自分散，而最后走向联合逐渐聚集为一个整体，夏朝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作为一个在部落联盟基础上产生的国家，夏朝的组织结构也是极其松散的，除了在共同抵抗外部入侵之外，国家具有控制权，对内部各氏族部落的财产和土地是没有支配权的。到了夏末，夏桀之所以“不误徳而武伤百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在畿内不能得到经济上的支持，而畿外的诸侯却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也不会支持他，因此为了获得经济来源，夏桀不得已只好对畿内畿外动武，而经济上的被动又给商人带来了向夏朝进攻的机会。到了周朝，稳定的村社共同体的存在，是周朝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在广大的区域内实行有效分层控制的社会经济基础。正是因为这种多元政治结构分层控制的分散制度和支撑周朝政治系统的宗法制共用，周朝得以在中原地区统治长达三个世纪之久。春秋战国时期，因兼并战争国家由大国吞并小国逐渐发展成为地域辽阔的城邑，直到秦大一统，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随着国土面积扩大，对于在此基础上实行政治制度所需的费用也扩大，无法协调好经济与政治也难以使本朝长久存在。

从“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几个问题”到“先秦时期赋税制度的变革与土地国有制的形成”这四个小部分为本书的第二大主题，即我国古代经济中的大问题，即（一）、土地占有关系

《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读书笔记 张妍 外交二班 1308020220 的非制度化；（二）、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三）、历代变法之类型。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一个稳定的所有制基础。程念棋通过对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的实现方式的探讨来对中国经济史中的这一关键问题作出客观的评价。作者认为“土地占有关系的非制度化，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的非制度化。”这种土地国有制，是在“履亩而税”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履亩而税的实质，按照清人顾栋高的说法，就是“田隶于君”。“惟这种土地国有制，本质上是把土地的所有权从属于国家主权，把所有制问题纯粹地意识形态化，而不是加以具体的制度化，那么，土地占有关系的非制度化就是必然的。”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是根据国家君主的主权先行设置的，这种制度不过是方便军准控制人口和征收赋税的一种手段，因而在建立之初缺乏法理性，一种制度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法理基础，又硬要将其付诸实践，那么一定是弊端丛生，中国古代的土地国有制所出现的众多问题就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即生活市场与财政市场。书中讲到，“说到底，在中国古代，国家的经济政策，根本是以财政为中心的。而市场，则被国家作为其组织财政的工具。以征收货币来强化国家的财政储备，以及灵活开支是财政市场由以建立的一个方面；以专利制度来弥补税人之不足，则是财政市场由以建立的另一个方面。但是，根据国家财政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不同需要，财政市场也会有盈缩。在某些时候，国家甚至会取消财政市场。”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力量对财政市场的影响，而财政市场并非永久持续的存在，还受生活市场的影响。中唐以后的朝代，国家财政皆重于货币的收支与储备，因此需要以专利制度的完备来弥补税人的不足，由此推动了国家财政市场的无限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缴纳赋税和获取某些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就必须先在市场上取得货币，自然而然，原来的生活市场就被利用为财政市场。大量的货币之需又造成“钱重物轻”，从而导致了市场交易量的放大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放大，而商人和货币的关系也由此大为昌盛。而有时国家会取消财政市场，这说明此时生活市场占主导地位，在入隋而唐大约一个半的世纪里， 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生活市场也渐趋活跃，因而财政市场并无多大表现。实际上，财政市场与生活市场是成反比的，财政市场的存在，是以挤占生活市场为前提的，人民的生活和生产越是被卷入财政市场，生活市场的发展空间就越狭小，财政市场上的“商品经济”越是繁荣和发展，生活市场上的商品经济就越是萧条和萎缩，而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无不于此有关。

再看历代变法的类型这一部分，关于农商并征型的变法，作者认为，“盖税人是以不能税地为前提的；至于征商，则是以不能征农为前提的；而征商之中，既行专利，乃无必要再进行商业垄断。”税人和税地、征商和征农是二者不可兼得的，中国古代财政由税人为主转向税地为主，误以为可以促进土地私有，实则在财政市场膨胀的作用下，小农乃至地主的负担有重无轻，产权更趋不稳定。地主逼不得已改行租佃，自主经营的地主日渐减少，变为消极的食租者。这套方法行不通而后又改为“舍地而税人”，使得问题又集中于税人取值的高低，最后以“摊丁入亩”形式又回归到以土地为税基的赋税制度上，而“农商并征而貌似全

《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读书笔记 张妍 外交二班 1308020220 面，实则零碎而无头绪，既行之后便不能控制，吏缘为奸而不能止。” “以至于某些具体的措施，仅就其本身而言，未必没有它的合理性，但作用于全部变法之中，只是起到了聚敛的效果。” “由此，一方面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日益紧张和冲突，一方面又释放了统治集团对聚敛的无限冲动。最终是全面变法，全面失败。”综上，作者对历代变法的变法评价是失败的，种种问题最终导致变法系统崩坏。这之后的几个小部分则是对以上三大问题的补充，“两千年间国家财政体制的历史走向”到“大一统与国家统一的‘大国效应’”讲的还是财政问题，再者，之后的两个小部分从小农经济的生产与生活、牛耕方面来叙述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活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次，作者针对中国历代变法的类型、特点和成败做了简要评论，尤其是针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后，对许倬云所著的《汉代农业》一书中对“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的一些与史实不符的见解进行商榷。

二、问题阐发

针对本书中作者的某些观点存有疑问，在此总结为7个小问题直抒己见：

1.炎黄两族是由于与中原农业定居所要求的产权稳定不相适应而终止战争，走向联盟。

在讲述古代部落走向联合这部分中，作者不同于以往学者，另辟蹊径从经济方面来解释黄帝族为什么能够“征师诸侯”击败蚩尤，又为什么能使“诸侯咸归”以抑制炎帝族诸侯的“侵陵”。在阪泉之战中，两大同样想位于雄霸地位的扩张集团在此相遇，黄帝经“三战然后得其志”，而炎帝败得心服口服，甘愿称臣，发誓不再与黄帝抗衡。但作者推测，实际情况可能是二者势均力敌，而又出于中原地区普遍农业定居的现实需要而走向联盟。部落间的战争是在暂停农事，甚至是在毁灭某一地区农业的基础上进行的，战争拖延越久，该地区的破坏性越大，于是炎、黄二族在中原地区既不能分出胜负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中原各部落能够正常的进行农业生产，联盟便是唯一的出路。那么，为什么是炎帝向黄帝投降，而非反过来呢？由此看来就有些说不过去了。经济方面的原因是一部分，但这不能构成这场战役结果的所有理由。

2.晋有韩、赵、魏“三家分晋”，郑有“七穆”相继执政，宋有“三族共政”等，皆因国家经济力量削弱从而争取权力。

争夺霸主地位的政治时代，固然是从列国兼并而逐渐发展成为大国的，又因为各项组织和执行费用，以及巨额的战争费用，这些国家的君主不得不加重对人民的剥削，长期如此，国君的权威便受到了内部贵族的挑战和竞争，贵族只要稍加使用些政治手段拉拢民心，便使国君在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其权力不断被贵族削弱甚至被篡夺。

经济控制力的流失使得国君难以掌握大权，形成君弱而贵族权重的局面，例如陈氏代齐，正是因为齐国国君加大人民税务负担，而陈氏家族以厚施于民来争取民心，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齐国被陈氏挖了墙角，篡夺了政权。作者是从经济方面来解释为什么贵族能够取代原本因宗法制而上台的君主，继而掌握大权。可以说，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从这一方面来阐述贵族政治，我是比较赞同作者这一写法的。

3.秦朝二世而亡是因为它所必须的制度费用，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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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的史学家，总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暴政与骄奢淫逸，或者是秦刚刚完成大一统，缺乏政治经验，却忽略了秦朝为组织一套适用于统治一个规模巨大的专制集权制国家的制度，以及为实现有效的制度控制而必须承担的费用。

很多学者支持秦始皇暴政说，可是秦始皇并非是一个本性暴躁的人，他也具有仁君的一些品质，如纳谏如流、宽容仁慈和有度量。《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秦于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春秋战国时期存在许多说客为本国利益前来游说，从外交战略上来看，以游说来规避发动战争的危险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手段，而各国臣民前来秦国游说，说明秦国对其构成威胁，同时通过游说秦可以很好的了解他国国情，权衡利益，但秦始皇听信佞臣所言下令逐出所有客卿。被逐出的李斯之后写下《谏逐客书》，文章历数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朝受重用的客卿对秦国发展和强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始皇看到后恍然大悟马上派人召回李斯，委以重任，可见，始皇也有知人善任的一面，再看另一个例子，关于嫪毐和吕不韦，这二人皆与嬴政的身世有关，嫪毐和嬴政的亲生母亲不清不楚，嬴政岂非不知，却直到嫪毐叛乱才杀了他，至于吕不韦，这个嬴政身边的定时炸弹，一心想着为己谋权，嫪毐叛变也与他有关，他的朋党可谓是树大根深，但对于这样一个卧在自己身边的贪狼，对自己的权力虎视眈眈，嬴政却并未赐其死罪，而是把他遣出京城前往河南的封地，可见其有仁慈的一面。最后，与王翦争并一事，嬴政未听王翦之计，用人错误导致战争失败，事后亲自率车赶到王翦家，对王翦行礼说：“寡人不用将军你的计策，李信果然打了败仗，让秦军蒙受耻辱。现在楚军正在向西推进，一天天逼近。寡人知道将军你有病在身，可是你怎么能忍心在这个时候抛弃寡人不管？”这一做法对君主来说是极失面子的，但他却拉下脸面亲自道歉，实属不易。以上三个例子来论证秦始皇并非性情暴躁之人，而后施行暴政大概是因统治压力而形成，作为皇帝，为巩固其统治有时候是需要一些强硬手段的。

程念祺从经济角度来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我认为从这一方面来讲是十分站得住脚的。从技术上讲，由于秦王朝的统治地域几倍于过去的任何一个国家，各地方的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的千差万别，这就要求一种高度集权专制的制度来管理这片土地，为此，秦朝因政府组织本身规模的巨大和政府控制难度的提高，所需支付的费用也急速增长。再次，统一初期，秦朝仍旧沿用一套适用于战时的经济与法律制度，虽然这样能够极高的提高生产率，但是这种制度并不适合已经完成统一的和平年代，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国民本国认同感是很强的，他们并不完全将华夏民族作为一个大的整体去理解，秦统一后并未做到安抚民心，所谓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就是这个道理，而想要增强国家力量，不能一味地实施“法”，治国要能够“法”、“仁”并施，这是制度上需要作出的改革，这种从“法”到“仁”的转变，有利于降低制度所需费用，从而减轻中央财政危机。

4.国家财政的“大国效应”充分利用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存和再生能力，将财富集聚到国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