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的参照样稿：论明太祖重典治吏(2012届同学)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 目 试论明太祖重典治吏

姓 名 任小华 学号 2008140485

院 系 历史文化学院 专 业 历史学 指导教师 巩宝平 职称 讲师

2012 年 05 月 16 日

曲阜师范大学教务处制

目 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 …………………………………………………………………………………1

Key words………………………………………………………………………………1

一、背景分析……………………………………………………………………2

（一）明初的社会背景………………………………………………………………2

（二）古代治国理论的继承…………………………………………………………2

（三）明太祖的个人因素………………………………………………………2

二、“重典”体现………………………………………………………………………………2

（一）制定严刑峻法…………………………………………………………………2

（二）法外重刑………………………………………………………………………3

三、重典治吏措施……………………………………………………………………………4

（一）监督方面………………………………………………………………………4

（二）教化方面………………………………………………………………………5

四、重典治吏的评价…………………………………………………………………………5

（一）重典治吏政策的影响与效果………………………………………………………5

（二）明太祖重典治吏政策的局限性…………………………………………………6

五、结论………………………………………………………………………………7

致谢…………………………………………………………………………………7

参考文献……………………………………………………………………………8

试论明太祖重典治吏

历史专业学生 任小华

指导老师 巩宝平

摘要：明初为了实现吏治的清明，朱元璋登基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行“重典治吏”，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制定重典，体现在《大明律》《大诰》的制定及法外施重刑上；推行治吏措施，包括加强监督和推行教化两方面内容。这两大方面的措施是明太祖重典治吏的有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肃清吏治、缓和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都与明初的社会背景和古代的治国思想及明太祖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均需我们辩证的看待。 关键词：明太祖 重典治吏 措施 评价

Study on Severe Law Governing Officials by Ming Taizu

Student Majoring in History Ren Xiaohua

Tutor Gong Baop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larity of the bureaucracy in early Ming dynasty , Zhu Yuanzhang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 officials management by severe laws " after he ascended the throne , specific measures have two aspects: making severe laws, reflect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DaMing Law” “DaGao” and imposing heavy penalities beyond the laws; pursuing the measures of governing officials，which include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pushing the enlightenment . The two aspects of the measures constitute a powerful tool in the governing officials, and, to some extent, they play a role of clearing bureaucracy , eas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 But it also has certain limitation at the same time, which has the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Ming Dynasty , the ancient governing thoughts and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Ming TaiZu. So we need to look at the phenomenon dialectically.

Key words: Ming Taizu ;Officials management by severe laws ;Measure ;Evaluate

明初的治吏严明、刑用重典，在我国古代吏治史上颇负盛名。按传统的治政理念：“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周礼》），即在国家建立初期，用刑应当轻缓以休养生息；在国家安定时期，用刑应当适中以求长治久安；在国家动乱之时，用刑应当严峻以镇压平乱。而朱元璋历经血雨腥风建立的明朝，当为“新国”，本应用“轻典”，但他却一反常理，把重典之治发挥到极致，且一改刑不上大夫之古训，实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举。关于朱元璋的重典政策，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或探讨，例如杨一凡先生《论明初的重典治吏》（载《求是学刊》1982年第6期）的论文，主要是从法律的制定与内容方面作了详细论证，孙宇的《重典治吏 立国之本——浅析明初“重典治吏”思想的形成与表现》（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2期）的论文，主要论述了重典思想的形成与表现，等等，不一而足。综观这些研究，大都是立足于单个方面，本文则主要对明太祖重典治吏的背景、措施、评价试做一综合考察论述，同时将其与明初的社会背景和古代的治国思想及明太祖的个人经历联系起来，辩证看待朱元璋重典治吏的积极作用和一定的局限性。

一﹑背景分析

明太祖重典治吏是中国古代吏治发展过程中比较特别的现象，因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少对自身统治集团内部成员进行重典管理。而明太祖推行重典治吏也并非偶然，既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受古代刑乱国用重典思想和他个人经历的影响。

（一）明初的社会背景

明朝初年，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社会生产力也因为连年的战争而大大降低。而元末长期形成的官场积弊，并未因改朝换代而消失，有资料说明当时的官吏非常腐败。“官贪吏污， 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买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失；除得州美，曰好地分；捕得职近，曰好巢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1]不仅如此，在统治集团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争权夺利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愈演愈烈。先是旧地主出身的统治者之间，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产生对立；新旧地主之间，以朱元璋周围的农民出身的武将和以胡惟庸为代表的地主出身的文臣之间，勾心斗角；新地主集团内部，蓝玉等农民出身的武将同朱元璋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些矛盾直接威胁着皇权的巩固。[2]而且，统治阶级内部的这些功臣勋贵在其势力膨胀后，居功自傲，专权乱政，严重破坏了朱元璋首正纲纪的政治方针的贯彻实施。在目睹了元末政治腐败、法纪荡然，最终招致农民大起义后，面对复杂严峻的社会现实，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立国之初应当先正纲纪，重视立法工作，肃整吏治。[3]

（二）古代治国理论的继承

“重典”一词出自《周礼》：“刑乱国用重典。”这一治国思想被以后的多朝君主用作安社稷、治天下的手段，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其中之一。且元末明初，社会不宁，犯罪频发，起义不断，被明太祖视为乱世。朱元璋遵循该古训，提出：“吾治乱世，非猛不可”的观点，从而形成影响明朝“治乱世用重典”的治世思想，该思想表现在对官吏的治理上就是“重典治吏”。

（三）明太祖的个人因素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善于总结经验的君主，自称“淮右布衣”、“起自寒微”，参加过农民大起义的他亲身经历了元朝的暴政，感触颇深。他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进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大起义，这是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为此，他极力主张完善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他曾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

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4]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典治吏”成为了明太祖为政、立法的指导思想。

二﹑“重典”体现

由于奉行重典的原则，且为了恢复统治，加强集权，洪武时期制定了多种充分体现重典政治特征的法典、法令，其中以《大明律》《大诰》为主要代表。除此之外，朱元璋还颁行了大量的峻令、条例，形成了严密的法律体系，并通过法外用刑把重典之治发挥到极端。

（一）制定严刑峻法

1．制定《大明律》

《大明律》作为明朝的根本大法，是统治者在对明朝以前各朝代立法编撰活动总结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成就的一部封建大法，颁布于洪武十三年（1397），分30卷，460条。纵观整部法典，都贯穿了朱元璋“刑乱国用重典”的立法思想。《大明律》以《名例律》为首，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体例完备内容周详，对官吏管理及贪污犯罪行为有详细规定，对于官吏犯赃罪的惩处十分严苛，用刑也极为严酷，都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决心，表明了朱元璋用重典威慑官吏，使官吏畏刑不敢犯的目的。

《大明律》有很多内容沿袭《唐律》，但也在不少方面体现出明太祖重典治吏的特点。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尤其重视惩治贪官污吏的立法。首先，《大明律》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列为“六赃”，并绘制成图置于律首。以“监守盗”取代唐律“受所监临财物”而正式列人“六赃”，说明对主守官吏凭借职权侵吞国家各项钱粮之类贪污犯罪的惩罚有所加强。其他如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坐赃也是为惩治赃官而设置的罪名。其次，《大明律》关于官吏贪污、受贿、盗窃等罪的条文，也比唐律大为增多，规定更加细密全面。如《大明律》规定，官吏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则枭首示众，情节严重的还要处以剥皮之刑；针对监守自盗财物者，不分首从，并赃并罪，赃一贯以下杖八十，满四十贯则处以斩刑。[5]为了严禁受贿，以权谋私，《大明律》规定，吏枉法受赃一百二十贯，处以绞刑；官枉法受赃八十贯即处以绞刑。[6]此外，明律还明确规定了对负有监察之责的都察院、监察道、在外按察的御史之官贪赃枉法的，要加重处罚。《大明律》对官吏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极其严苛，充分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决心，从侧面也反映出朱元璋治理乱世的迫切心情。

2．颁布《大诰》

为强调重典治吏，惩治贪官奸顽，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于洪武中后期亲自编撰《大诰》，作为明朝的特别刑事法规，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部分，共236条。其内容并非抽象的法律法规，而是汇总了一批官民犯罪受到严惩的具体案例，辅以明太祖本人的训导之辞，成为一部集重刑恫吓与宣传说教于一体的特种法典。按照明太祖的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每户都必须收藏《大诰》，为“臣民之至宝”。如犯死罪以下，家有《大诰》者罪减一等，无者罪加一等。[7]各级学校及民间私塾并令讲读《大诰》，由教师率学生至礼部背诵，视所诵多寡加以奖赏。

《大诰》是一部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立法最严峻的法典，是皇帝法外立法的典型。与《大明律》相比较可以发现，它的问世把朱元璋把重典之治推到了新的高度，如在惩处方式上，《大明律》正式规定对于一切贪官污吏的惩罚只能使用五种刑罚：笞（鞭打）、杖（棍打）、徒（监禁）、流（流放）、死（处死）。但在《大诰》中，朱元璋又增定了一些惩罚措施，如凌迟、枭首、诛族、抽肠、洗刷等，刑罚十分残酷。在四编《大诰》中，共记载有案例的条目 156 个，涉及官吏犯罪的条目 128 个。贪赃和苛敛害民的案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