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社会与统一的法典

对于我国目前是否应当订立商法典的探讨。

变革的社会与统一的法典

——关于我国制定《商法典》的讨论

姓名：李子禾 课程名：《商法一》

学号：2012616004 院系：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对于我国目前是否应当订立商法典的探讨。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变革的加深，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商事活动日渐频繁。随之而来的，是以调整商事法律关系为主要目的的商法，正处快速发展的时期。一些观点认为，当今中国应当将制定一部统一的《商法典》提上日程；而另一些观点认为，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须制定《商法典》，而是继续以如今单行法的方式对商事关系进行调整。本文基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对关于是否应当制定《商法典》的观点进行探讨。

一、 我国商事立法的沿革与现状

1．沿革

商法作为私法的重要分支在我国长期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因为我国一直缺乏商法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土壤。清政府虽然制定了《大清商律草案》,但是却未来得及施行就已经灭亡,而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将商法内容规定于民法典之中,并颁布一些商事单行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政府来直接管理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商法长期没有受到重视,自然也就没有发展的可能性了,在这一时期,有关于商法的法律规定极其有限。

2.现状

改革开放后，我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且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颁布了一些商事单行法,比如《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票据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等。

时至今日，我国商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依然依靠这些单行法。在长期的司法实践当中，这些单行法以及部门规章的应用，使得我国商法实质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商事单行法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的商事法还有很多的不足,具体表现为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各单行法在适用上很难保持协调,难以与国际商事规则相适应,所以我们要统

对于我国目前是否应当订立商法典的探讨。

一我国的商事法1。具体来说,我国现行的商事法律法规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第一,我国商事法律至今都没有对商事主体的概念作一个明确的界定,各种法律对商事主体概念的规定模糊,导致了商事立法交叉重叠,给具体的法律适用带来了很大地不便;第二,我国的各种商事法律法规结构松散,没有形成严谨的体系,而且又有很多的任意性规定,概括抽象,法律用语欠缺准确性,容易产生歧义;第三,我国现行的商事法律法规之间既有重复又有矛盾冲突之处,给司法实践的操作造成了不便。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发展,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仍然不是很完善。

二．民法和商法，合一还是分立

1.“民商合一”的观点

在我国民商法学界，一直存在关于“民商合一”或者“民商分立”的争论。 关于主张民商合一的理由,我国民法学界有学者作了如下总结2:

第一,商法是中世纪维护商人利益的法律,在现代社会并不存在商人阶层,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再制定一部商法,用以专门维护商人的利益;

第二,如果要以企业为核心来制定一部调整企业内部外部关系的商法,这样就会形成主体立法而非行为立法的弊端,从而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

第三,因为商品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相应的用以调整这一统一市场的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应该采取民商合一的体例,这样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统一性;

第四,如果采取民商分立的模式进行民商事立法,就有可能造成商法典与民法典内容的重复和矛盾冲突,从而导致人们在适用法律上的困难;

第五,虽然商事主体的商事活动存在一些不同于民事活动的自身的特殊问题,但是并没有必要制定一部独立的商法典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颁布一些单行的商事法即可加以解决。

2.“民商分立”的观点

对于上述理由,我国商法学界的学者进行了如下的评析:

第一,认为商法是中世纪维护商人利益的法律,是由于其对商法发展历史的认识出现了偏差,近代商法不是商人的特权法,而是对商人赋予更加严格的责任的法律;第二,认为是主体立法而不是行为立法,从而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实际上是对平等的过于绝对化理解。尽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私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在近代民法中,立法者已经逐渐注意到了所谓的“平等主体”之间实际上的并不平等,所以更加重视对“弱者”的特别保护,而作为商事主体的企业,其内部组织关系只能通过企业法以及商法典中有关于商事主体的规范来调整;

第三,要维护市场的统一性,并不一定就必须要将调整市场交易关系的所有法律规范都集中规定于同一部法律文件之中,所以说认为民商分立就会损害市场的统一性的这种说法并不能成立; 1

2 高云星：《论我国商法法典化》 参见：江平：《民法学》

对于我国目前是否应当订立商法典的探讨。

第四,认为民商分立就会导致商法典与民法典内容的重复和矛盾冲突,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商法典体系的错误理解。在民商分立的国家,商法典的内容并不与民法典的内容重复,它所调整的是民法典所不能调整的社会关系;

第五,不可否认,单行的商事法是可以解决相关的具体问题,但是这些商事法律法规缺乏体系性,协调性不强,这些缺点必须靠商法典来解决。

三、 商法典制定的现实条件

除了法理上的讨论之外，基于中国上市法律现实的情况，制定《商法典》的可行性也值得我们注意。

有学者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制定《商法通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基本具备。结合笔者本人观点，这些条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已经颁行了大量单行的商事法律、法规和规章,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商事法律体系，为制定《商法通则》奠定了坚实的立法基础;

其次，中国已经审理了大量商事案件,在司法实践当中丰富的经验，为制定《商法通则》提供了相应的基础;

再次，中国在国际经贸组织当中的角色越发活跃与重要,大量国际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的国内商事法律必然有所调整以适应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这就为制定《商事通则》提供了可资遵循的国际准则;

最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许多行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商业习惯，加之活跃的商事主体与商业活动也为制定《商法通则》提供丰富的实践素材。

四、 结语

综合以上的探讨与分析，笔者认为，一方面大量的国外经验能够为中国的商事立法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中国的商业环境与商事司法实践为商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而商法典制定，更是在变革与发展的社会当中，提高商业效率与保证经济发展秩序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统一的法典，不仅是在价值上的一种对市场经济的倡导，更是能改善我国长期以来由于依据众多单行法与规章制度的商事法律混乱矛盾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