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件审判后的思考

薄熙来案件审判后的思考

北京交通大学 王亭

看完薄熙来的庭审视频之后，民意和历史对薄熙来的评判是建立在公众的良知和内心深处，更重要是公众和历史也在对审判薄熙来的国家和法律制度进行评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薄熙来的审判是一个瞩目的“世纪审判”。

国家和国家相关力量机制是法治和正义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脱离特定的国家历史类型和特定的政治体制而抽象地去谈纯粹的法治和正义，不是知识上的幼稚和学术的肤浅就是政治上的别有用心。在薄熙来案件中脱离案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而空谈所谓法治和正义因此是十分幼稚和浅薄的表现；事实上薄熙来案件能够提交中国的司法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这种选择初步看看起来有利于中国正在建设中的法治社会。而事实上我们理解的关于什么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能否构成中国国家和政治建设的的最高目标，法治社会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国家未来的历史进程的关系，远不够透彻。

一、薄熙来的当庭翻供

整个案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薄熙来为自己的辩护。薄熙来的自我辩护有条理有逻辑，他的辩护让旁听者几乎忽略了他的两个辩护人。我们现在的庭审，被犯罪嫌疑人作为被指控方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和独立的思维能力，因此无法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控辩双方平等，在法庭上通过控辩双方反复的指控和证伪，逐步澄清各种事实和证据，对保持中立的法官和陪审员产生尽量客观的自由心证，从而产生最符合事实的判决。

因此现阶段在中国的反腐运作过程中，检察机关检控罪犯的职责就与保护个体公民的职责;前者要求最大限度的收集各种证据，将犯罪嫌疑人定罪成立，而后者却要求推翻各种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最大限度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而在这两种倾向冲突的过程中使证据和事实不断清晰，即通过控辩双方的冲突实现相互证伪和相互制衡、使控辩双方都能展开自己的论据和证据，就是法治社会要求的程序正义，这也是中国公检法制度相互制衡的初衷。现阶段中国的检察机关只有在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和提供证据的刑事案件检察过程中，才有适当的检察缓冲和审查对抗可能。而一旦一个案件的起诉是由检察机关自行侦查和提起

公诉，检察院自身的功能和职责、以及行为逻辑就决定了它必须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最大限度地试图给犯罪嫌疑人定罪，而不可能有为犯罪嫌疑人减轻责任的动机，唯一的例外就是当检察机关需要犯罪嫌疑人为指控其它犯罪嫌疑人提供证据时，通过减轻对犯罪嫌疑人的指控来获取犯罪嫌疑人对他人的指控，即发达国家司法体系普遍存在的“污点证人”制度。

理想化的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机制将在现有的国家司法机制外，建立由国家支持、包括提供经费和资源的人权保护机制，这些机制的核心功能包括对抗传统的国家司法机制，为公民提供国家抗辩和公民基本人权保护。这样的机制可以借鉴现阶段法治社会普遍存在的律师制度，但将盈利性和私人性的律师制度转变为非盈利和公共性的国家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机制;届时每一个处于国家检控下的公民，将获得由平行和独立的国家公民权利保护机制提供的抗辩帮助。只有当控辩双方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时，更好的法治平衡和公民权利保护才能真正实现。

二、社会压力促成最终的结果

薄熙来是有争议的政治人物、有人仇恨他也有人喜欢他，但这一切与法律无关;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最严格的法律条款和最严谨的证据链构成之下，薄熙来是否犯下了被指控的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罪。在逻辑、因果关系、证据和法律面前，没有任何人有更高的权威，因此无论是薄熙来、他的辩护人律师、济南法院法官和公诉人，他们谁都没有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宪法和相关法律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他们谁也不能扭曲和代替公众对薄熙来案件的道德和良知审判和认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正在经历的薄熙来审判是在国家法庭和公众的内心平行展开的。

在思考薄熙来案件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运用缺乏真实内涵的法治角度来观察这一复杂的事件；相反我们必须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即政治、法治和具体法律审判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案件的前因后果。首先必须关注的是薄熙来案件背后的政治前提和政治原因，而在特定政治性前提下，薄熙来案件审判过程中是否首先符合程序正义，然后对他的检控和最终判决是否实现了实质正义?对薄熙来案件的审判能否符合中国现阶段的法治的标准，而更重要的是对薄熙来的审判是否符合中国政治和中国法制的最终合法性的基础既人民的意志，而人民的意志在现阶段如何表现?这一切最终是我们审视薄熙来案件的三重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薄熙来案件审判前后，一些依托在传统国家和公共权力基础上媒体机构与缺乏学术规范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所谓法律学者一道，不断从舆论平台上干扰社会公众对薄熙来案件的认知，暴露出与法制、科学和公平精神完全不相容的各种重判薄熙来言论。这些既无专家对细节的分析能力、也无公正的政治导向的媒体和混迹在中国大学中的伪学者和法律专家，仅仅代表着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和特定政治倾向的视角，与公众的认知已经相距甚远，值得庆幸的这些媒体和这些人物正在被快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获得相对独立思考能力的公众所抛弃;在薄熙来案件审判过程中，这些官僚集团控制下的“左”“右”媒体和无良文人们已经逐步失去了对话体的设定和讨论能力。

三、政治和法关系的重新思考

在现代性的社会中法治和正义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的绝对前提是国家和国家相关力量机制对法治和正义的支持；脱离特定的国家历史类型和特定的政治体制而抽象地去谈纯粹的法治和正义，不是知识上的幼稚和学术的肤浅就是政治上的别有用心。在薄熙来案件中脱离案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而空谈所谓法治和正义因此是十分幼稚和浅薄的表现;事实上薄熙来案件能够提交中国的司法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这种选择初步看看起来有利于中国正在建设中的法治社会。而事实上关于什么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能否构成中国国家和政治建设的的最高目标，法治社会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国家未来的历史进程的关系，远比人们能够理解的复杂。

从政治角度而言，法律是已经获得了确定性，因此能够通过国家和立法形式而表现的政治。而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法治和正义是在现有的国家结构内获得了最高权威和最后理性的政治形式。法律既代表着与力量和权力有关的国家制度，也代表着相应的客观力量和社会组织;因此法律是确定的、形成了规则和获得了确定性的政治，而政治则是社会和国家内外各种力量之间的冲突、妥协以及相关规则和制度的产生过程。

因此法治是国家和权力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已经不再有比权力和国家更重要的政治目标后的政治选择;通过法治的建立，统治阶级和社会其它阶级共同认可了现有的社会基本结构、国家结构和最高权力机构，并且把这一切都转变成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只有停滞在特定意识形态和利益格局的国家才会形成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僵硬，以及

各种利益分配格局、包括对特定社会阶层有利的利益秩序不可变更。因此现阶段已经在现代性过程中完成西方国家法治，其进步性在于建立在个人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形式正义和形式公平，但需要社会性变革才能完成的实质性公平和正义，在维护现有统治结构、包括绝对私有制的西方化法治社会中无从实现。

对薄熙来事件如何处理——以政治的名义还是以法治的名义因此折射出中国正在选择的历史道路——是革命至上还是法治至上?前者实际上就是薄熙来的政治选择、即在现有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上继续动员公众，寻找一条突破现状的道路，这种类型的政治最终会令人联想起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以及让许多人心惊肉跳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按照革命的逻辑去审判薄熙来，很可能他不仅不是犯罪嫌疑人，相反却是革命的政治家和英雄;“一巴掌打出个叛徒“的共产党人。因此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光谱中，薄熙来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左翼政治家领军人物，但其实按照严格的左翼标准，包括对权力、利益、民众以及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薄熙来被归类于“左翼”其实十分勉强，薄熙来事件更多起因于薄的个性以及其利益联盟与其它官僚体系的冲突，而不是真正的政治理念冲突。

四、中国司法反腐道路任重道远

这个案件最吸引人的还是关于贪污的审查。审判过程中中国司法系统已经尽到最大努力来实现程序正义;济南法庭的审判长的选择就是中国司法机构努力在薄熙来案件中尽量公平的明证。负责济南薄熙来案件审判的法庭审判长不是以刑事诉讼为主要业务方向的法官，而是以民事诉讼为学术和业务经历的法官，这其中济南司法机构的良苦用心值得赞赏;由于负责刑事诉讼的法官通常代表国家法律正义、与公诉人一道对刑事犯罪嫌疑人形成国家威慑，因此刑事犯罪审理法官通常在法庭上习惯凌驾于犯罪嫌疑人之上。而在民事法庭审判过程中习惯于平等对待控辩双方的民事审判法官，则在薄熙来案件审理过程中习惯性地平等对待检控双方，从而为薄熙来的自我辩护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检察机关的功能是代表国家进行证据收集和检控犯罪，因此在司法过程中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是对抗性，在这种对抗性的关系中双方的力量和资源完全不成比例，而法治社会则要求整个国家司法体系的最终目的必须包含惩罚罪犯和保护公民的双重职责，而且在二者的关系中保护公民免于公私暴力的侵扰是最优先的目标。因此现代法治社会必须优先关注对公民的保护问题，而公民权利的保护在司法过程中就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各项法定权利的司法程序保

护。由于国家和个体公民在力量和资源上巨大的差距，因此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在司法过程中意味着必须最大限度地质疑对个人的各项指控，在证据和因果关系不确定的前提下优先推定被指控方的清白，而不是优先考虑检察方的指控。

薄熙来案件涉及到政治、法治以及具体法律指控这三个层次，而正是在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薄熙来案件依次展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反映出各种深刻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清晰地折射出中国社会、中国政治和中国法治现状和相关问题。对薄熙来案件审判的理解因此必须从法治的前提、案件审判的合理与合法性即形式正义是否存在，以及对薄熙来的各项指控以及相关的证据是否客观真实这三重视角来审视。

被告人薄熙来曾经是凤毛麟角般的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佼佼者。事实上公诉人对他指证的作为大连市长和商务部部长期间受贿和贪污数额，都与他掌握的巨大的权力、以及完全可能由此而来的巨额寻租贪污受贿潜力不成比例。更重要的是在他在重庆担任地方最高领导时，没有针对他的任何贪污和受贿指证。即使对薄熙来的所有贪污和受贿指控最终都被证明是真实的，与他曾经付出过的努力相比，公众也会在道德和良心上对他进行审判和对比;与中国已经被记录的其他贪官相比，薄熙来一定不是贪污数额最大和行为最卑劣的。而如果薄熙来的坠落能让现在的很多官员认识到自己工作准则的话，我们的党风会有很大的变化。 总体而言，薄熙来案件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法治当中的很多缺点和不足，也能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自己的不足，我们的法治道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每个公民都会在这个世纪大审判中得到自己的收获，而我们看到的缺点和不足需要我们尽快改正，否则对社会和国家都会是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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