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遗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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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刘湘出川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9日川康整军会议匆匆闭幕，10日刘湘通电请缨，13日再次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7 月25 日刘湘令直辖各军、师长，于三日内驰返原防，遵令整军。8月7日刘湘到南京，出席了国防会议，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8月20日任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辖九个军，26日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8 月29 日川康各军整编完竣，重庆行营组织点验委员会，派夏斗寅为主任，派员出发点验。9月1日刘湘率部出川抗战。10月26日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境为江苏的太湖以西和浙北、皖南部分地区。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他是刘湘的主要谋士）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出师未捷

1937年11月9日刘湘自成都飞抵汉口，11日到南京，14日中央改调川军刘湘部分自汉口、河南东开。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移驻重庆办公，刘湘立即发电“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22日刘湘乘船到南京，下令所部各军、师堵击在浙江金山卫登陆、正向浙江境内侵犯的日军，重点保持于广德、泗安方面。11月23日，刘湘胃病突然复发，大口吐血，在昏迷中被护送至芜湖医院，28日送汉口万国医院就医，经抢救苏醒。12月3日，川军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兼，副总司令唐式遵，辖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辖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五军）。12月13日南京沦陷，第七战区所辖地境被敌占领，各军亦转进至皖赣，该战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12月30日，蒋介石训令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由唐式遵接任，刘湘专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很失落。

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月22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褒恤，追赠刘湘陆军一级上将，各界纷纷悼念，2月14日颁令准予国葬。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了极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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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国葬典礼。其陵墓所在地辟为“甫澄纪念公园”。文革期间，刘湘墓曾被造反派砸开，开棺暴尸。八十年代中期，刘湘墓得重修，但尸骨已不可复寻。

抗战中川军有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

1938年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11月中旬，在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已成定局，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胁的形势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自料南京无法坚守，为坚持长期抗战，遂决定依照既定方针，作出了迁国民政府于重庆办公的重大决定。

重庆国民政府

1937年1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会商，决定迁都重庆；15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

16日，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除其最高长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自是日起离南京转武汉赴重庆；17日，作为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乘“永丰舰”启碇西上，从而揭开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序幕。 [1]

1935年，随着中国四川和西南各主要省份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转向中国四川。其时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能长期支撑。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1935年3月4日，他在讲演时称：“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同年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再次指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935年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中又指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而在四川，当时最重要的城市首选重庆。因为重庆为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且有四川天险为屏障，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 [1]

1937年11月18日，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并于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告知与会者：“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11月26日，林森一行抵达重庆，受到四川、重庆地方政府及重庆市民的热烈欢迎；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正式办公；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在重庆上清寺“范庄”举行西迁重庆后的第一次执监联席会议并开始在重庆办公。 [1]

1937年12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开始办公。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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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夏，当武汉战役紧张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7月17日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限五日内全部移驻重庆。奉此命令，先前迁到武汉的各党政机关，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西迁。9月下旬，驻武汉各军事机关也相继向湖南南岳等地迁移，并于武汉失守前迁移竣事；11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又决定驻南岳各军事机关迁重庆。12月8日，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从而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自东向西的大迁徙。 [1]

与国民党党、政、军各中央机关纷纷迁驻重庆的同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迁抵重庆并在重庆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战前不同政见、不同治国主张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及其主要领导人也纷纷聚集重庆，先前来往、散居于全国各地大批俊士豪杰和社会名流，也如百川归海似地荟萃重庆。 [1]

还都南京

重庆国民政府在八年抗战中肩负了重大的历史责任，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1946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以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决定在重庆恢复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

蒋委员长返回南京

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历史使命随之结束。

评价

迁都重庆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自东向西的大迁徙。重庆，由一座古老的内陆城市一跃而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多种力量、因素的综合，共同推动着重庆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由一座古老的内陆城市一跃而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成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党各派参加其中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由一座古老的军事城堡一跃而发展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活动与统治中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的指挥中枢，于整个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发挥着首脑、中枢和灵魂的重要作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成为盟军指挥中心

中国对日宣战以后，蒋介石除了在重庆频频活动外，还电示驻美代表宋子文：尽速转达美国当局，说明中美英荷四国应速制联合作战整个计划及成立联合指挥与军事同盟协定。10日、11日，蒋介石又两次邀请美、英等国大使及武官，商讨中、英、美、荷、澳五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并请马格鲁德把中国的提议转告罗斯福。罗斯福16日复电蒋介石，建议由蒋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立即发动步骤，一致行动以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为达成此项目的起见，本人敬建议，由麾下最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本人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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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该会者应为英、中、荷、苏及美国之代表，同时本人可立即派定勃阑德将军为美国代表，由马格鲁德将军副之，预期该会必可完成具体初步计划"，并希望于12月20日、将会议结果分别告知各国政府。罗斯福在电报中还说，"本人复请英国，与重庆会议同时，在新加坡召集中、荷及美国军官开陆海军会议(由英方)就彼等在南部战区之见地，将作战计划报告本人，并请斯大林在莫斯科召集美中及英国军官开会，由斯大林先生将战局及其对北部区域之见地，详告本人"。 据此，蒋又致电斯大林并同苏驻华大使、荷代办举行会议，还召集美、英、苏军事代表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为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意见。

继罗斯福同意中国的提议后，邱吉尔也复电赞成在重庆组织联合军事会议，斯大林表示一时不能对日宣战。他说："苏联现虽负对德抗战的主要任务，苏联的胜利即系英、美、中国对轴心集团的共同胜利。本人认为苏联目前不宜将力量分散于远东"。 因此，苏联不便派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中国政府派出参谋总长何应钦为出席重庆联合军事会议的总代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主任商震副之。会议原定12月17日召开，由于各方代表未齐，直到12月20日，英、美军事代表才飞抵重庆(荷兰代表还未到)。经协商，由中国代表徐永昌写出五国协同作战总方略。12月23日上午，何应钦、魏菲尔、勃兰特及英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员等在重庆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了会议内容。下午4时，中、英、美、澳等国军事会议在重庆正式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主持。会议决议成立委员会，由蒋介石、麦克阿瑟、魏菲尔及苏西伯利亚总司令各派代表组成之，各推代表组织此永久军分会。会议最后作出六点决议，并同意由蒋介石电告罗斯福。中美英三国，除了在重庆召开会议协商军事合作、互派军事代表团协调战略行动外，还在新加坡、华盛顿等地召开会议，共谋在亚洲太平洋上的战略合作。

在1941年12月18-25日的新加坡会议上，中国政府派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郑介民代表出席。会议商讨了中美英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合作计划。在12月底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全权代表宋子文得以参加。会议确定，纳粹德国是主要敌人；欧洲战场是主要战场，决定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步骤。对如何在亚洲拖住甚至削弱日本力量，会议也作了讨论。为了把中国的战争与盟国军事行动结合起来，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于12月29日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在中国成立一个盟国作战行动司令部。罗斯福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征得了邱吉尔的同意。罗斯福总统提议，将亚洲太平洋战场划分为四个战区。即中国战区、东南亚战区、太平洋战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四个战区中，就其战略地位而言，最重要的是中国战区。太平洋战争刚一爆发，美国《纽约时报》即发表社论指出；"中国战场之重要，在一个月以前，殊难使多数美国人士了解中国战局与美国直接的关系，现则尽人皆知，中国之战事，即为我等之战事，中国对日本施用之压力愈大，则我麦克阿瑟将军愈有战胜之机会"。罗斯福也是清楚这一点的。12月31日，罗斯福正式电告蒋介石，建议由蒋组织成立盟国中国战区。

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26国联合宣言签字仪式上，罗斯福公开宣布了"建立中国战区"的决定。1月3日下午，白宫公告，兹经英美两国参谋总长之建议，及向罗斯福总统与邱吉尔首相之条陈，并经荷兰政府与各有关自治领导政府之同意，……蒋介石上将已承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职，指挥现在及将来在该区作战之陆空军，所辖区域包括越南、泰国及将来可为同盟国所控制之区域在内。其统帅部之设计部分，将有英美代表参加。 这被认为"系西方人士对于任何亚洲人物从来未有之最高尊崇及最深信任，且此举适在二十六国发表共同宣言表示对轴心国联合作战及不单独媾和以后，尤富有政治的重要性。" 蒋介石也得意地认为："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 。为加强联络，蒋特请罗斯福委派一位熟知中国情况的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宋子文在华盛顿也奉命向罗斯福、马歇尔频频提出这一要求。罗斯福、马歇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曾经四次赴华的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从1月14日到23日，马歇尔、史汀生、史迪威充分讨论了远东的形势和盟军的任务，以及美国政府必要的外交安排。1月29日，美陆军部长史汀生在致宋子文函中，对史迪威的任务作了说明：一、监督美国援华物资之支配与使用；二、指挥在华美军及蒋介石拨交之中国军队；三、参加在中国召开之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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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担任同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之参谋长；四、控制在中国境内之滇缅公路 。2月2日，马歇尔代陆军部拟的指示，又为史迪威规定了一项新的使命："改善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帮助提高中国防军的战斗效能" 。

史迪威被任命为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参谋长、租借法案总督、同盟国战争会议美国代表。2月13日，史迪威与他的参谋人员从迈阿密乘飞机离开美国。美国陆军部还用船运送400多名技术人员和教官到中国，帮助和训练中国军队使用美国装备和战术。3月4日，史迪威飞抵重庆，正式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中国战区的建立和盟军指挥中心设立重庆，大大地提升了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重庆已由此跻身世界大都会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