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奔头”——理解冀村农民自杀的一个本土概念

论“奔头”

【青年学者论坛】

论“奔头”

——理解冀村农民自杀的一个本土概念

刘燕舞

内容提要：农民为什么自杀？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从本土正统哲学出发，基于儒家传统对自杀的理

解，以冀村农民自杀的田野经验为例，将农民的日常口头语言“奔头”进行理论提炼并用之分析了冀村农民自杀的原因。“奔头”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通过人的努力奋斗可以实现的愿望和价值，是支撑人一生的日常生活过程持续运行的动力机制，它包含了人活着所要面对的归宿、齐家和生活三个基本层次。农民自杀是由归宿、齐家、生活三个层次所构成的“奔头”这一人活着的动力机制失调所致。随着“奔头”三个层次的主要内涵发生变化，农民自杀的样态亦随之发生了变动。

关键词：农民自杀；“过日子”；“奔头”

一、问题的提出

自杀问题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范域，作为全球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①，中国的自杀问题亦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在过去近20年中，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自杀问题的研究主要限于医学领域，而在社会学领域所展开的自杀研究却相对较少。

在社会学领域自杀研究的有限文献中，真正具有本土化特色且又吸收了西方自杀研究优秀成果的是

“过日子”（“BareLife”or“LivingaLifeofFortune”）这一分析农民自杀的文化意义框架的探吴飞②关于

讨。这一分析框架抓住了“家庭”这一中国的自杀现象尤其是农民自杀现象发生的最核心的场域要素，并围绕关于“人”、“财产”与“礼仪”等家庭基本构成方面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叙述和论证。该理论认为，“过日子”是指包括中国人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养老、送终、年老、寿终等这些环节，也即一个人走完一辈子的过程，而中国农民的自杀是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处理人、财产和礼仪等三方面关系的权力游戏中权力失衡所导致的结果，或者说，农民的自杀是在他们遭遇家庭生活中的委屈或非公正对待而以之作为追求家庭内部正义的一种手段的产物，自杀表明了农民“过日子”和“做人”的失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13CSH004）的阶段性成果，论文初稿的部分内容曾在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2013年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上宣读，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刘燕舞，法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及其应用、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68-

第2卷第5期社会学评论Vol.2No.5事实上，根据吴飞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将“过日子”看成是人这一生的日常生活过程的“运行机制”，而农民的自杀则是“过日子”这一日常的“运行机制”失调后的结果。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询问农民，“过日子”是“为了什么呢”？是仅仅“为过日子而过日子”，还是“有更深刻的目的或动机”？

为此，笔者在距离吴飞研究的田野点不远但基本属于同一文化区域的华北冀村③开展了田野调查。冀村，是根据笔者研究需要而取的一个学名，该村位于河北省东北部Q市Q县G乡，实由两个相邻的行政村C村和D村构成，总人口有2790人，民族成分主要为满族，但绝大部分属于“随满”，实际上都是地道的“汉族”人口，村民家族观念较浓，男孩生育偏好突出。笔者于2011年4月7日至5月6日在冀村就当地农民自杀问题展开了驻村一月的专题调查。资料收集主要采用无结构式深度访谈法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前者主要用于理解农民自杀的具体情境、过程和后果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观念，后者主要用于理解农民自杀在一些量化指标上的分布特征，如性别、年龄、时间区间等。

调查时发现，农民对自杀的最初解释均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或“日子没法过了”才选择“自杀”。应该说，其表象逻辑与吴飞所做的理论思考十分切近。但当笔者进一步询问他们为什么“日子过不下去了”或“日子没法过了”就要选择“自杀”时，他们则表示“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没有‘奔头儿’，没有‘奔头儿’，过日子就没有意思，活着也就没有意义。”在一个月的田野调查中，笔者访谈时不断重复这一问题，而农民也不断重复差不多同样的回答。这种田野经验的冲击使我们深思，“奔头儿”相较于“过日子”来说，应是影响农民选择自杀行动的更为深刻的机理。

较之于“过日子”这一人生日常生活过程的“运行机制”（OperationMechanism）而言，“奔头儿”的实质是人这一生的日常生活过程的“动力机制”（DynamicMechanism）。在吴飞试图寻找却无法找到一个与西方文化中的“上帝”或“赤裸生命”对应的中国概念来理解中国农民的自杀行为，只好将就着选择相对接近的“过日子”作为解释农民自杀的理论框架时，笔者认为“奔头儿”似乎更能对应西方文化中的“上帝”，而“奔头儿”的结构或内涵则是中国农民心中具体化的“上帝”。因而，将农民日常口头语言“奔头儿”进行学术提升构建，就可以形成一种理解中国农民自杀的文化机理的异于西方而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框架。本文试图以吴飞的“过日子”这一农民日常生活过程的“运行机制”的分析为学术起点，从“奔头儿”这一农民日常生活过程的“动力机制”的角度，以冀村农民自杀的经验为例，对中国农民自杀做一些一般的抽象性的理论思考。同时，为了概念形式的简化，我们在本文中将“奔头儿”的儿化音去掉，也即仅取“奔头”二字进行构建提升和分析讨论。

二、自杀社会学研究及其传统

（一）中国的自杀社会学研究

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自杀研究中，主要有结构决定论与行动决定论两种路径取向。

从宏观角度看，结构决定论的代表性学者是景军和张杰等人。他们认为当前中国自杀率的下降是由农村妇女自杀率的显著下降所形成的，究其原因，与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动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的乡城流

上述研究者也因受限于宏观数据年龄变量的缺失，而无法更为详细地考察各年龄段的妇动有关。④当然，

女自杀情况。而有一些数据表明，农村妇女自杀率的下降主要是农村青年妇女自杀率的显著下降，然而，农村老年妇女的自杀率却显著上升。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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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另一些结构决定论者则就诸如代际关系变动、婚姻关系变动等微观家庭结构的变动来解释农

他们认为农村代际关系由反馈向剥削的转换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的重村自杀率更为细致的变化情况⑥，

而离婚率的显著上升与农村青年妇女自杀率的下降则表明，如果缺乏家庭结构的变动，那么，离要因素⑦，

婚率的数字就有可能与自杀率的数字发生戏剧性的但却是符合经验事实的转换。⑧

然而，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结构决定论的缺陷均在于无法观察或研究自杀行动者自杀行动的目的或动机，也即他们在解释自杀行动者“为什么自杀”这一环节上具有重要贡献，但对于自杀行动者“为了什么而自杀”的解释却明显不足。因而，行动决定论者则从社会行动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探索与阐释。农村妇女自杀的意义在于个人的反抗和报复，以获得她们活着时无法达到的目的。笔者在讨论民间法与国家法两者在自杀纠纷冲突中的调处时考察了Pearson与Liu等人所指出的作为反抗或报复的农村妇女自

????杨华等与贺雪峰认为（gamblingforQi）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北方农村农民的自杀行动与家庭政治的关系。??????????Lee与Kleinman也认为中国的自杀可以看作是自杀行动者的一种反抗行为。??吴飞则从“赌气”杀行动。??Pearson和Liu认为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更多地应是家庭内部的权力斗争的结果。⑨Liu⑩还认为中国

农民对死后世界缺乏想象和畏惧，能够自主地处置自己的身体及确定自己的存在方式，这为他们自杀带来

????还值得一提的是，景军亦曾从社会行动取向的角度对一位老年妇女的自杀进行了精了很大的自主空间。??

彩阐释，他从行动的“未预结局”（unintendedconsequence）的角度就一位库区移民的老年妇女的自杀与外

????在情境的关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据此讨论了这一自杀案例所透视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行动决定论的取向相较于结构决定论的取向来说，在中国的自杀研究中可能更切合实际，也应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农民自杀的机理。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自杀研究虽与西方自杀研究传统关联紧密，但是，中国的自杀研究更需要考虑自身的研究条件。特别是对于自杀率数据的运用，我们同样遭遇西方自杀研究中所遭遇过的诸如失真、漏报、统计口径不一等系列困境，甚至，因为各种因素的纠合，我们所遭遇的困境还要远大于西方自杀研究中选取同样取向的研究者所遭遇到的困境。因此，我们接下来有必要简要梳理西方自杀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并据此来反思中国的自杀研究，从而为我们选择合适的研究路径做出说明。

（二）西方自杀社会学研究的传统

结构决定论者的研究传统大体均源溯于迪尔凯姆所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而行动决定论者的研究理路大体可上溯至韦伯所开创的人文主义社会学研究。

实证主义自杀社会学在西方自杀社会学中一直居于主流位置，其开创者迪尔凯姆按照“社会整合”与

????在迪尔凯姆之后，莫里斯·哈布瓦赫（Mau?“社会规范”两个关键维度来考察其与自杀类型的匹配关系。??

riceHalbwachs）认为迪尔凯姆所运用的两个关键变量——社会整合与社会规范——具有高度重叠的特因（thecausesofsuicide）。他指出，在西方社会中，因为城市的疏离程度比乡村要高，所以，城市的自杀率

????然而，中国的自杀特征与迪尔凯姆和哈布瓦赫等人所论述的刚好相反，中国城市的疏离程要比乡村高。??征。因此，他提出更为综合性的“社会疏离程度”（thedegreeofsocialisolation）这一概念来分析自杀的原

度比乡村要高，但其自杀率却远低于乡村。安诸·亨利和詹姆斯·肖特（AndrewF.Henry&JamesF.Short）

????等人??则从对社会规范这一维度的反思出发，进一步完善迪尔凯姆的理论，他们认为可以用“外部控制力”概念理解自杀率的分布及其变化，这一概念分析指出，一个社会内部对其成员的控制力越强，那么其内部成员的自杀率就会越低；相反，如果控制力越弱，那么，其内部成员的自杀率就会越高。不过，中国的自杀-70-

第2卷第5期社会学评论Vol.2No.5????经验同样无法支撑这一理论。即使在西方社会，这一结论也未必成立。??杰克·吉布斯（JackP.Gibbs）与沃

尔特·马丁（WalterT.Martin）两人则根据自杀者的职业阶级（occupationalclass）的变化，从自杀者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的角度来讨论其与自杀率波动的关系，他们认为人们在向上或向下发生社会流动

????时，都会因为与原有社会关系联结的松弛而出现较高的自杀率。??

与实证主义社会学将自杀率这一整体社会事实作为自杀研究对象不同的是，人文主义自杀社会学研究者认为应从社会行动的角度出发将自杀行动当做一种社会行动进行研究，特别是要对自杀行动的主观意义进行探讨。他们对迪尔凯姆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政府所提供的自杀统计数字是否可信的质疑；其二是对迪尔凯姆的自杀定义的质疑；其三是关于是否只能运用自杀率作

????道格拉斯（JackD.Doug?为自杀的研究对象的质疑；其四是对一些实证主义的具体理论假设的质疑。??

研究能够更多地关注自杀者本身的真实逻辑，就有必要摆脱迪尔凯姆主义的窠臼而开创新的路径。最义的关注，主要是关注作为意义复合体（meaningfulcomplex）的自杀行动者的自杀动机（motives），即指向las）发现，统计数字的单调使得关于自杀本身的很多因素或内容均无法显示出来，他发现要想使自杀????对社会意终，他尝试着考察自杀行动的社会意义，并形成了一个较为坚实的新的社会学自杀研究传统。??

????他还指出，研究者必自杀行动者自己或充分明了他人态度或行为的观察者的具有复合意义的自杀动机。??

须关注每个具体的自杀行动，并对其情境做出解释性理解，因此，与其将自杀率作为唯一的考察对象，还不如通过对与自杀者相关的人展开深度访谈，并收集一些与自杀者的自杀行动有关的材料，来理解自杀者自

????杀的社会意义。??

（三）建设性的反思

应该说，人文主义自杀社会学的路数越来越切近中国的经验现实。事实上，当我们将自杀行动者的自杀动机作为考察对象时就会发现与仅观察自杀率所不一样的面相。在中国农村，自杀呈现出各种复杂的类型，如为了报复而自杀、为了殉节利他而自杀、为了摆脱疾病痛苦而自杀、为了死亡本身而绝望自杀等等。而理解这些自杀行动的动机，显然比冷冰冰的自杀率数字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

此外，人文主义路径之所以更适合于中国的自杀研究，还在于客观研究条件所限。人文主义自杀社会学所批评的关于实证主义社会学倚靠官方关于自杀的统计数字来研究自杀所存在的问题，同样存在于中

????而没有关于自杀的统计数国的研究现实中。其一是有些历史时段中因为特殊原因如意识形态的窠臼??

????其二是即使有统计数字公布的年份，其漏报率亦相当严重，如有些学者对全国疾病监测点所收集的字。??

????。费立鹏通过分析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的数据，指出其数据分析指出，其漏报率估计可能达到了28.13%??

????。笔者自己在全国十个省份数十个村庄的调研表明，几乎每地每10例真实的自杀死漏报率可能有18%??

亡者中，能按自杀死亡上报登记的一般不超过3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均以病死或正常死亡上报，甚至对自杀死亡的忌讳所导致的严重漏报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问题。所以，依赖统计数字所做出的研究有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真实性问题。然而，国内秉持结构决定论研究路径的学者大多没有注意这一客观条件的限制性，这对于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国社会或中国经济等宏观结构与中国自杀率的相关关系的研究来说尤其突出。

因此，从西方自杀研究的脉络来讲，本文关于“奔头”与自杀关联的理论思考亦正是秉持人文主义自杀社会学路径的社会行动视角下的一项尝试性探索。当然，基于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到的中国正统哲学对自杀理解的迥异于西方的特点，我们更愿意将之放置在中国的儒家传统路径中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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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家传统路径：理解自杀的本土哲学基础

吴飞在讨论构建“过日子”的理论框架以理解中国北方农民乃至中国农民的自杀时，是从清理和爬梳近代以来西方自杀学与生命观开始的，其基本的预设在于尽管西方自杀学尤其是自杀社会学已经相当专业化，但其所体现的对生命问题的思考仍然脱离不了西方文明中基本的生命观，因而从清理近代西方文化对生命观的理解再来反观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就能为构建具有中国关怀的本土理论框架提供有益的观

????这种学术努力无疑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不过，如果我们将历史视线拉长进而从更为源头的角度就中照。??

西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关于更为具体的自杀观的讨论，我们就会有一些新的学术体悟。特别是从中国自身的文化角度搜寻有益的学术养料从而为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框架服务就显得更加必要。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进入了一个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theAxialPeriod）。与同处轴心时代的西方文化渊源中的古希腊产生了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先哲一样，这个时代的中国亦产生了中国文明源头的众多诸如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墨家的墨子等先哲巨贤。这些至圣大师们在那个所谓礼崩乐坏和战乱连绵的特殊年代思考着人类秩序的众多基本问题，其中关于人以及人的生与死乃至诸如死的非正常方式——自杀——一类的思考同样扣人深省。

在冯友兰先生看来，轴心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及他们所形成的哲学宗派可视之为

????。之所西方哲学的正统，而经由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及他们所形成的哲学宗派可视之为中国哲学的正统??

以要回到轴心时代先哲巨贤关于自杀思考的讨论中去吸取养料，是因为即使是建基于近代西方文明基础上的近现代西方自杀学，很难有证据表明其思想源头仅受一元论的以“上帝”为核心的基督文明的理论思考，事实上，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人们思考的源头均回到了轴心时代。中西方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每当遭遇近代或现代的人类生存发展的危机困境或风险时，都习惯于从肯定或否定的角度回到轴心时代的各自文明中去寻找答案。对待生与死特别是如何生与如何死的问题上，西方文明所面临的一直是哈姆雷特式的拷问。在“tobe”与“nottobe”之间做出决策从一开始的文化源头思考上似乎就是一个更接近二元对立的问题。而这种选择的“艰难”也许并不在于“生”与“死”的“词”上的意义，其所指之“物”更在于“权利”与“罪罚”的讨论。

从古希腊三哲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自杀的论述来看，他们背后实际都隐藏着自杀者

“权利”处理自己的肉身的问题。因而，他们都将之置当然也包括更为广泛意义上个体——人——是否有

于法律的角度去讨论这一人生哲理问题，并根据自己对自杀反对的立场而主张运用法律对自杀者的尸体

????进行侮辱性惩罚。受此影响，雅典的法律将自杀当作谋杀的一种，认为这是褫夺自己生命的犯罪。??我们

认为古希腊三哲对自杀问题讨论的最核心的逻辑在于他们均从“权利”的角度来论述自杀的应该与否，其所谓的“义”大多均指一种比个体更为抽象的“正义”（justice）。这种思维方式显然一直影响着此后整个西方自杀学在构建理论或论述立场时所做的各种努力。

与苏格拉底等对自杀的禁止态度不同的是，孔子关于自杀的态度相对模糊一些。孔子并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直接讨论自杀问题，而是在一些涉及对自杀死亡者或未自杀死亡者的态度或评价中间接表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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