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读书笔记

百家争鸣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读书笔记

《天安门：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这本书讲诉了1895-198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改良和革命的探索和推进作用。全书以时间和人物为线索，记叙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同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对于一个富强、民主、自由的中国的不懈追求，和他们对于不同道路抉择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仿佛感受到了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再现了人间。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知识分子发表着他们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革命的见解；他们揭露社会黑暗腐朽的一面，提出自己的治世的理论；他们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以期望能够让蒙昧、落后的中国大地焕发新的活力。

在想要变革中国社会制度的知识分子中，康有为无疑是先驱人物。康有为出身广州，广州是清朝唯一的对外通商地，因此，康有为很早便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制度；并且深刻的感受到了中国的落后。于是，他在1889年写了一本书：《孔子改制考》，巧妙地借用古代中国圣人孔子来表达他吸纳西方新制度的观点。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他的这种想法变得更加迫切。他在京城不断地上书，要求皇帝彻底改革中国经济和教育制度，效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些睿智、先进的意见可以看出康有为对于建立一个富强中国的强烈愿望。

但他的一些思想是我所不认同的。比如说，他曾拟订在巴西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方案，这让我很惊愕，一个自己国家正饱受殖民痛楚的人竟然想以同样的野蛮方式侵害别的国家，真是残酷；并且很多不平等条约已经让中国积弱，向外殖民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以这种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康有为身上旧中国的“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从光绪给予他赏识之后，他便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态度，忠于光绪，忠于清王朝。而且，到了后期康有为陷入了自己的大同世界，他把孔子思想和佛教理想合而为一，又结合西方乌托邦文献写成《大同书》，这在当时的时代是不切实际的。

与康有为在同一时期为中国革命不懈努力的是孙中山。但这两个人追求的革命道路是不同的，双方有时甚至是互相敌视的。在康有为看来，改革是渐进式的，为了避免中国被西方列强和日本瓜

分，应该恢复皇权，即使皇帝是满族人也无所谓（我觉得这是他维护光绪的一面），先建立君主制。而孙中山则想要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共和制国家；“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在不断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两人都为了筹备资金各自拉拢华侨和帮会，相互抨击。

可以说，康、孙二人的争议是资本主义君主制和共和制在中国的冲突。而在十几年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渐突出，上升为社会主要话题，其中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有徐志摩和瞿秋白。

徐志摩是现代诗新月派的创始人物，他早年在美国、英国留学，他在康桥也就是剑桥时发现了自己的真正春天——追求高层次情感和精神自由。他醉心于自由、舒适的生活，写华美、浪漫的诗篇，也就是当时所说的小资情调。所以瞿秋白认为徐志摩生活在虚幻的意境里，相信爱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的肤浅说教。在我看来，徐志摩作为一位骨子里浪漫的诗人，追求爱情、自由和一切美好的事物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他生在了动乱的时代，他的理想化人生与充满阶级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这既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资本主义生活的幻想者，也可以认为他是一位单纯的诗人、艺术家。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但他在五四运动时期还不是一个明确的无产阶级思想宣传者。那时的他对于如何拯救中国还没有明确的思想，只是在佛经中寻找类似的精神解放。但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他随后作为记者前赴苏维埃俄国考察的经历都坚定了他追随无产阶级的信念。他在苏联写到：“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总算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随后，他变成了中、苏两国发展与交流的使者；回国后全力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判的基本原理，以及各派社会主义的著作。可以说，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除了做无产阶级文化工作外，瞿秋白还亲身实践，尽力去熟悉上海产业工人，而“下煤窑”在当时被资产阶级作家看成是不光彩的事。徐志摩就在他的日记中对瞿秋白“旦夕劳作不能休”表达了怜悯之情。个人认为这恰是瞿秋白有别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比他们可贵的地方。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还有着文化的优越感，瞧不起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虽然他们传播各种文化思想，但受众只是有文化基础的人，而这些人毕竟只是中国亿万人中的少数。瞿秋白的“下基层”做法无疑让无产阶级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并且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知识分子原有的“高贵”。

然而后来人对于瞿秋白有一些非议，其中最富有争议的地方是他1935年就义前在狱中写成的“自白书”。在书中瞿秋白描述了多年来几乎压倒他的万分的厌倦和他长眠前多种多样的遗憾，包含着自我贬低和嘲讽腔调。在我看来，这恰反应了瞿秋白对于自己的高度要求和谦虚的态度，在他看来，自己生前为共产主义事业所做的太少了，微不足道，需要后来人为之不断奋斗；因此，他在书中没有表达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同时，这本书是他在狱中写成的，包含着自我嘲解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要结合他当初的处境来看待他在世的这最后一本书。

在中国近代对于资本主义君主制、资本主义共和制和无产主义制度的探寻过程中，知识分子发挥着推动作用。而在谈论这些人时，一定会提起一个人——民族魂：鲁迅。

鲁迅先生至始至终都怀揣着一颗中国心。最初他想要改变中国人的体魄，漂洋过海到日本学医，期望能通过医术拯救饥弱的中国。但是，在国外接触了西方思想、书籍，以及深刻了解到了祖国人民的愚昧麻木后，鲁迅毅然决定弃医从文，用笔杆来唤醒国民的思想。因为，文化是名族之本，只有文化才能唤醒民众。鲁迅在世时没有参加任何政党，这正如史景迁这本书中所说的：“就像他超脱医学一样，鲁迅也超脱了政治。”鲁迅的目标只是激发出中国人潜在的意志力，只是赋予同胞们以非凡的力量从而改变他们的命运。鲁迅不属于任何政党，他只属于中国人！

鲁迅的作品大多表现了他对于社会黑暗、腐朽、麻木、冷漠现象的披露。他用犀利的眼光来省视四周，用讽刺的词句来批判国民身上的诟病。他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国民情怀的文学家。他同时还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师长。他关心学生运动，担心学生的安全，为学生运动受到打压而愤怒，《记刘和珍君》便是最好的证明。

鲁迅是时代的镜子，透过他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光与暗，看到人情冷暖，看到知识分子的不同情状。那个时代正是有了他，才彰显了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

在《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还有一位主要人物，她叫丁玲。但书中有一些关于她的描述与我们了解到的有很大不同。就比如：我们知道的是，在丁玲上个世纪30年代被国民党逮捕后，鲁迅等人曾积极努力想要营救她；而在史景迁的书中，却说在得知丁玲失踪后的下落后，“鲁迅就曾冷冷地对朋友说，‘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东西方历史学家由

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对一些事有不同的看法；而我们作为读者，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能被作者左右。

丁玲的一生充满坎坷。不管是从情感经历还是政治、文学生活上来说，都是如此。丁玲有四次感情经历，有丧夫之痛、有失去恋人之苦，到最后才和小她13岁的陈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白头到老。在政治、文学生活中，1942年的“整风”让坦率的丁玲陷入危险境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让她在北大荒呆了八年、监狱呆了五年。

在这本书后半部分，尤其是丁玲身上，明显可以感受到史景迁这样的观点：共产党或者说共产主义压制了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它让那些揭露共产党统治的社会的不好一面的知识分子都闭上了嘴巴。我只能说：限制知识分子的行为各种各样的政党都曾做过，共产党不是唯一；上世纪的“文革”确实是个悲剧，需要深刻反思，但那只是历史上的一点，相信在历史潮流中知识分子自由地合理表达观点一定是主流。

总而言之，这本书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他们的思想火花彰显了时代风貌。希望新时代知识分子依旧活跃，百家争鸣之音永远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