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于竹帛 读书报告

读钱存训先生《书于竹帛》的一点心得

历史文献学研究概论 读书报告 冯帆 2014101971

读《书于竹帛》1

钱存训先生的《书于竹帛》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古代书籍史的经典之作。上海书店零二年出的中文本，是大陆首版。据钱先生为这一版撰写的新序可知，本书最早以英文写成，初版于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随后被翻译成中、日、韩三种文字，并多次修订，分别在香港、台湾、日本等地以不同的书名发行。自初版至今的五十年中，此书经久不衰，且一直受到学界重视。根据相关资料和书中内容，笔者认为，其能成为经典的原因可归结于三点：一、题目新颖。西方对印刷术发明以前的中国书籍史少有涉猎，其研究重点基本放在印刷术发明之后。即便有书籍通史，对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探讨也十分简略。此书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2二、成书时机恰到好处。作者写作此书开始于五十年代末。那是抗日战争刚结束的一段和平时期，很多战前发掘的考古材料得以研究并出版，于是本书有了丰富的研究对象，作者才能整合归纳大量材料以成一家之言。本书出版后的十余年，中国大陆经济匮乏、学术环境较差，又赶上文革时期所有学术工作几近停滞，考古及出土资料的研究止步不前，本书遂成为当时独树一帜的研究中国书史的西文著作。3三、根据学术新成果不断增订。这部写于五十年代的书包含大量后来的研究成果。作者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考古资料不断囊括进来，使书中内容紧跟学术前沿。

读此书第一感觉是文字简练，行文流畅。不同于其他外文译著，本书译文多用常见词汇和短句，语言十分中式，明白晓畅。文中引用史料，极少照搬原文，而是经过作者解说，详略有体。因此本书既可为研治中国文化史等学科的专门学者提供信息，还可作为“一般学者修习图书目录学和书籍历史的参考”4。序中曾言，本书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报告、古物和铭刻的影本或拓本以及学者对这些古物的研究和阐释”5。这些材料大多细碎又不相关，生硬地将其串联必使文章复杂而不可读。作者的做法则十分巧妙，他通常用一两句话把材料的重点提取出来纳入文中，再将大段出处来源及具体解释以尾注的形式附于各章之后。这样使本书文气十分流畅、通俗易懂，又不失学术参考价值。各章后的注释也可成为深入研究各专学的门径。

书中多为介绍性文字，然细读不难发现其中非常有启发性的点。

第一，绪论中谈及中国文字的特点，认为“中国文字除了一般文字通有的音、义以外，1

2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参见本书《写作缘起》 3 参见夏含夷：《1960年以来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王正义译，刊于《文献辑刊》，2005年10月第4期。 4 参见本书《写作缘起》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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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特殊的形体，这种具有特殊形体的文字，超越了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团结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6。这样的分析，于作者不但是多年研究得出的独到感受，还是研究之余对祖国文化的深沉敬意。于笔者，则是一种十分新颖的视角，更是跳出琐碎材料和科学论证而升华至文化体悟的助力。读到这样的文字，笔者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竟可以将具有实体的文字与国家民族性、整体性联系起来思考。作者不赞同“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是文字演进的规律和迎合世界的潮流”，因为这样忽略了“汉字的功能”，并假设：如果“没有汉字形体所独具的延续性和凝固性相维护而采用拼音文字，中国早已成为许多以方言立国而分崩离析的国家了”7。笔者为这样的见识深感叹服，因为只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才能做出如此有力的批驳。

第二，第五章论及竹简和木牍的使用先后。在作者看来，“虽然‘简牍’已成为一个名词，竹木的使用也相提并论，但最初用以书写的材料，相信是竹简而非木牍”8。随后从简牍形制、文字构造以及出土实物三方面论证此观点。“简”与“牍”的并行使用掩盖了二者出现之先后。大多著述在解释“简牍”时，仅区分二者材质和使用方式，并不太关注其因承。作者此处的解读，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实物，再加上他对书写材料发展规律之认识，明确提出“竹简的使用，应先于木牍”9的观点，十分有创见。

第三，第七章论及纸的西源说。笔者自小就知道，纸源于中国。读本书得知，这一说法并非一成不变——西源说曾风行一时。20世纪以前西方学者一直认为纸是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用破布制造出来的。但这一说法被后来的学者所否定，因为在中国边疆发现了为期更早的古代纸质文物。随后，作者又从成纸原理分析纸草与纸的区别，指出纸草是植物纤维体物

10理变形的结果，而纸是纤维体“经过化学过程而制成的”，从而进一步得出“纸的西源说”

是站不住脚的。整个论证过程非常简单明了，即便有较为复杂的理科知识，作者也将其讲得清清楚楚。

第四，第九章谈到中国文字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直行书写顺序的原因。这种原因“虽不可确考，但可推测这一特点应和中国文字的构造、书写材料、应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关”11。作者认为，中国文字“直立而非横卧”的形态、“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策”是促成自上而下直行书写的原因。而古人左手执简、右手写字，写完顺势将简策6

7 参见本书正文第2页 参见本书《上海版新序》，第2页 8 参见本书正文72页 9 参见本书73页 10 参见本书118页 11 参见本书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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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右边，从而形成了自右向左书写的习惯。从这些结论可看出，作者并非拘泥于文献和实物的考证，而更多地加入了试验与想象——对于研究者来说难能可贵。在大多数书沉闷地阐述观点时，作者的真知灼见确实能发人深思。

诸如此类还有一些。作者以大量专业而复杂的资料及研究成果为基础，却没有陷入琐碎的考证和零散的拼凑中，而是深入浅出、平实叙述，将印刷术发明前的中国书籍史以文字载体的线索分章介绍，最后成就了这样一部综合探讨古代典籍制度的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