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家伎的兴盛及其对宋词繁荣的积极影响

试论宋代家伎的兴盛及其对宋词繁荣的积极影响
刘水云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2
【复印期号】2011 年08 期
【原文出处】《中国文学研究》(长沙)2011 年2 期第56～62 页
【英文标题】The Rise of “Domestically-kept Prostitutes”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Positive Impact it had on the
Poetry of Song Dynasty
【作者简介】刘水云，男，戏剧戏曲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浙江 杭州 310018
【内容提要】 在养优蓄伎盛行一时的两宋时期，作为宋词主要创作者的文士缙绅阶层，大多留连声伎且家蓄伎乐。文士缙绅阶层的养优
蓄伎对宋词的繁盛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为激发词作家的创作热情，促进词作的交流传播，从而推动词的全
面繁荣发展。
As the prime contributors to the poetry of Song Dynasty, the literati and high officials nearly
universally had a passion for visiting singsong houses and keeping prostitutes at home, which once
prevailed in the Southern &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this phenomenon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blossoming of the poetry of Song Dynasty in terms of its function to foster the
enthusiasm in authors for poem composing, to aid in poetry' s circulation and to bring about the full
advancement of the poetry of Song Dynasty.
【关 键 词】家妓/宋词/创作/传播Domestically-kept Prostitutes/the poetry of Song Dynasty/poem
composing/circulationUU8567740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1）02－056－07
词作为中国音乐文学的重要门类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妓（或伎）乐之风的兴盛以及歌妓唱词的蔚成风尚，是宋词
繁盛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唐宋词研究的深入进行，有关歌妓对唐宋词发展的影响日渐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如李剑亮先生
称：“词作为一门应歌性很强的音乐文艺，它的兴盛既与隋唐燕乐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有赖于唐宋两代的歌妓制度。
歌妓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形态，为词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块不可缺少的文化土壤。”[1]沈松勤先生则进一步
指出：“与唐代一样，宋代士大夫在官府‘得以官妓歌舞佐酒’，在家则蓄养歌舞妓女，每逢宴饮，命家妓奏乐唱词，以助酒
兴，成了宋代士大夫家庭中普遍流行的娱乐方式。”[2]二先生从歌妓制度的社会文化功能着眼，充分肯定了歌妓对唐宋词形成
和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显著的开拓意义。
然而，笔者认为，相对于两宋时期的官妓（包括教坊中的歌妓、军中的女妓、中央及地方官署的歌妓）和私妓（或市井
妓），缙绅士夫蓄养的家妓，因其与宋词的主要创作和消费群体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依存关系，对宋词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消费
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由于宋代典籍的浩瀚和家妓史料分布的零散，导致宋词研究者们对于家妓之于宋词的意义认识不足，笔者
想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阐发。
一、两宋时期畜伎之风的盛行
宋沿晚唐五代馀习，养优畜伎之风甚盛。同以往历代封建帝王听任、宽宥臣下畜妓相较，宋朝诸帝采取了更为开明的妓乐政
策：首先是倡导功臣蓄养家妓，并将其视为消弭祸患的有效手段。《宋史·石守信传》载：“帝（太祖）曰：‘人生驹过隙尔，
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其次是一改历代帝王对职官畜妓的限制
政策，鼓励职官畜妓。宋李鹿《师友谈记》称：“仁皇（仁宗）一日与宰相议政罢，因赐坐，从容语曰：‘幸兹太平，君臣亦宜
以礼相娱乐。卿等各有声乐之奉否？’各言有无多寡。惟宰相王文正公不迩声色，素无后房姬媵。上乃曰：‘朕赐旦细人二十，
卿等分为教之，俟艺成，皆送旦家。’一时君臣相悦如此。”从太祖、仁宗对功臣和职官畜妓的倡导，可知有宋历朝帝王对臣下
蓄妓一以贯之的鼓励态度，而“惟宰相王正文公不迩声色”，则透露出蓄养家妓已成为宋代缙绅士夫之风会所趋。
在宋代庞大的养优畜妓者群体中，以士大夫阶层最为凸显，这与最高统治者崇文抑武的治国策略以及官僚阶层优厚的俸禄有
关。宋代职官俸禄之厚为治史者所公认，如清赵翼即慨叹宋朝“待士大夫可谓厚矣”[3]。宋代士夫优厚的俸禄为他们养优畜妓
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职位的升迁带来的往往是畜妓数目的增加。据宋仁宗梳头太监称：“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制（翰林学
士和中书舍人知制诰）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4]爵高赀雄者，大多声妓繁艳。如北宋仁宗朝宰相韩
琦，“在相府时，家有女乐二十余辈”[5]；夏竦“自奉侈靡，多畜声伎”[6]。神宗朝宰相韩绛有“家妓十余人”[7]。徽宗朝
宰相王黼“家姬数十人，皆绝色”[8]，蔡京、童贯家姬至少也有数十人之多[9]；南宋名将张俊的后代张镃有“名妓数十
辈”[10]。连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11]。官俸有盈馀者，也多畜妓自奉。如欧阳修有歌妓
“八九姝”（《宛陵集》卷十九《次韵和酬永叔》），苏轼也“有歌舞妓数人”（《说郛》卷三十四上）。甚至禄薄家贫者，也
不废畜妓。如杨褒“好古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家姬数人，布裙粝食，而歌舞绝妙。”[12]所谓士大夫无论
贫富贤否，皆醉心声妓。
宋代士大夫的畜妓与传统文人风怀、习尚相关。借丝竹陶写哀乐也是宋代缙绅士夫文饰其荡糜之习的托辞。诸如“浮生长恨
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13]；“暗想浮生何时好。唯有。清歌一曲倒金尊”[14]；“顾我未能忘世味，绿尊红妓对斜
曛”[15]之类的感慨发 抒，可谓士夫畜妓者的夫子自道。至于在职官吏的畜养声妓，也是宋代乐妓制度的一大特色。如神宗朝大
臣韩维“早辰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16]，而与韩维妓酒周旋者，多为韩绛（字子华，韩
维之兄）、欧阳修（字永叔）等蓄妓亲友同僚，韩维《和子华兄同永叔饮三班官舍兼约明日饮永叔家》诗云：“视草名臣润色
才，玉墀晨退共徘徊。朝廷无事文书省，台阁相欢笑语开。少厌赓酬停落笔，旋寻歌舞约衔杯。广文主簿官闲冷，不是诗情岂合
来。”[17]颇述公私妓宴酬唱之乐。宋代士夫从容周旋于公私事务及宴饮声妓之间，了无所迕，此亦一时之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