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分权、财政联邦主义与我国中部经济发展

上传者：杜汝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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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1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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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分权、财政联邦主义与我国中部经济发展

内容摘要:本文在财政联邦主义制度的框架下,探讨了分权的制度成本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笔者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中,财政联邦主义的精要就是鼓励非同一模式的地区试验,这是我国制度的经验与启示,也是未来中部经济发展的机会。

关键词:分权财政联邦主义中部经济

财政联邦制:“制度效应”与我国中部经济发展

1993年,中国经济学家许成钢与钱颖一在《转型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与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的文章。钱颖一和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如Gerard Roland和Barry Weingast等人)在几篇论文中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提出了我国是一种市场维护型联邦制度,这种理论被称为“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在传统的公共经济学领域,早期的思想认为分权能够打破公共管制的失败,建立有效的激励竞争机制,降低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鼓励地方创新并合理配置资源,因而分权一般具有积极的效应,并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代财政分权思想更多地与地方政府的激励、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由于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转型经验现象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与早期的公共财政理论已经不同,他们突破了公共品供给的局限,进一步把向地方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的激励和地方的竞争联系起来,建立了解释经济转型的一个概念框架。分权的既定结构有利于降低改革成本,面临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竞争,存在预算硬化的效应、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制度存在运用指标竞争的可能性,如增长速度、外资投资、利润、改革推行速度等指标,加大了包括外资在内的指标增长的可能性。林毅夫等则从经验上验证了我国的财政分权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在中国过度地强调分权意义的研究仍然是有局限的。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著名论断,他指出,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此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向地方的分权体制架构逐步形成,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分权尝试没有获得成功。由于执行的是以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员为对象的行政分权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在各级行政机关之间划分权力和利益,中国的分权改革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陷入分权与集权周期性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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