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海峡两岸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_综述_徐远和

·动　态·(《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

“海峡两岸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6年7月9日至12日,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主办、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会”协办

的“海峡两岸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

会”在山东省曲阜孔子故里举行。海峡两岸

60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进行了热烈的

讨论,共发表40余篇论文。与会的两岸学者

一致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

深,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也

是维系海峡两岸和海内外中国人的精神纽

带。海峡两岸和海内外的中国人应该积极探

索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反思其变迁历

程及深刻意蕴,探究其现代意义与未来角色,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动现代社会的发

展。和风细雨、如切如磋的交流和不同观点

的争论,不时把会议推向高潮,给两岸学者

留下了深刻印象。兹就两岸学者研讨的几个

主要问题,综述如下: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之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陈筠泉研究员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不了解传统的本质。应当说,传统是文化发展中体现连续性的东西,它的本质是真正的现在;传统是通过对现代人的制约和支配而获得自己的规定性的。这就意味着,传统不是消逝在历史中的东西,不是仅仅沉睡在遗存下来的书面文献中的东西,不是作为现代人的身外之物,而是历史上积累和传递下来、通过社会生活的各种媒体而转化为现代人本身存在的东西,是化为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东西。因此,要从本质上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及其传统,仅仅研究书面的历史文献是不行的,只研究古代和近代的中国人也不够,最重要的是善于发现文化传统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方式。从这种意义来说,认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

也就是现代人的自我认识。我们作为传统的

承担者、体现者,必须充分自觉地意识到这

一点,才能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北

京大学哲学系朱德生教授认为,弘扬传统文

化的实质是弘扬民族精神,以期曾经有过辉

煌的昨天的民族明天能更辉煌。要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不仅仅要认真研读中华文化的元

典,而且要深入研究当代的实际,以便真正

能做到从当前时代的高度重新考察中华传统

文化,使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东西

得到新的阐发。用“温故而知新”来形容弘

扬传统文化是比较贴切的,学习传统文化,要

善于从故纸堆中读出新道理来。台湾学者杜

正胜研究员提出,对待传统文化,真正的困

难在于如何择别,确定哪些该弘扬,哪些尽一、关注的焦点:如何对待中华文化传统及其资源　　中华文化不仅源远流长,积淀深厚,资源丰富,而且随时变迁,历久弥新,富有活力。与会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有哲学的、宗教的、政治伦理的、文学艺术的、科学技术的,乃至生态环境的,包含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高度智慧。深入发掘和充分利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各种资源,创建适合二十一世纪需要的新文化,是当前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中华文化传统及其资源的问题。学术界有人声称,要“告别现代,回归古典”,寻找和恢复“中国

可弃之如敝屣。我们对于古典的择取应以人

民为依归,特别表彰肯定人性尊严、尊重人

民地位、关注人民福祉的篇章,从经典中提

炼出现代意义,这样,经典才能与现代呼应,

符合现代人的需要。台湾学者张玉法研究员

对“五四”前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蜕变作了分

析,强调应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与调适,

懂得文化因交流而成长的本质,在兼容并包

的状态下,使中国文化因不断吸收新知而创

新。人的内心自律,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的,世界需要东方的智慧。东亚民族只有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充分的自我意识,保持自觉的“张力”,才能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较大的贡献。相对而言,台湾学者更为重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联。台湾学者李亦园研究员认为,来自儒家经典的哲学思维即所谓“大传统文化”和来自民间的日常文化即所谓“小传统文化”,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的重要部分。大传统引导文化的长远方向,小传

统则代表一般民众的文化,扮演一种提供大

传统文化许多基本生活素材的角色,在当代

的社会中也逐渐被认定是影响经济发展及社

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应该在传统和谐均衡

观基础上,尽力发掘可能为现代社会生活所

用的素材,予以合理开拓发展,就像日本一

样,虽然接受西方文化,却又在西方文化之

上加上自己的文化特色,如此才能超越西方,

否则只是不断跟随西方,不管如何努力,总

是永远落在西方之后。台湾学者杨国枢教授

着重探讨了社会现代化历程中传统信念的变

迁机制与方向问题,指出:台、港及大陆三

地中国人之传统信念的共同变迁机制与方

向,主要有四项:从外控性变向内控性,可

以说是一种自主化的历程;从神秘性变向功

利性,可以称为世俗化的历程;从普同性变

向歧异性,可以说是一种分殊化的历程;从

僵固性变向变通性,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化的

历程。并且认为,这可能是华人社会及其民

众从社会取向变向个我取向的必然结果。

文化与经济、传统与现代,都是复杂的

社会、历史问题。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也

没有绝对优秀的文化,而且历史告诉我们,经

济落后的国家不一定文化也落后,而文化领

先的国家并非经济也领先,17世纪的英、法、

德哲学和我国魏晋与盛唐哲学上的高低,分

别从一国和多国的比较中说明了这点。所以,二、研讨的热点: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　　东亚是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人们在探究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因时,不能不注意其文化背景。而中国传统文化曾对日、韩、越等国家发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黄心川研究员分析了东亚文化模式,指出,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但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也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文化的推动和维护,现代经济制度的确立及经济高速度的发展都是不可思议的。日本在历史上以善于吸收中国和西方文化而著称,但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其自我主体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个主体渗透着日本民族的性格、心理、思维方法、审美情趣乃至风俗习惯。由于日本文化融合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成果,并经过不断的自我调整和变革,加之国际格局的变动和美国的支持,从而在战后的短时期内就把经济恢复起来并迅速实现了腾飞。新加坡实行“兼容并包,东西结合”的文化模式,以东方价值观作为精神主体,以西方科技文化作为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的手段,创造了现代的先进文化和文明。山东省社会科学院赵宗正研究员认为,东方的精神是关注人自身,关注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稳定,关注

文化与经济、传统与现代,它们之间的复杂

网络系统正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开放的实践历

史活动制约的,特别是在我国走进世界历史

的时代更是如此。如果可以把文化的功能界

定为创造自由向全面发展的人的话,那么这

就可以作为衡量文化的一个尺度,同时也顺

理成章地成为经济发展的维度。如果经济与

文化的发展离开了求真向善爱美的人的素质

的生成,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不仅把文

化推向市场的做法显而易见是毫无根据的,

而且发掘传统资源推动现代化也缺乏科学论

证。东亚经济的崛起对于文化上的欧洲“中

心”论是一个打击,但从学理上未必能驳倒

韦伯的儒教对现代化资源贫乏论。与会者认

为,对这些问题还应作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人文”精神,无论多久,多远,仍是“延展”的精神,是合天、合地的“和合”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也认为,“和合”既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东方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和合精神,在二十一世纪,可以承担化解人类冲突的责任。台湾学者沈清松教授同样认为,和谐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他在分析了儒家与道家的和谐观后指出:人性的复杂与深度,会要求以多种形式、多重面相,达至各自性命的实现,并建立和谐的存在关系。因此,人应在不断深化的基础上重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并迈向充量和谐。台湾学者胡佛教授进一步论述了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关系问题,指出:人文关怀

是人文精神的一种发挥与实践,而人文精神

则是人文关怀的一种信念与动力。一个民族

在文明上的进步,实源于人文精神的振作与

发皇,而一个民族在文明上的落后,也不出

人文精神的不振与衰退。我们中华民族如要

在文明上有大的创设,就必须在人文关怀上

有大的促动。我们应发扬人文精神,推动人

文关怀,达到国民品质与生活的提升,进而

完成国力的增强与国家的统合,并对全人类

的和平与福祉作出贡献。

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如同叶秀山研究

员所言:在西方,在黑格尔那里,所谓“活

力”、“生命力”乃在于对现存的世界说出一

个“不”字,呼唤“否定性”的力量,与持

“肯定性”的中国传统人文的“生命”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蒙培元研究员指出:

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与困惑,是将“内圣”与

“外王”结合在一起,企图用“内圣”解决

“外王”问题。当代新儒家也大讲“内圣外

王”之学,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台湾学者

夏长朴说:经学具有民本思想,但民本思想

并不等于民主政治。就中国来讲,德先生与三、前景的瞻望: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当今世界,全球性交往日益密切,呈现出文化与发展的多样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如何合理交往是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姚介厚研究员指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化体系的理论核心,为社会发展提供理性指导和价值取向。不同哲学与文化传统在相互交往中各自体现现代性,是世界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历史特征。我们建设新文化有个“古今中西”问题,它实质上包含三重内涵:发展作为主导思想、具有开放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汲取世界文明包括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三者之间应合理兼容与会通,以适应现代化大业为旨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叶秀山研究员分析了中西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强调中国人同在一个蓝天下,同在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的天、地“令”我们相“合”,我们的历史“命”我们相“合”。中华

赛先生早已成为国民基本常识的一部分。如

此等等。因而,瞻望未来,也似应从历史的

过去、现在、未来的走向中,省视古传统渗

透于今日的弱点与短处。正如朱德生教授所

讲的那样:弘扬文化传统,不是认识到什么

是“好”的,即使是价值判断,也应倒过来,

先看清什么是“坏”的。这种基于事实判断

上的价值判断,正是一种历史的过程的把握,

是扬弃。从而,“和合”的人文关怀才能找到

它的基础,真正落到实处。因为“和合”精

神不会自己运动、前进、发展,它需要推动

力。如果认为它自身即是推动力,那就应该

指出这种推动力是什么。如果把这种逻辑贯

彻到底,那么必然陷入循环论证。而且,这也与传统精神不符。北京大学哲学系朱伯昆教授在阐述《周易》的“忧患意识”时说:人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即使处于平安无事、事业发达兴盛之时,也不能掉以轻心。正是这种忧患意识,锻炼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意志和生活智慧。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把忧与乐的关系整合到一起的表述。如果这样讲“和合”,那么就一来切合传统,二来也可与现代接头了,三来就能使我们对未来的瞻望取得一种历史感、过程感。和合在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奋斗历程中孕育,一旦形成,又有新的奋斗,如此不断前进。山(徐远和)　　

(《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

京都“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及对21世纪的展望”

研讨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方克立教授在

日本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访

问期间,日文研以方先生的研究领域为中心,

集中了日本有代表性的一些中国哲学研究专

家和学者,于1996年5月16日至17日,主

办了题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及对21世纪

的展望”的研讨会。会议以方克立教授的报

告《现代新儒学研究在中国》和《20世纪中

国哲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作为开始和总结。

期间,日本学者主要就日本明治以来中国哲

学研究的现状,特别是对东京大学和京都大

学中国哲学研究的传统和特点,以及最近出

现的新动向,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估价。会

议还对中日两国中国哲学研究的交流和互动

展开了热烈而友好的讨论。下面就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作一简要综述。一、20世纪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回顾与总结　　在这次研讨会上,方先生对本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即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进程作了系统的论述。他的论述主要是围绕下面几个问题展开:1、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方先生指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参照西方哲学的问题和研究范围,来整理中国传统哲学资料,寻绎出一个思想发展的线索而建立起来的。在20世纪上半世纪,用西方哲学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