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

一个中国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陈 琦

转载自《中国医学人文评论》

摘要：施思明博士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在起草世界卫生组织章程序言，包括“健康”定义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施思明博士应该被我们所纪念。

关键词：施思明；世界卫生组织；健康

----------------------------------------------------------------

1998 年10 月27 日，一位中国老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郊的长老会医院

(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与世长辞，享年90 岁。美国多家主要媒体刊登了讣告，如《洛杉矶时报》“施思明，世界卫生组织创建者之一”[1]，《纽约时报》“施思明博士，90 岁，联合国卫生官员”[2]。当年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成立50 周年，在“WHO西太平洋地区成立50 周年”大会上，WHO 西太平洋地区主任的报告中称“施思明博士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3]。 在SARS 和甲型H1N1 流感后，普通老百姓对公共卫生也开始关注，从而对在全球防疫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这个国际组织也耳熟能详了。2006 年，来自我国香港地区的陈冯富珍女士当选为WHO 总干事，国内各界对WHO 就更为关注了。我国与WHO 颇有渊源，是其发起国之一。但是在国内，讲到WHO 的创立时，对于其中的关键人物——施思明却很少提及。

施思明是谁？哪些机缘促使他成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

一、家庭与教育背景

（一）家世

施思明，谱名施耿元，是施肇基博士的长子。1908 年4 月5 日出生于中国天津，因为当日正好是清明节，故名“思明”。[4]

施思明的母亲是上海买办唐杰臣的长女、唐绍仪（1860‐1938）的侄女唐钰华女士。唐绍仪为清政府第三批留美儿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回国后历任天津海关道、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1912 年3 月，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唐为第一任内阁总理。[5]这层关系对施思明父亲施肇基的仕途不无影响[6]，从而也间接影响到了施思明的人生轨迹。

施肇基（1877‐1958）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1893年赴美，任驻美使馆翻译生。 1

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期间曾任驻俄使馆随员，并派驻海牙出席“弭兵会议”。1902年回国，任湖北洋务文案兼留美学生总督，率领第一批湖北省公费学生赴美。1906年应政府考试，得最优等法政科进士。后历任中国驻英国、美国全权公使（1934年使馆升格，任大使），曾出席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国际联盟会议、旧金山会议等国际会议，是中国20世纪知名外交官。[7, 8]施思明也跟随父亲游历多国，出入国际场合，结识了各界名流。[6]

施肇基对卫生公益事业也有贡献。1910‐1911年冬春，中国东北地区爆发鼠疫，时日俄正觊觎东北，两国以中国政府无力领导防疫、要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事关主权，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奉派办理治疫之事”，在他的力荐下，“自南洋返国，在京无事”[8]的伍连德(1879‐1960)博士被任命为中国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初到疫地，多数外国专家对他的看法不屑一顾，法国医生梅斯耐甚至对他暴跳如雷。伍连德愤而请辞，所幸施肇基力排众议，顶住多方压力支持伍氏，并免去梅斯耐职务。为取得摄政王对于疫区焚尸的授权，施肇基寒冬除夕哭谏王府，终于感动府台[9]。在政府、百姓、上司的支持下，伍连德短短四个月时间内扑灭了瘟疫。清政府遂决定在奉天举办一次国际科学会议。这次会议并非一次简单的纯学术会议，庆亲王奏称“臣等窃维此次开会研究疫症，事关卫生，实为中外观听之所系”[10]。施肇基身为主管大臣，提前多日到会，与伍连德共同筹备。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大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开幕。东三省总督锡良将军与施肇基等一干清廷官员身着朝服出席，手捧圣旨宣读祝辞。施肇基代表东道国首先发表讲演，指出会议宗旨是如何防治鼠疫,造福于人类。提出与此次鼠疫扑灭过程有关的问题，要求大会予以讨论。中国近代首次举办的国际科学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会后，中国在哈尔滨成立了第一个自主的防疫事务部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隶属于外交部。[11‐14] 伍连德后来对我国医学贡献颇多，是中华医学会创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现代防疫体制的奠基人[14]，当初施肇基慧眼识英才、鼎力支持也算有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施肇基任国际救济会宣传组主任，并创办上海防痨协会及附设医院。[7, 15]

（二）学业

在父亲任驻英国期间，施思明移居英国，就读于温切斯特公学。父亲一直希望施思明从医，在自己赴美任职期间，特地安排英国外科医生康德黎爵士（Sir James Cantlie，1851‐1926）作为儿子的监护人。[6] 康德黎1887 年到中国，是Patrick Manson 爵士 2

（1844‐1922，英国医生、寄生虫学家，因研究丝虫病和疟疾而闻名[16]）在香港的执业伙伴。康曾任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第二任教务长，孙中山是该院的第一批学生，康对孙颇为赏识，著有《孙逸仙与中国之觉悟》。1896 年，孙在伦敦被清驻英公使馆绑架，就是在康德黎多方奔走营救下才获释。[17]1898 年，康在伦敦创办《热带医学卫生杂志》（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 Hygiene）。 1921‐1923 年间，康担任了英国皇家热带医学卫生学会会长，还成立了圣约翰急救协会。施思明很感激康德黎激励了自己在医学和科学方面的兴趣，并教导他观察和推断胜于阅读和记忆。[6] 此时，施思明还认识了另外一位学医人士——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因塑造了大侦探福尔摩斯而出名的英国作家。施思明将柯南?道尔视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之一，深深崇敬他的爱国情怀、正义感、正直和运动员风格。[6] 中学期间，施思明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自己倾向于以后从事历史、法律或政治方面的职业。后来，他成了学校一个联合国社团的少数创始人之一，显示了对国际组织的浓厚兴趣。

但是施肇基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还是希望儿子从医。弱国无外交，祖国内忧外患，施肇基深有苦衷，面对数月甚至常年没有薪水的困境，他不得不举债来维持公使馆的运行。他尤其受朋友梁如浩（1863‐1941，曾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8]）的影响，梁也同样说服了自己的四个儿子从医。[6]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医“上可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同样“能及大小生民”。在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从医也许是父母能为子女想到的理想归宿。

1925 年，施思明顺利通过了医学学士第一部分的两门考试：物理和机械学，具备了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医的资格。本来施思明还得在中学读一年，但是想到祖国是那么需要帮助，他恨不得早点从剑桥学医毕业。施思明在剑桥接受了良好的医学训练，授课教师都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如因研究有氧运输、高海拔生理学、胎儿循环而闻名的Joseph Barcroft 爵士（班氏丝虫的主要发现者[16]）；因研究神经元而获193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Edgar Charles Adrian；因营养化学、维生素方面的研究而获1929 年生化诺贝尔奖的F. Gowland Hopkins。施思明还聆听了到访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讲座。学生们从这些大师身上收获的不仅是他们教授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人生的启迪。值得一提的是，施思明还看到了解剖老师保存多年的伍连德当年的解剖卷子：满分一百分。[6]

3

1928 年，施思明进入了伦敦最古老和最漂亮的医院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 Hospital）实习。该院始建于1213 年，最初是济贫院，后来伦敦市政府将其买下，作为给穷人免费医疗的医院。这里的一些带教老师是英国最杰出的医生，但是除了临床实践，给施思明触动最深的是病人的贫穷和人生悲喜剧。在妇产科的实习让人感触尤其深刻。在医院里，产妇们都被梳洗、穿戴得很好。但是，当实习医生们把新生儿送到家时，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副景象：母亲和一大群孩子挤在地下室一个房间里，衣衫褴褛，杂乱不堪。这段实习经历使施思明渐渐打消了做医生挣钱的想法，转而立志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有所贡献。[6, 19]

学习之余，施思明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活动。先是担任了伦敦中国学联主席，后来又成为全英的中国学联主席及《中国留学生》杂志的编辑。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怎么处理公共事务，对他后来参加中华医学会和联合国的活动打下了基础。[6]

二、职业生涯

（一）1945 年前：中华医学会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1934 年，施思明博士返回中国，加入了中华医学会。1935 年被推选为学会副总干事，次年任总干事。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医学会组织会员参加各种救济队伍，并发起医务救济捐款运动。[20]在得力副手王吉民的协助下，施思明得以脱身为学会的抗日活动四处奔走：建立战时麻风中心、组建学会自己的救济中心、开办诊所、建立血库等等[6]。施思明在1937 年进入国民政府负责实施美国租借法案的工作小组，并于1941 年赴美，出任国民政府时任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在华盛顿，施思明还被任为《中华医学杂志》主编之一，负责在美国出版在国内无法出版的内容。1944 年6 月，施思明进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UNRRA）卫生处工作，帮助制定远东医疗救助计划：派遣专家去中国、调遣中国医生过来、分配医疗物资。共有价值约4130 万美元的医疗物资配送中国。[6] （二）1945-1948 年：参与创建世界卫生组织

1945 年4 月25 日，联合国制宪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施思明参加这个会其实完全是个巧合。中国是该会的发起国之一，代表团团长正是宋子文，因为需要一个能用英文写演讲稿的秘书，他便向UNRRA 借调了施思明。之前，施思明在UNRRA 的一位同事Geraldo de Paula Souza 博士也接受了巴西代表团的邀请赴会。

4

在26 日，与会各国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初稿，此稿只字未提“卫生”问题。在之后的一次医学午宴上，施思明与同事Geraldo de Paula Souza 碰到了挪威的Karl Evang 博士，三位医生都认为把建立一个国际性的世界卫生组织加入议程中。因为二战的破坏，以前的一些国际卫生组织都停止了活动，如国联卫生组织（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国际公共卫生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ene Publique）。只有泛美卫生组织（Pan‐American Sanitary Organization）还在继续活动，但是仅局限于美洲地区。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能正常运转的卫生组织。 由于中国是此次会议的四个主要发起国之一，另两位医生认为最好由施思明取得中国代表团的支持，向大会提交提案。可是此时距离提案提交截止日期只剩两天，四国之前互相协定一国提交提案前，需征求其他三国同意，时间已经不容中国代表团补充提案。施思明想到了另外一条途径，以决议案（resolution）的形式提议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an interim commission）。

宋子文当即同意了这个请求，于是施思明起草了“关于召开国际卫生会议以成立一个国际卫生组织”的决议案。之后，施思明四处征求相关人士对该草案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宋子文团队的顾问、曾任国联卫生组织医学主任的Rajchman 医生是唯一对草案很冷静的，他透露其实自己有个关于新卫生组织的计划，这个组织的常设机构应该在巴黎，否则“就会被美国公共卫生署所控制”。这是施思明第一次知道了欧美间的矛盾。顾及到Rajchman 医生的考虑，施思明又进行了大量修改。此时，他考虑的重点是如何尽可能地减少反对。[6]

他在回忆录里写到“虽然我也愿意听从建议，只由中国作为发起国，但是想到列入巴西代表团的名字有利于我们争取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因此，还是以中国和巴西代表团共同提议的方式正式向第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Commission II Committee 3）提交了决议案。接下来，施思明开始频频参加这个会议，以便与主席Ramaswami Mudaliar 建立紧密联系。Souza 博士也为决议案提供了很多无私的帮助，尤其是在拉美代表团间作了大量工作。此时，挪威的Evang 博士奉召回国，代替他的挪威代表不仅不提供帮助，还试图在他们的草案中夹带一个社会组织。更不妙的是，筹划委员会要求所有会议委员会重点讨论与联合国宪章有关的建议，他们的决议案遭搁浅。Souza 博士建议由巴西代表团提交修正案将一些词汇列入宪章草案的提议案中，如“健康”。但是其实提交修正案为时已晚，施思明觉得保险起见，还是应致力于召开国际会议。在咨询了众多人士后，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