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述评

谢菲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前我国文化遗产研究的热点。与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熟地区相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在方法与理念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笔者拟对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予以梳理，以期通过他山之石为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启发。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述评；启发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3-0093-06

TheReviewoftheOverseasStudyonRelatedIntangibleCultureHeritage

XIEFei

（CollegeoftheHumanities，Xiamen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China）

Abstract：Theintangiblecultureheritageisahottopicinthecurrentchina.Comparedwiththeadvancedareaabouttheprotectionofintangiblecultureheritageintheaboard，thepracticeintheprotectionofintangiblecultureheritageexistcertaingapwhetherinthewaysorlogosinchina.Therefore，combingaboutthestudyofIntangiblecultureHeritage，theauthorhopethattheotherexperienceofferbeneficialreflectionandenlightenmentfortheintangiblecultureheritageinchina.Keywords：Intangiblecultureheritage，studyreview，reflectionandenlightenment

遗产保护起源于欧洲。自1790年法国国民议会设立遗产保护机构，列出遗产清单算起，国外遗产保护已历经两百多年的历史。欧洲在文化遗产地保护，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在自然与文化遗产国家公园的立法、管理，日本、韩国等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与保护等方面，都具有较为成熟的保护理念与经验。与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历史相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保护尚处于发展期，各项保护实践与理念在亦步亦趋中探求与摸索。2011年6月1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亦将实施。基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状况与现实，有必要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理念与经验，建立本土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指导当下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自国外遗产研究滥觞以降，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遗产）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纯的研究命题凸显出来，而是与有形遗产并置考虑与思考。随着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加快了学科整合的步伐，吸引了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法学、博物馆学、考古学、经济学、教育学、建筑学等众多学科的跨学科对话与协商，涌现出一大批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

盘点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主要来源于1994年创刊的《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HeritageStudies）、联合国编辑出版的《国际博物馆》（MuseumInternational）和2006年韩国收稿日期：2011-04-06

基金项目：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科学研究工程”项目“桂北瑶族民间信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及保护研究”（YB201003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谢菲（1973-），女，湖南邵阳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

2011年6月版国家博物馆创刊的《非物质遗产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angibleHeritage）等相关刊物。笔者从中撷取了几十篇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意图抛砖引玉，管窥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理念与取向，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提供对比与借鉴。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探讨与建构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9年出台的《保护传统文化与民俗建议案》的软性法律相比，《公约》指导下保护理念的一个明显转向是改变了以往简单地记录与保存遗产的方式，更加注重对草根实践者的尊重与认识，把文化传统的生产者与遗产视为须臾不能分离的一体，将遗产视为一种过程与实践，而不是毫无生气的产品（proucts）。这种“活态性”的理解不仅反映在宏观层面上遗产工业的实际运作上，也体现在具体而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表述与生产者叙述过程中。

随着全球遗产保护运动的滥觞与兴起，加之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在全球的推进，遗产被纳入产业的组成部分，并在经济/文化、国家/地方、历史/现在/未来等视野中逐渐勾勒出复杂的生产关系。美国人类（1995）以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民俗学遭遇指示内容前后差异与构学家BarbaraKirshenblatt-Gimblett成真实性的现代学科危机为引子，认为回归传统问题的讨论并不是捍卫民俗学标准学科的地位，而是盛行地将民俗学“误解”作为现代实践遗产事实的一种指示，并达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共识：1.遗产是当今借助于过去的一种文化生产模式；2.遗产是通过过去，展示差异以及某些可能本地化等价值附加成分而形成的一种“价值附加”产业；3.依托旅游业，遗产生产地方感以输出产品；4.遗产的特点集聚了其目标与器具之间充满问题的关系；5.不管现实是否在场或缺席，遗产生产的关键在于它们的幻想：实际的目的地，幻想的地方。[1]2004年，BarbaraKirshenblatt-Gimblett发表《作为元文化生产的非物质遗产》，进一步深化了遗产作为文化生产模式的理解，她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有形遗产、自然遗产到非物质遗产保护诉求与理念的变化立场以及《名录》系统化阐释出发，认为遗产是文化生产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给予濒危的、过时的文化展示自我的第二次生命。这种生命力的获取，不仅基于人既是文化遗产保护客体也是保护主体的思考，同时也是文化变化内在属性的实在性所决定的。[2]

在遗产工业中，某些本土美国学者在参与将自身文化转化为异质性商品予以消费的过程中，经常将他们的工作描绘成“共享文化”。参与遗产工业被认为是本地文化再生产的有力催化剂，同时对本地人有意识避免某些文化特征的商品化构成了威胁。AlexisCelesteBunten（2008）以阿拉斯加一个美国本土（CommodifiedPersonna）的的文化旅游企业为个案，探讨了旅游从业人员如何以所谓“商品化伪装”构建化解文化商品化的威胁，为遗产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地方“自觉商品化”的鲜活案例。[3]作为文化生产的一个模式，旅游与遗产是须臾不能分离的双生子。在时代、权力与商业等因素操控之下，大众旅游的兴起与以遗产作为出售的旅游商品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与此同时，旅游者对遗产传统文化的消费本身根植了现代性对遗产传统性的损害，与遗产创造并延续人类的存续与发展相背离。[4]面临大规模旅游活动对遗产传统的侵蚀，遗产主体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活动中维持与遗产的关系，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国外学者试图用家园遗产理念，维系文化主体对遗产的依附感，消解大众旅游与遗产传统性的张力，而AlexisCelesteBunten提出的“商品化伪装”概念则给予家园遗产理念操作性层面的思考与借鉴。文化主体有意识地将旅游商品与遗产传统二分化，以伪装的策略留存遗产的历史性、经验性与地方性，免除消费经济对遗产整体性的破坏，地方主体性予以张扬，家园生态和旅游产业发展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遗产是连接过去与现在，并延伸至未来的纽带。作为历时性发展的见证物与连接点，遗产物与遗产承载体具有言说与表述的特质，TomG.Svensson（2004）关于人与物的研究较好地表达了这一思想。[5]他认为在物质文化研究中，人造物品与知识的联系是可辨别的。知识主要来自于本地人的声音，为了阐明人与物的内在关系，强调叙述是非常重要的。基于这一理念，作者沿着家族传承谱系，以编织艺人的口述史与篮子编织传统的展现，强调关注知识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有关语言的体化包含了无形与有形遗产，使得物品自然成为文化的代言人。

作为遗产体系组成部分，有形与无形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在国外从事遗产运动研究的学者从宏观视野上提出的遗产理论，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与认识同样具有指导性意义。如RobertHewison（1989）从遗产政治学的视角审视了遗产概念表述与被表述的问题，认为20世纪80年代“遗产工业”在掩盖遗产实践、学术与认同价值的同时，却悄然将遗产的所有权发生转移，附加了想象成分，使得遗产变成文化再生产的商品；[6]PeterHoward（2003）从所有权与遗产主体的视点，将遗产与继承、继承物三者并置予以思考。由于受国家话语与政治权力的影响，遗产所有权会发生改变。因此对于个人遗产而言，其所有权在国家群体认同、家庭认同、个人认同这三者之间发生转换。[7]在遗产归属权的研究中，DavidHarrison（2005）指出遗产的归属首先表现为个人的或家园的（the‘place’ofhome）。其次，遗产实践性特征决定了“真实性的遗产”是个人、群体与历史选择的结果。同样，这种选择性表现在遗产表述与被表述、解释与被解释的机制中，并深受主观性、权力话语、历史记忆、民族主义等方面因素的影响。[8]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保护体系的历时性、反思性与建议性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初期。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并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用同一的标准与体系指导与评估签约成员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其适集中刊登了系列关于非物质文化用性与可操作性亟待各成员国的检验与回馈。2004年，《国际博物馆》遗产概念、保护体系评估与建议的文章。论文以反思与审视的视角，力求在实践性与操作性层面上给予客观、实在的建言。随后，以上研究内容也逐渐成为《非物质遗产国际期刊》的重要议题。

1.概念界定与保护体系的历时性研究。从概念到实践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保护体系日趋构型与完善，这种历时性研究理念的变化不仅折射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主导性的文化理念，也为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清晰脉络提供了详尽的文献资料。JanetBlake（2000）从国际遗产法的发展历程、文化遗产与文化财的区分，文化遗产的本质，文化遗产、文化意识与文化权利等四个方面缕析文化遗产的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操作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渐变性与关系性的立体型概念体系。[9]随着遗产保护运动的深化与认知程度的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保护体系逐步得以完善与修正。DawsonMunjeri（2004）以《威尼斯宪章》到《关于真实性的奈良宣言》中真实性内涵转变为例，反映了无形与有形遗产从相斥到相互整合的过程。即从基于西方代表作概念上限于物质的真实性、手工的真实性、设计的真实性、环境的真实性等方面的狭窄定义，逐渐扩大到传统、技艺、精神、感情、历史与社会等方面的维度。[10]LourdesArizpe（200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样性与一致性》一文中评论了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设置标准的几个因素，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化。[11]

2.建议性研究。在多元社会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涉及有形遗产、知识产权、文化权利等方面的关系性主题。如何保证公约实施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厘清上述关系性命题，众多学者从经验性研究中提出了相应的实施对策与保护意见。GorgesCondominas（2004）以口述文化与书写文化的历史遭遇与事实为例，阐述了研究与保护无形遗产的目的、困难、重要性以及研究者所应具备的一些意识、方法与技巧；[12]WendWendland(2004)则从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本地和其他文化社区有关知识产权的需要与期待、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在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多样性挑战下，传统文化表达与知识产权的关系面临日渐复杂与考验的问题、目前知识产权组织运作的结果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详实地表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关系以及未来合作的领域。[13]WimvanZanten(2004)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新术语》一文中则呼吁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施，一些必要的操作性概念需要修正与定义，如从人权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权力由谁主导的问题以及无形与有形紧密关系的确认等一系列操作过程面临的窘境，亟需建立新术语予以规范；[14]而RexNettleford（2003）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迁移现象，分析在迁移中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以及促进遗产传承与创新的现象，提出针对以上情况加强保护的观点。[15]这类建议性研究立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性与可行性的思路，网罗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节点的关系性问题，试图消除症结，理顺关系，寻求解决路径，补充与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框架。

3.反思性研究。批评与反思历来是社会学科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理念和特征。在西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来自于西方社会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和“物化”的反思，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16]作为“集管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背景中难免遭遇实施障碍与效度性问题，继而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批判与反思。比较典型的是RichardKurin(2003)的《2003年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种批判性的评价》[17]和Susankeitumetse(2006)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洲遗产管理方法的实用含义》[18]等相关文章。前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产生历史背景、公约框架以及赋予的职责与义务，讨论公约的缺陷、执行障碍以及条件充分性的问题，如遗产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迅速膨胀，成为个人与群体滥用的一种工具；有形与无形概念在实行中的分离以及两者领域的分隔削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有效性。此外，作为一种认知，无形文化遗产必须与人权、展示互相尊重地方文化的需要以及可持续发展相一致。对于尚处于稚嫩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言，这种目标好高骛远，脱离现实，有点强人所难。

后者以博茨瓦纳一个非洲人社区为背景，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存在与使用含义，认为通过创造名录代表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做法，降低了遗产既存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同时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素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分离，减少了它们存在与使用的价值。

2009年，由D.F.Ruggles，H.Silverman主持合编的论文集《无形遗产的具体内涵》，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当前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新趋向，[19]系列文章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体系的历时性梳理、特殊案例研究与实践对比的共时性探讨，以及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导致政治性问题的思索与诘问，为理解、剖析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历史性、现实性、反思性的理论视点。

追本溯源，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思性研究承袭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界“后”学理论之风，将反思与批评这一社会学科引以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证据发挥得淋漓尽致。伴随后现代哲学思想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弥漫与渗透，国外部分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实施与人权维护的抵触、公约政治性的隐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施主体———民族国家能否顾及地方的表述与声音等系列问题的反诘，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发生基本范式（radicalparadigm）的转变，即从物质文化的客观属性向人的主观性经验的转向。这种转向延展了社会人类学对于公共领域反思性研究的旨趣。随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也不乏从概念的认知、体系的评估以及实践的解构与互动中揭示物与非物、国家与地方、名录体系内与外等客体与主体、主体与主体之间交互关系的张力与博弈。

作为实践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其概念与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国际背景到国家话语及地方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凝聚了东／西方、国家与地方、体系内／外等深刻的话语霸权与复杂的权力关系。围绕话语权的争夺、权力的博弈以及资源的占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窥见社会项。近年来，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反思性与解构性研究的兴盛，目运作逻辑的一个子场域（subfield）不仅契合了“后学”时代对社会巫术解魅的旨趣，也反映了当前公共知识分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主体性思考的张扬。作为社会群体的存在，公共知识分子的意义并不在于充当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流意识的附和者，或是满足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般性描述以趋附于权力主体话语，而是规避自上而下（top-down）的主流性视阀，基于特殊案例研究与实践层面的对比，剥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敏锐地指出隐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误识与短见，为只关注保护即时效益的社会提供一种非常必要的矫正机制。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经验性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经验性研究主要从微型的社区个案实践研究与宏观的国家政策制定与执行两个层面予以展开。

微观层面上，RudyDemotteyi（2004）以比利时的法国人社区为个案，从法律的层面探讨了国家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其主要特色表现为无形遗产特殊待遇的落实与公众保护意识的提升。[20]同样，SusanO.Keitumetse(2009)以社区的视角探讨了可持续发展与文化遗产管理对接的可能性。[21]这种研究视角以具体而微的社区实践观照国家话语体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保护主体的立场为他者实践提供经验性对策与策略上的参考。除了微型社区研究外，个人工作史的研究视点也成为窥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经验性研究的另一有效途径。如韩国国家博物馆总指导HongnamKim(2007)撰写的《我的有形与无形遗产保护历程》，以参与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保护的个人历程以及角色转换这一独特视角，侧面地反映了整个遗产保护理念的转变以及韩国遗产保护经验。[22]

宏观层面上，YangJongsung（2004）的《韩国文化保护法》[23]、Londres.C(2005)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记：巴西经验》[24]、AhmedMorsi(2005)的《关于非物质遗产研究与保护方案》[25]等文章详细地介绍了韩国、巴西、埃及等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所做的努力以及保护现状及其政策与措施。在巴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维护并不局限于文化领域，还包括环境管理、知识产权、正式与非正式教育等领域的问题。在制度建设上，巴西政府正逐步考虑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性与程序性的合法机制，同时致力于社会利益知识评估和提升机制。而在韩国，突出对文化传承人现实性的关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色与亮点，如政府或民间团体出资建立传系所，为传承人提供实质性的医疗与养老保险，同时加快民间技艺认定与制度性教育资历的对接等实惠性的措施与制度，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后顾之忧。

从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经验性研究中可以总结出，各国纷纷通过政策与措施的惠及，集中加大了对遗产承载主体的认识与尊重，从注重“物”的保护理念向以“人”为主导保护理念的转变，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态性与动态性的特征。

与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较为成熟的地区相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在方法与理念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尽管以往我国不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内容，以保护民间文化的名义予以观照与思考，但2003年《公约》的正式出台，开启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性行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深度与广度亟需纵横并接。一是在研究理念上，随着守望民间文化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社会行动的转换，不仅仅昭示我国民间文化保护战略发展思路的转向，同时也牵扯研究理念的转换，即随着保护民间文化国家主导层面的上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是一个自律的体系，而是一个关系性的网络。过程性与互动性的观察视角将成为今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视点；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高涨的国际与国内背景催化下，以往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艺术等学科长期驻足于民间文化研究取向亟需发生转换。尽管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的联袂探讨，酝酿出一批较有现实意义的成果，但仍有待于契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进一步深化学科理念、方法，强化学科联合研究。三是在研究内容上，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实性与时效性的特征，注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主题需与保护行动紧密结合的特征，实践性探讨不可置否。从研究时效性而言，对民间文化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前后变化过程的动态性考察与思考，特别是名录体系的申报、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进入名录体系后地方保护实践对民间文化自身生存机制的影响等问题的分析将成为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趋向，这些问题的探讨将直接关乎民间文化的延续性与遗产主体保护的自觉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新理念，密切结合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地方性经验，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研究视域，深化认识与理解，提炼富有创新性的理论与方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本土化体系，引导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走向，将是未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１］ＢａｒｂａｒａＫｉｒｓ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Ｇｉｍｂｌｅｔｔ，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３９，１９９５，ｐ．３６７－３８０．

［２］ＢａｒｂａｒａＫｉｒｓ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Ｇｉｍｂｌｅｔｔ，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ａｓＭｅ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５６，２００４，ｐ．５２－６５．

［３］ＡｌｅｘｉｓＣｅｌｅｓｔｅＢｕｎｔｅｎ，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ｓｅｌｌｉｎｇｏｕ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ｉｎｔｈｅ 2011年第3期贵州民族研究[双月刊]2011年6月版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ｖｏｌ．３５，２００８，ｐ．３８０－３９５．

［４］彭兆荣，郑向春．遗产与旅游：现代与传统的并置与背离［Ｊ］．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８，（３）：３３．

［５］ＴｏｍＧ．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ｓ，Ｍｕｓｅｕｍ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ｖｏｌ．３１，ｐ．８５－１０４．

［６］ＤａｖｉｄＬ．Ｕｚｚｅｌ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Ｖｏｌｕｍｅ１：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Ｂｕｉｌ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Ｂｅｌｈａｖｅ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７］ＰｅｔｅｒＨｏｗａｒｄ．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Ｍ］．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３．

［８］Ｄ．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Ｍ．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２００５．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ｗｏｒｌｄ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Ｃ］．Ｃｌｅｖｅｄｏｎ∕Ｂｕｆｆａｌｏ∕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ｈａｎｎｅｌＶｉｅｗ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９］ＪａｎｅｔＢｌａｋｅ，Ｏｎ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４９，２０００，ｐ．６１－８５．

［１０］ＤａｗｓｏｎＭｕｎｊｅｒｉ，Ｔｈｅ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ｂｏｌ，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６１，２００９，ｐ．１２－２１．［１１］ＬｏｕｒｄｅｓＡｒｉｚｐｅ，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５６．２００４，Ｐ．１３０－１３６．

［１２］Ｇｅｏｒｇｅｓ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５７，２００４，ｐ．２１－３１．

［１３］ＷｅｎｄＷｅｎｄｌａｎｄ，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２），ｖｏｌ．５６，２００４，ｐ．９７－１０７．

［１４］ＷｉｍｖａｎＺａｎｔｅ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Ｎｅｗ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５６，２００４，ｐ．３６－４４．

［１５］ＲｅｘＮｅｔｔｌｅｆｏｒ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５６，２００４，ｐ．７８－８３．

［１６］康保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惑［Ｊ］．瞭望周刊，２００５，（３０）：５９．

［１７］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ｕｒｉｎ，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２００３ＵＮＥＳＣＯ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５６，２００４，６６－７７．

［１８］Ｓｕｓａｎｋｅｉｔｕｍｅｔｓｅ，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０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ｖｏｌ．６１，２００６，ｐ．１６６－１７１．［１９］Ｄ．Ｆ．Ｒｕｇｇｌｅｓ，Ｈ．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２００９．

［２０］ＲｕｄｙＤｅｍｏｔｔ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５６，２００４，ｐ．１７４－１７９．

［２１］ＳｕｓａｎＯ．Ｋｅｉｔｕｍｅｔｓ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Ｂｏｔｓｗａｎａ：ｔｏｗａｒ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ｓｄ．２００９．ｐ．４１９－４２５．

［２２］ＨｏｎｇｎａｍＫｉｍ，ＭｙＪｏｕｒｎｅｙｏ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ｆ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ａｎｄ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５９，２００７，ｐ．４６－５２．

［２３］ＹａｎｇＪｏｎｇｓｕｎｇ，Ｋｏｒｅ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５６，２００４，ｐ．１８０－１８８．

［２４］ＣｅｃｉｌｉａＬｏｎｄｒｅ｀，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ｏｆ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ｔｈｅ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４，ｖｏｌ．５６，ｐ．１６６－１７３．

［２５］ＡｈｍｅｄＭｏｒｓ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ｎ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５７，２００５，ｐ．６１－６６．

（责任编辑：李筱竹）

（责任校对：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