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英译_红楼梦_研究现状与启示_基于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的分析_辛红娟

　　第37卷第5期云梦学刊Vol.37，No.5Sep.2016

　　2016年9月JournalofYunmeng

　　杨宪益英译《红楼梦》研究现状与启示

　　———基于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的分析

　　辛红娟1

　　谢贶颖2

　　（1.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宁波315211；2.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

　　要：杨宪益英译的《红楼梦》被吴世昌誉为“几个英译本中最完备最正确的译本”，是红学界、翻译界的重要研究对象。

　　基于对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千余篇文献的阅读与分析，我们发现，《红楼梦》杨宪益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研究、文本研究与批评研究三个方面，虽然研究成果丰硕，却存在着研究方法单一、剖析不够深刻、选题重复甚至思路雷同等问题。杨译本不仅仅在翻译学研究领域具有价值，在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中也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杨宪益；《红楼梦》；英译；知网数据库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6）

　　05-0111-05

　　DOI:10.16740/http://www.wendangwang.com43-1240/c.2016.05.020

　　一、引言

　　在《红楼梦》一百多年的译史中，杨宪益《红楼梦》译本因精湛的翻译技巧和保真的文化信息得到红学界、翻译界的高度评价，极具研究价值。本文立足于文献数据，从研究历史、研究类型和研究内容等几个方面对杨宪益译本研究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力图描绘出该翻译事件的研究图谱，发现新的研究着力点，为即将开启的讲述中国故事新时代提供文化传播方法与策略的启示。

　　二、杨译《红楼梦》研究数据概况

　　本文数据来源为1979-2015年CSSCI期刊目录。CSSCI是国内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一系列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目录，在知网上查询全文“杨宪益红楼梦”以及主题“杨宪益

　　红楼梦”，筛选出与论

　　文研究相关的对象。数据显示，1979年国内学科研究正从动乱中恢复，杨宪益英译本甫一发行，即有翻译研究者做出积极学术回应。新世纪以来，杨宪益英译《红楼梦》研究数量较之2000年以前有着不可比拟的力度，2003年以后更是增速惊人，其原因应当是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2002年）的召开，围绕杨宪益与霍克斯两个全译本的研讨活动极大地激发了《红楼梦》英译研究的热情。

　　收稿日期：2016-07-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青年基金项目（10YJC740111）；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JDW150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4BYY025）；中国翻译研究院项目“浙东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策略研究”。

　　作者简介：辛红娟（1972-），女，江苏徐州人，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典籍英译；

　　谢贶颖（1993-），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1]

　　1979-2015年度，杨宪益英译《红楼梦》相关

　　研究论文计1091篇（截至2015年11月22日），其中期刊论文635篇（普通期刊论文469篇，核心期刊论文166篇），另400余篇为博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相对较少）。权威期刊论文中，以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的文章居多，共41篇，多从文本特点出发剖析翻译的成功与否、忠实与否，而从文本传播与接受角度开展的翻译学研究有待深入与加强。

　　三、杨宪益英译《红楼梦》研究历史钩陈

　　20世纪60年代初期，时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

　　译专家的杨宪益先生与夫人戴乃迭开始翻译《红楼梦》，其间一度中断，全书终于1974年完成，

　　1978-1980年间相继出版。研究发现，1979至1999

　　年间，《红楼梦》英译研究相关论文发表以《中国翻译》(1979年3月创刊)与《红楼梦学刊》（1979年7

　　112云梦学刊2016年

　　月创刊）为主，计20篇。第一篇论文是发表在《文艺研究》期刊上的《〈红楼梦〉西文译本序跋谈》，着眼于对比各语种译本中序跋的差异与得失。这一阶段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文化宣传活动较少且未形成规模化、制度化，学科研究处于恢复期。前期杨译本研究范围相对较窄，主要阵地在《翻译通讯》（1986年改称《中国翻译》沿用至今），相关论文计12篇。1980年公开发行后，《翻译通讯》成为当时国内唯一的翻译学专刊，后来，《红楼梦学刊》才逐渐成为研究杨译本的另一主要学术平台。

　　杨译《红楼梦》研究初期，内容多为译本赏析和翻译方法、翻译策略探究。当时国内总体汉外典籍翻译水平有待提升，杨宪益英译《红楼梦》文本出版，无疑为翻译界打了一剂强心针。研究者始由杨宪益译本分析、归纳典籍翻译策略，为外语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提供范例。另对《红楼梦》英译本研究未来进行思考：陈毓罴对此前瞻性地提出“《红楼梦》将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研究突破口”，学界应整合国内红学资料进行共享，以《红楼梦学刊》为基础，发展培养年轻研究者。[2]这一时期学界初步探讨了杨宪益翻译思想、翻译手段等内容，开辟了《红楼梦》译本批评研究新领域。初期研究者包括翻译家张培基、红学家吴世昌以及典籍翻译研究家洪涛等，研究者层次较高，文章中不乏真知灼见。后研究阵地由《中国翻译》逐渐转至《红楼梦学刊》，发表论文26篇，部分说明杨译本研究由初期零散的研究状态向系统化、专门化发展。

　　聚焦的学术点。《红楼梦》英译研究，尤其是杨译《红楼梦》文本研究数量渐至顶峰。

　　这一时期杨译本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呈三大模块化形态：一是从《红楼梦》译本入手，研究对象落脚于诸如宗教、服饰、诗歌、玉器等中国器物文化；二是从跨文化、文体学、社会学等视角，对《红楼梦》译本进行单个研究、对比研究，涵盖诗歌、文化负载词语、修辞等范畴；三是以目的论、关联翻译论、图式理论等为指导开展的译本批评研究。研究范围日趋广泛，研究手段渐次丰富，科学运用语料库对译本进行分析。这一阶段研究融合多学科，为之后的研究拓展了思路，开阔了视野。

　　四、杨宪益英译《红楼梦》研究类型剖析

　　CSSCI数据库文献搜索结果显示，对杨译本的

　　研究主要有以下类型：文化研究、文本研究与批评研究。文化研究以中西方文化对比研究为落脚点，目的在于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文本研究聚焦于译文底本与译文翻译策略研究，为典籍英译提供借鉴；批评研究大多以霍译本为参照对比杨译本，探究典籍翻译策略。

　　1.文化研究视域的杨宪益《红楼梦》英译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文本，《红楼梦》文化底蕴深厚，与英文的相遇，彰显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译文上反映为很难再现文学作品原文的文化内涵。

　　[3]

　　文化差异还体现在西方学界

　　对杨宪益译本的接受程度上：目前西方研究对中文原著更感兴趣，杨宪益英译本受到冷落，[4]一方面彰显出《红楼梦》具有研究中国文化的价值，另一方面说明在《红楼梦》译成外语的道路上，目的语读者接受程度是《红楼梦》译本研究者需要解决的永恒难题。因此《红楼梦》杨译本的跨文化研究重点在于缩小文化差异，解决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文化空缺与补偿问题，实现有效文化传播。

　　杨宪益英译《红楼梦》时有三种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方式：一是直译，保持中国文化中的风俗习惯、传统节日等原文内容、结构注入目的语；二是借用，以目的语固有方式处理两种文化部分重合的情况，如用英文中“偶句体”翻译中国的“对联”；三是变异，套用英文固有句式，变异部分词语，既保留汉语特色又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5]

　　2000至2012年间，是杨译本研究的重要发展

　　阶段，研究平台多样化，呈现以《红楼梦学刊》为中心，多类型期刊共同发展的趋势。该阶段的研究形成三个相对小波峰：第一波峰出现在2000-2003年，2002年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召开，从这一年开始，杨译本开始广泛受到学界关注，相关著述层出不穷。第二波峰出现在2004-2009年，2004年国际译联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在北京召开，引起亚洲乃至世界译坛对中国典籍的关注。暌违第一届成立大会（1995）十一年之久，中国大陆第二次举办该论坛。2004年开始，对杨译本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峰。第三波峰为2010年至今，随着翻译学界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日臻成熟，对翻译家的研究逐渐系统、完备，在此期间离世的杨宪益与霍克斯两位红学翻译大师因其辉煌的翻译成就，再次成为研究者

　　无论采用何种方

　　式，都需要译者对汉语有着高超的理解能力与驾驭能力，才能有效实现跨语际文化理解与对话。杨宪益英译本在读者与原著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吸引

　　第5期辛红娟谢贶颖：杨宪益英译《红楼梦》研究现状与启示113

　　读者贴近原文，不少学者因此对杨译本给予高度赞誉，彭爱民认为该译本“立足于典故，充分理解，尽可能再现原语文化”[6]。

　　译本大多以短句为主，符合《红楼梦》口语化的特点。批评者认为，杨的遣词造句不如英语为母语的译者，略显差涩、生硬。

　　[13]

　　2.文本研究视域的杨宪益《红楼梦》英译

　　杨宪益的原本是由红学家吴世昌为其整理出来的，在异文、讹误方面较其他译本而言较少。在吴世昌的帮助下，杨宪益对字眼的理解因此也胜于其他译者，其他使用旧版注释所作译本误差较大。

　　[7]

　　杨译本体现出对原作者的尊重，对应原文程度较高，译文中保留了包括贬己尊人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14]与社会地位相关的人名杨宪益也将其迁移到了译本当中[15]，原文中大量的隐晦表达，也都一一展现。音译保存了原文的文化含义，能够很好地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真正意义上实现源语与译语之间的文化移植，译文准确性较高，传递性较好。对于某些存在文化差异的词汇，杨宪益力求保留儒家思想内涵，将中国文化思想传递给译文读者。

　　[16]

　　《红楼梦》从成书到流传于世，版本众多，底本本身所存在的错误也会严重影响译文价值。从底本研究出发，可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种种语言、文化选择的真正原因，如研究者选用的对照版本与译者的不同会导致研究时发现中英文不契合的情况，得出译者抛开原文“重新构思”，甚至“自拟标题”的结论。[8]《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原著本身甚至没有一个版本可以说绝对“正确”，[9]这为负责任的译者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却为研究者开启了巨大的研究空间。

　　杨宪益文本研究另一落脚点为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杨宪益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采取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手段，其对人名进行音译的处理，使译文准确性较高。《红楼梦》杨译本偏重语义翻译法，而文学翻译归根结底应灵活运用语义翻译法和交际翻译法，以“足译”为原则。

　　[10]

　　研究者称赞杨宪益的文学造诣较高，在信息

　　传递上力求完美。如果译者太强调译文可读性，便会丧失中国文化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在翻译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时，重构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过多的归化会剥夺了译文读者接近和了解原文文化的机会。

　　[17]

　　若使用意译，另附加过多的注释，则易致译文

　　臃肿、信息量过大，影响读者阅读效果，而杨宪益对原文的尊重较好地规避了这一问题。

　　研究者对杨宪益英译本的评价多从目的论、关联翻译、译者主体性等方面进行评述，译本批评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与研究者所选择的翻译理论有关。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关联翻译理论要求译者作为中介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意向。虽各有侧重，但不能千篇一律追求一种翻译方法，尽量追求语用意义与语用文化的双重等效。[18]从译本角度可发现每一个译者都不仅仅局限于一种翻译方法，而是综合运用，以达到翻译目的。翻译理论脱胎于翻译实践，既是翻译实践的指导原则，也是翻译批评的重要依据，选择不同的理论作为标杆往往会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多角度探析杨译本，既能为今后《红楼梦》英译及其他典籍英译提供参考，也有益于形成立体多维的翻译批评模式，更好地推动翻译事业良性发展。

　　五、杨宪益英译《红楼梦》研究展望

　　从研究数量来看，《红楼梦》杨宪益英译本研究相对集中于对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讨论，关注诗词、字词、修辞、习语等翻译策略对比研究。

　　[19]

　　杨译本对

　　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能够彰显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中国文化的语际转化与传播上极具参考价值。《红楼梦》杨译本对原文语言、文化的理解，采用的翻译策略展现出了中西文化间的势差，对于研究文化传播、典籍英译有一定的启示，对发现中西语言文化转换规律具有重大意义。

　　3.批评研究视域的杨宪益《红楼梦》英译

　　《红楼梦》的成就与曹雪芹在炼字上的谨慎密不可分，杨宪益英译本的成就展现在译者“一字不苟”的翻译方法上。杨宪益夫妇将“说道”二字翻译成了120多个动词，[11]将原文笼统的“笑”显化为不同的下义词，表现了不同情景中各个人物笑的程度和方式。

　　[12]

　　文化责任与学术责任使然，杨宪益夫妇

　　尽可能保留了原著章回体的特征，即便是硬译，也保留了下来。杨宪益作为中国译者，翻译时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持诗歌可译性态度，以忠实为核心，偏重于保留原文形式、结构和词序，尽量保留文字形象，但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内容须保证对等的情况下，杨译本在形式上有所缺失。杨宪益英

　　目前，

　　《红楼梦》英译研究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对译本进行了大量质量评价，但存在着研究方法单一化的问题，往往对相关翻译现象剖析不够深刻。

　　[20]

　　还

　　有选题重复甚至思路雷同的状况，导致研究不平衡

　　114云梦学刊2016年

　　现象出现。重复的选题研究也不够深入，其他广泛而新颖的选题，如叙事结构、神话系统、风格传译等又鲜有人涉足。

　　[21]

　　得不承认，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的合作翻译，秉承了经典翻译与传播的良好翻译模式，但其在传播效果上未尽如人意。这一现象可以激发学人深入探讨当今时代中国文学经典对外传播不同于历史上两大翻译高潮期的深层原因。目前中国文学“走出去”存在困难，有三大原因：一是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文学存在偏见；二是中美之间介于敬畏和忌惮的关系

　　[24]

　　实际上，杨译本不仅仅在翻译学研究领域具有价值，在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中也有重要价值，跨学科形式的杨译本研究将迎来新的发展。目前大量研究基于不同译本之间的纵向对比研究，而横向对比研究成果不足。研究者可从杨宪益英译《红楼梦》与其他英译著作进行横向研究，译者在同一词语上不同的选择往往表现出原作文体、内容上的差异。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上，江帆指出，对杨译本进行研究，从一开始就应保持中立的观点，不偏不倚，而研究者往往不愿正视译本中两种特征并存的状况，强调两种特征中的一种，对译本或褒或贬往往有失偏颇。

　　[22]

　　；三是研究者并未注意到文化交流中的

　　“时间差”与“语言差”的问题，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水平大致相当于严复、林纾阅读西方作品时的水平。

　　[25]

　　所以杨宪益英译本要为国外读者所接受

　　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国内翻译界此时应主动看清差距，努力缩小差距，积极探索翻译模式，多方位发展翻译理论、翻译策略、典籍译介研究。

　　六、结语

　　《红楼梦》是一个大宝库，是当时社会风土人情的纪录片，因此对其译本的研究视角也较其他著作更为丰富。通过梳理，发现《红楼梦》杨宪益英译本研究发展与中国典籍翻译认知轨迹保持一致。探索其研究空间，对其他典籍文本英译与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过去英译成就，思考英译误区与缺失，才能全面加深对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解，促使英译研究向系统化、专业化发展。借着对《红楼梦》的诠释与译介，研究杨译本的异化翻译策略可以帮助中国文化“走出去”，促使译文积极参与构建译入语的文学新范式，重建文化图式。

　　[26]

　　将来的研究应避免带有预设目的研

　　究，避免出现强行选择译本事例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情况。研究者将译本置于真空，套用某一理论，导致许多结论存在着扭曲译本实际效果的现象。杨宪益在文学翻译实践上花费了大量心血，却鲜少提及自己的翻译思想，可从其零星的论述中挖掘其翻译方法，加强对原作与译者之间的关系的剖析，启迪典籍英译研究。

　　西方翻译理论历史悠久，系统化程度高，但不一定适合解释语言、文化差异极大的英汉翻译事件，尤其是承载着浩瀚中华文化的典籍翻译事件。当研究者发现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杨译本的翻译策略，杨译本自身就成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翻译方式。杨译本最大的特点在于，因其是中西译者的协商、合力之作，研究者很难将杨戴夫妇的译作简单归类为是以原作者为中心、以译者为中心还是以读者为中心。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时，杨宪益说：“我就先翻译初稿，她给我改改，加加工。我们两个人在翻译上的合作都是这个样子，后来一直都是这个模式。以后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翻译。我就看一看有没有错误。”

　　[23]

　　今后对杨

　　宪益英译《红楼梦》的研究，应突破研究瓶颈，开拓研究领域，结合新时代下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性，理性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着眼于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与中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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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rospectiveStudiesofYangHsien-yi'sTranslatingADreamof

　　RedMansionsandEnlightenmentsInvolved:BasedonCNKIDataBank

　　XINHong-juan1XIEKuang-ying2

　　(1.SchoolofForeignLanguages,NingboUniversity,Ningbo315211,China;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CentralSouthUniversity,Changsha410083,China)

　　Abstract:AsasignificantEnglishtranslation,YangHsien-yi'sADreamofRedMansionswashighlypraisedforamongallexist-ingversions.BasedonanalyzingacademicpapersfromCNKIandmonographsontherelevanttopic,theauthorsattempttode-scribestudiesofYangHsien-yi'sADreamofRedMansionsinthepastthirtyyears.UponretrospectivestudiesofYang'strans-lating,thispaperaimstoexplorethepotentialitiesoftheverystudyandthepossibleenlightenmentsontranslatingandtransmit-tingChineseclassicalworkstotheworldinthehistoricalcontextofconstructingChineseimage..Keywords:YangHsien-yi,ADreamofRedMansions,translating,CNKIdata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