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_起居注_记史体制的形成

2010年第2期总138期史学史研究JOURNALOFHISTORIOGRAPHYNo.2，2010SerialNo.138

“起居注”中国古代记史体制的形成

乔治忠刘文英

300071）（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摘要］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制度化的、按照日期顺序记述当朝皇帝言行和朝廷

这种记史体制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进程。先秦的记史理念奠定了思想政务的史籍，

“著记”“起居注”基础，汉代的为其前身，而东汉的提供了史籍的名称，至两晋形成初步的

官方记史制度。从北魏孝文帝定立起居注制度始，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对此做出重要贡献，隋唐主要承袭了北朝制度，至唐代确立了理想化的起居注记史体制。其特点是直接的即时记载，奉从据事直书原则，更具备不许皇帝查看的独特性，这对皇权专制有一定的牵制作用。后来各朝代未能完全贯彻这种体制，但也无法否定唐代所确立起居注制度的合理与正义。

［关键词］著记起居注记史体制名实之辨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1002-5332（2010）02-0008-09文章编号］

“起居注”在中国古代，朝廷记载的制度，在中国史学发展中极具特色，为世界古代各地政权所

。“起居注”独创作为一种官方记载史事的文献，其形式、内容最后成熟化的规范，是制度化的、按

以当朝皇帝言行和政务活动为中心的朝廷大事记。然而，这种“起居注”照日期先后顺序编辑的、

记史体制是如何形成的？古今史籍的图书著录、文献记述、论文、撰著大都循其名而忘其实，造成中国史学史认识上的淆乱和迷误，有必要予以考察与澄清。

“著记”一、从先秦的记史理念到汉代

“起居注”追溯记史体制的源头，要从先秦时期官方的记史理念说起。中国上古很早就有了按时间顺序自觉地系统记载史事的官方行为，白寿彝先生指出：《墨子·明鬼》篇引证了《周春秋》记载

“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的周宣王时期史事，又参照其他先秦典籍，因而判断

①期”，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官方记史制度的形成亦当在这个时期，而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

②“初有史以纪事”。春秋时期齐国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年），连处于较为偏僻地区的秦国也其德

”可见自西周之末，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各个诸侯国官方皆施行了史事记

［03-20收稿日期］2010-

［作者简介］乔治忠（1949－），男，天津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刘文英（1981－），女，河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临漳人，

①

②

③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史记》《秦本纪》，卷5，中华书局1982年版。《左传》僖公七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春秋左传》本。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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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制度。至迟春秋时期，如实记史的观念，已经形成无可争议的共识，先秦史籍《国语》记载曹刿

①《：“君举必书，对鲁国君主进谏时说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于史

“赵盾弑其君”，：“董狐，。同书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后来孔子赞扬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册书

“崔杼弑其君”史官不顾接连被杀，坚持记录的事迹，成为古代史官不惧强权、奋笔直书的典范。

，“君举必书”这些史事体现出当时的记史理念包括：第一展现的是历史记载要以君主的举动

，“书法不隐”“良史”。第三，君主或其他当权者的善行、劣迹都要记载方为历为核心内容。第二，

“书法”。第四，即史官应当具有为记史真实而献身的无畏精神。史记载已经具有一定的语言规则，

但先秦官方的记载制度尚为简单，没有产生记载历史资料与纂修系统史书的分工，当然也没有名称

②，“起居注”“动则左史书之，《汉书·为的载籍。《礼记·玉藻》总结先秦记史制度称言则右史书之”

③。“左史记言，艺文志》说古时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唐代史学家杜佑指

④。然而，，“记其言、、《汉书》，出：西周时设有左、右史事，盖今起居之本”无论《礼记》还是杜佑的

《，通典》称先秦设左、右史官记言、记史，都带有理想化的揣测色彩，难以确证。先秦官方存在单一的记史体制，这种历史记录是各种编年体史书以及所有朝廷史学发展的共同源头，不必单算作后世起居注的本源。但我们必须承认先秦记史理念对后世“起居注”记史制度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理想化说法，确实成为后世建立起居注制度的依据。

“焚书坑儒”“秦记”，秦朝虽然有之举，但未废除史事记载，存有司马迁曾阅读之⑤。西汉进行

、《了先秦以来文化传统的恢复与建设，而关于汉朝记载史事的制度，在《史记》汉书》等史籍中都缺

“汉著记百九十卷”，：“若今之起居汉书·艺文志》内著录有唐颜师古注释曰乏明晰的叙述。但在《

⑥“著记”。“著纪”“注记”，注”又写作或在《汉书·律历志》中，叙述了西汉各朝皇帝的著纪，朱希祖《汉十二著纪考》一文对此作了清理和探讨，指出这是一种编年体的史籍，但却怀疑唐代颜师古将“著记”“若今之起居注”“故著记一书，视为的说法，引据残存资料加以分析，提出为天人相应之史，

⑦。我们认为，决非起居注专详人事可比”朱希祖先生的这个看法是偏颇的，其致误原因有以下

两点：

“著记”，第一，汉代全部佚失，而现存古籍对其注明来源的引用，也十分稀少。《汉书·五行志》

引述较多，而由于《五行志》内容的制约，所引述者当然也就皆为附会于日食的天人相应现象。朱

“著记”全部内容的判断，是不能成为确证的。而汉代天人相应学说畅希祖据今存残缺资料提出对

行，一朝史事记载包含日食以及灾异应验的内容，是理所当然的。

《汉书·律历志》罗列西汉高祖到东汉光武帝各个皇帝的著纪，由于《律历志》的内容特点，主要

缺少史事内容。但也有例外，如“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记述在位的时间和年限，

”，“孺子著纪：新都侯王莽居摄三年，”，“更始为火德，天下号曰汉王莽居摄，盗袭帝位，窃号曰新室

⑧这其中包含了班固对相。帝著纪：以汉宗室灭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贼立宗室刘盆子，灭更始帝”

，说明这类著纪乃是记载史事的史籍。据《汉书·履历志》汉高祖至东汉光关著纪记载史事的概括，

武帝每朝皆有，连高后（吕后）、孺子婴、更始帝亦不遗缺，构成完整系列，可见皇帝著纪的编辑，乃是制度化、体制化的行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鲁语上》，国语》卷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礼记·玉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汉书》《艺文志》，卷30，中华书局1962年版。《职官典三》，杜佑：《通典》卷21，中华书局1984年版。《史记》《六国表》：“太史公读秦记”。卷15，称《汉书》《艺文志》。卷30，，1930年第2卷第3号，朱希祖：《汉十二世著纪考》载《国学季刊》第407页。《汉书》《律历志第一下》。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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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注”中国古代记史体制的形成

：“非有《汉著记》《大年纪》宋人章如愚说百九十卷、五篇，则孟坚十二帝纪何所考证而作

①这一设问不仅针对《，。《汉书》同样适合于《史记》史记》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本纪》也应当也？”

否则其中详细的史事及其确切的时间从何而来？但由于汉朝著纪属于是依据各个著纪所编纂的，

故而司马迁载《史记》中未像其他史籍那样将之提及。宫廷的内部档案，

“著纪”，“著记”、“注记”，第二，汉代或曰或曰足见此名称并非专门之书名，而只是记载、记述

：“今吾子……故徒幽思属文，述他人对王充的质疑著记美言，何补于之泛称。东汉王充《论衡》

②陈寿在《：“鉴其行事，身？”三国志》中评论曹操将领张郃等人说未副所闻，或注记有遗漏，未如张

③”：“炎汉大兴，辽、徐晃之备详也。晋司马彪《续汉书》说道备前代，封乎太山，刻石著纪，禅于梁

④”父，退省考功。很明显，这些“著记”一类语词，都是泛指记载、记述。朱希祖将之看成专一的书

不知汉代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著记，以至于判断失误。名，

⑤，“古之帝王，“汉之旧典”东汉安帝时，刘毅上书称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这里所谓

“注记”“左右置史”是从西汉算起的，而与呼应，必当性质相近，岂能仅记天人感应、灾异应验而不

⑥，载国家政务？且东汉初期汉明帝时，马严与杜抚、班固等共同“杂定建武注记”即编辑光武帝的

。“杂定”著纪就是正其烦杂，定其可依，从多种记述中整理出定本著纪。这是东汉第一部皇帝著

“杂定”其编纂方法应当是从西汉承袭而来。而皇帝的著纪是由而成，说明汉朝各个重要机构纪，

可能皆有著纪，不排除有观测天文机构的专门著纪。我们现在不了解西汉记史制度的详情，但刘勰

⑦《文心雕龙》：“在汉之初，”“史职为盛”却说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大约表现于官方

机构皆记载史事，而且还具有将之汇总编辑的机制，不过这些文献都成为政府的档案材料。

“杂定”汉代的著纪是而成，而非随时的最初记载，体制上确与唐代起居注不完全相同。但就

其形式、内容而言，以编年体记载一朝皇帝事迹及国家大事，且作为朝廷档案文献，将之比拟为起居

：“唐陈正卿作《，，续尚书》其表谓‘汉臣著记，新体互约于表志’则著记为注并无大误。宋王应麟曰

⑧“新体”，汉起居注，昭昭矣！”因此，汉代为一朝皇帝编订的著纪，是一种史事记载的即后来起居注

记史体制的前身。

“起居注”二、东汉名目的显现

，“起居注”作为书籍或文献的称谓的名目始自东汉，清人杭世骏指出所谓“汉武帝禁中起居

注”乃是并不存在的伪书。朱希祖《汉唐宋起居注考》一文清理出东汉明文记载有三种起居注，即“”、“灵帝起居注”、“献帝起居注”。但文中认为“自明帝始有起居注，明帝起居注其后章帝、和帝、

⑨，殇帝、安帝，亦必世有起居注”则毫无根据，纯属武断。前揭刘毅“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

瑏瑠一语，“汉”世有注记”是说自西汉以来，每朝都有注记（即著纪），因为东汉大臣，凡言世，自当典，

，“汉之旧典，从西汉起始世有注记”符合汉著记的状况，与东汉才出现的起居注毫无关系。

“起居注”根据现有资料，对东汉出现的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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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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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正史门》，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卷13，中华书局1992年版。《自纪篇》，王充：《论衡》卷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传·评》，《三国志·魏志》卷37，中华书局1982年版。《北堂书钞》。卷91，封禅二十九引司马彪《续汉书》《后汉书》《帝纪第十上》，卷10，中华书局1965年版。《后汉书》《马援传附马严》。卷54，《史传第十四》，刘勰：《文心雕龙》卷4，岳麓书社2004年版。，“汉著记”，王应麟：《玉海》卷48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按：王应麟引语来自《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唐朝萧颖

（文渊阁《四库全书》士撰写，载《唐文粹》本）卷25。

，1930年第2卷第4号，朱希祖：《汉唐宋起居注考》载《国学季刊》第631页。

《后汉书》《帝纪第十上》。卷10，⑨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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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东汉的起居注乃记载后宫日常起居杂务，并不包括朝廷大政和国家大事。汉末荀悦《申鉴》

①这里讲明起居：“先帝故事，”云有起居注，日用动静之节必书焉。宜复其式，内史掌之，以记内事。

“内事”，“日用动静之节”。更重要的是：荀悦是在详细论述设置尚书官统摄注记述的是即皇帝的

“内事”的史官记载重要史事之后，再言起居注记载聊为补充而已。荀悦所言，反映的应是整个东

汉起居注的状态，如关于汉明帝起居注，今所见史料乃是其生病医治之事。因此，东汉的起居注仅“起居”载一类后宫杂事，倒正是名副其实的。

2.东汉明文记载的起居注，“先帝故事”，仅三朝而已，不是每朝皇帝都一定具备。荀悦称之为

，即先帝曾有过的做法而已。荀悦主张“宜复其式”即要求恢复，可见乃断续存在。这与刘毅所言

“世有”“旧典”的即典章制度，判然不同。大抵起居注名目初始显现，有人倡导编辑则有，汉著纪为

无人倡导则缺，远未制度化。

3.东汉起居注不一定是随时记录，有的可能于事后纂辑，如汉明帝起居注即明帝逝世之后纂

……及帝崩，……自撰《显宗起居注》，辑。《后汉书》记载：“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削去兄（马）

②朱希祖认为’”：“盖防参医药事。……太后曰：‘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

《明帝起居注》，必当明帝御宇时，先有撰述，故马后欲削去防名。若马后自撰，即不记载马防参侍

③这个质疑没有道理，医药事，又何用削去耶？”作为皇太后来编纂文籍，岂能没有助其拟定草稿者？

起草者记入此事，马太后自然有可删削，这又怎么能够证明汉明帝生前就有起居注呢！范晔编纂《后汉书》，，史料来源多可追溯到东汉官方的纪传体国史《东观汉记》没有充足理由，不可乱开疑窦。

4.东汉的起居注，不是后世起居注记史制度的前身，因为它只记载后宫杂务，甚至古人认为

④，“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从记述朝政大事的制度化记史体制来看，汉代各帝的著纪才

“起居注”。“著记”是后世起居注制度的前身，但的名称却被采纳的本意本为记载行为的泛称，后

“起居注”“起居”世被取代，而不再仅仅为内容，这其中有一个“名”与“实”转化的过程，也衍生不

少名实参差的现象，下文还将论及。

“起居注”三、两晋南朝的演变

，“中书著作郎专修国史，三国魏明帝时，即专设史官而起居注无闻焉。吴、蜀分据，亦各有史

⑤。据此，三国时期魏国虽设立专门史官曰著作郎，但尚无记载起居注的制度。西晋、东晋，则职”

“名”、“实”是起居注记载方式发生演变，以及转化的重要时期。晋朝沿袭史官专设体制，仍称著作

。“著作郎掌起居集郎。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年），置著作郎一人、佐著作郎八人，隶属于秘书省

⑥这表明起居注成为官方制度化的载籍，”“起居集注”，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但称乃是

与汉著纪、东汉起居注编辑相同，而并非“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依据各种公文文献集合编纂而成，

那种理想化的原始记录。这个判断，从现存零星资料中就足以证明。

、《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晋起居注虽皆已佚失，但大量被《世说新语注》等典籍

片段引录。清人章宗源、黄奭、汤球等等均曾辑佚。根据现存晋起居注各种辑本，可知其中多有皇帝的诏令与封赏、颁赐等，其中皇帝诏令占最大比例，内容涉及国家政事各个方面，均为正式的官方

“太始元年诏曰：若县令有［缺］，文书形式。如署名刘道荟（一作刘道会）的《晋起居注》载有掾属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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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荀悦：《申鉴·时事第二》明黄省曾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影印明文始堂刊本。《后汉书》《皇后纪·明德马皇后》。卷10，，1930年第2卷第4号，朱希祖：《汉唐宋起居注考》载《国学季刊》第630页。《隋书》《经籍志二》，卷33，中华书局1973年版。《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卷554，中华书局1960年版。《史官建置》，刘知幾：《史通》卷11，中华书局196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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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注”中国古代记史体制的形成

①，“武帝太（泰）始七年诏曰：中护军职典武选，才堪治民者，当以参选”宜得堪干其事者。左卫将

②。也有大臣或衙门的上奏，军羊琇，有明赡才见，乃心在公。其以琇为中护军”有的还兼载处理的

如署名李轨的《晋咸康起居注》载有“侍御史秦武奏：平陵前道东杉树一株萎死，以备预柏栽结果，

③。《：“十年，补之。请收陵令推劾”晋义熙起居注》载有司奏：太常谢澹遣四人还家种葱菜，免

④”很明显，有这类官方文书抄录入起居注，必为事后编辑而成。官。

更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编辑起居注之后，还会有以个人名义重新编辑，仍然名为起居注，从《隋和《旧唐书》的《经籍志》著录来看，署名李轨的有六种，分有西、东两晋。署名刘道荟的《晋起书》

一种，达322卷，乃汇总西晋、东晋各朝起居注而成。而李轨为东晋人，刘道荟则为南朝刘宋居注》

人，他们都是将晋朝官方已有的起居注再次汇总编辑而成书。

⑤，“著作郎一人，南朝刘宋政权，设佐郎八人，掌国史、集注起居”但实际上已开非他官纂辑起

⑥。待到南齐以降，“受诏撰《元嘉起居注》”居注之例，如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无著作之职的裴松之

，“历梁、著作佐郎渐渐成为高官之子初入官场之职，不具史才陈，国史、起居之任，多以他官兼

⑦。不过，领”这只是官员职任的偏离，而起居注的形式、内容、编纂机制等等并无显著变化。南朝“集注起居”，仍是就是集各种各方公文文献编辑起居注，与晋代同样非即时记录。

不仅如此，南朝还有一朝皇帝逝世之后补修起居注者，如陈开国君主陈武帝的起居注，乃其子

：“初，，记载世祖敕师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陈文帝时追补纂辑。《陈书·刘师知传》

⑧”“世祖”，“永定”年冬，为十卷。此处即陈文帝乃陈武帝年号。至于将以往起居注重新编纂者，除

“尝以《起居注》前揭刘宋时刘道荟纂辑《晋起居注》外，南朝梁徐勉烦杂，乃加删撰为《别起居注》

⑨。这种私家删订的起居注，六百卷”已经不在王朝记史制度的体制之内。

综上所述，两晋南朝的起居注，从官方史学的发展角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在两晋、南朝，起居注内容和体制上承袭了两汉著纪，进入官方记史的制度格局，而名称则

因而掩盖了其前身乃两汉“著记”这一源流。揆其名称取舍原因，恐“著取用东汉兴起的起居注，

“起居注”记”毕竟是泛指记录、撰写行为的词语，很不专一。而之称，具有私密性的意味，且为东汉

新创的专门词语，较适于表示皇帝行为和宫廷政务。

2.此时期的起居注，仍不是即时的史事记录，而是将政府公文与皇帝言行等汇总，按时间顺序

“起居集注”“集注起居”予以纂辑，故有或之称。

3.两晋、“集注起居”，南朝的在记史制度上并未成熟，有断续、有后补，且更有私家重新编辑。

“起居注”私家编辑后仍然冠以之名，表明朝廷尚未在这种重要记史方式上独居垄断的、权威的地

这是朝廷制度尚未成熟的表征之一。位，

：“起居注”四、北朝至隋唐记史体制的确立

“十六国”西晋末年，北方各个民族政权更迭兴起，史称时期。是时虽战争频仍，而十六国政权

特别是仿从东汉以来官方记史、修史活动，成为普遍的现象。后赵石勒政权、南燕慕容仿从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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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北堂书钞》卷78引，见《众家编年体晋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页。《太平御览》卷240引，见《众家编年体晋史》第464页。《艺文类聚》“平陵”“兴平陵”。卷89引，见《众家编年体晋史》第516页。按：这里应为《太平御览》卷977引，见《众家编年体晋史》第521页。《隋书》《百官志》。卷26，，裴子野：《宋略总论》载《文苑英华》卷754，中华书局1966年版。《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卷554，《陈书》《刘师知传》，卷16，中华书局1972年版。《梁书》《徐勉传》，《南史·徐勉传》、《隋书·经籍志二》、《新唐书·艺文卷25，中华书局1973年版。按：徐勉编纂之起居注，

，《梁书·徐勉传》、《册府元龟·国史部》。志》等作《流别起居注》作《别起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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