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独到与不足

利玛窦对中国整体认识的独到与不足

摘 要：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华传教，此后在中国生活了28年直至逝世。他在开展传教工作的同时，也考察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情况，涉及到政治、地缘、文化、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对当时中国在这些方面的特点，利玛窦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并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在总结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对利玛窦的这些看法进行探讨，分析了其独到之处与不足之处，并重点针对其中的不足之处就政治制度、自然科学、宗教文化三个方面进行了例证分析。

关键词：利玛窦 中国形象 中西交流

1 问题提出

14世纪基督教耶稣会在西方兴起，后逐渐扩大其宗教范围，广泛传播其上帝信仰。在我国明代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一大批耶稣会士来华，到中国沿海和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在这批耶稣会士中，以利玛窦影响最大[1]。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利玛窦也对西方在科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做了相当广泛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为中西方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利玛窦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整体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理解。 利玛窦在1582年首先到达澳门，并进行了对中文的学习，掌握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后辗转肇庆、韶州等地，并在1595年到达南京，在这里传教的过程中，他受到一些王室成员与政府官员的热情接纳，并同时被意大利籍传教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全权管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他在1601年达到北京觐见明神宗万历皇帝，并得到皇帝信任，被允许在此常住，直至1610年逝世。大体来说，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8年。在这期间，他开展了相当活跃的传教活动，而且成果颇丰，使得当时许多人皈依天主教门，其中不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样的当朝大臣。他对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入，也涉及到各个方面，他带来的西洋物品，如地图、星盘、三棱镜等，以及翻译的一些西洋著作，如《几何原本》、《万国图志》等，都引起当时中国人的很大兴趣[2]。此外，他在中国生活多年，学习汉语，研读并翻译中国典籍，而且在被允许的地方四处游历，也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产生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理解，其中涉及到政治、宗教、文化等的方方面面，集中记录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虽然利玛窦这本书的初衷并不在于说明自己对中国整体的感悟理解，而是为了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及他本人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并使得其他的天主教众和传教士等从中获得教益[3]，但不可否认的是，利玛窦在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叙述以及他对此提出的一些看法，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那么，利玛窦对中国整体形成的认识和看法到底是怎样的？或说，他的这些看法是否是全面的、中肯的、系统的？本文主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在阅读并总结前人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不同的看法，以期对利玛窦本人及他对中国整体情况的理解，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2 文献分析

纵观《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描写和叙述，这些内容或褒或贬，详尽可读，而之后学者们对利玛窦看法的研究，也主要采取认同的观点，认为利玛窦对中国情况的看法褒贬有据，鞭辟入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景象与风貌。

2.1 中国的优越性

与札记内容相契合，前人的文献研究主要关注在利玛窦对中国状况的褒贬两方面，即利玛窦认为当时中国的优越性和落后性所在，文献对这两点的分析也很透彻。在当时中国的优越性上，研究者们认为利玛窦已经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观察，因此他的观点也很贴切。

例如在疆域和物产方面，利玛窦曾亲自测量过明王朝一些边境之地的地理位置，他认为，当时明王朝的疆域辽阔，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王国的总和，而且就时间上纵向来看，这也是绝无仅有的。疆域的辽阔性也带来气候的多样性，使得中国物产丰富，在基本衣食、奇巧物与奢侈品方面，都应有尽有，根本无需外国进口，其他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含盖了如此多品种动植物的。学者邹雅艳（2011）认为，利玛窦以这样极富表现力的手法描述了中国的全景式画卷，为当时的欧洲社会架构了一个具体真实的中国形象[4]。

此外，在对中国城市的认识上，另一本记录利玛窦书信片段的集册《利玛窦中国书札》中，记录到利玛窦在1595年的一封书信中关于南京城的一段说法：“这就是南京，那座在中国人眼中，世界上最壮观最美丽的城市。事实上，我也认为这是所有这些东方国度的城市中最美丽的。而且，毫不逊色于世界其他任何城市。”1[5]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这段描述中，利玛窦对当时中国城市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学者张西平（2006）提出，确实就当时的世界情况来看，中国明王朝的两京，即北京和南京，应该都是鲜有的大都市，利玛窦的评论应该不为过[6]。

另外，还有科学技术方面，利玛窦最为惊奇的是中国的工艺技术。在利玛窦看来，中国既拥有各种各样的工艺原料，又有极具天赋的经商才能，因此，中国那时候大部分机械工艺都很发达[7]。利玛窦尤其对雕版印刷尤其感兴趣，这是有一定原因的。他在日常的教会活动和传教过程中，需要印制大量的印刷品，所以对雕版印刷接触的应该较多，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札记中。并且他还对当时东西方的印刷效率做了对比分析，认为“中国印刷工人刻这类木板的技术非常熟练，制作一个所花的时间并不比我们一个印刷工人排版和做出必要校正所需的时间更多”2。学者彭少辉、黄世瑞（2008）提出，通过利玛窦的介绍，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传播到了国外，使国外人开始客观地了解中国。在“东学西渐”方面，利玛窦功不可没[7]。

2.2 中国的落后性

利玛窦在对中国的先进方面提出赞叹的同时，也对当时社会的一些落后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是站在外来者的客观立场上的，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社会，更能抓住要害，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利玛窦认为当时的中国自然科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例如在数学上，当时的中国人并不了解“用象限仪就能测出一个塔的高度，一条沟或者一个山谷的深度，或者一条路的长度；算数能够采用笔算，对他们来说好像也是稀奇的。他们是用前面所述的那种费事的工具（即算盘）来计算的”3。学者冯天瑜（2006）认为，利玛窦的这些观点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传统数学中存在的缺陷，并且通过翻译《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数学理论的不足[1]。

其次是在器物方面，学者赵文（2012）提出，利玛窦对于中国物质文化上没有或者不如西方的地方，会毫不犹豫地指出来[8]。例如在计时仪器上，利玛窦提出，中国“只有少数几种测时的仪器，他们所有的这几种都是用水货大米进行测量的……远不如我们的仪器完美，常常出错，测时并不准确”4。研究者认为，这是利玛窦以西方文化为参考系，理性地观照中国文化的必然结果。其中的中肯之处，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另外的一种思路和视角，1

2 利玛窦、塞尔詹尼：《利玛窦中国书札》，芸娸 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 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21页 3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 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349页 4

使人颇受启发。

另外，是思想文化方面，学者杨国章（1994）认为，利玛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是有不少的独到之处的[9]。利玛窦承认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优点，但也提出了存在的缺点。例如封闭自大的意识形态，在利玛窦看来，中国是一个既不被外界了解又不想了解外界的封闭堡垒。当他把一幅世界地图展现在中国人面前时，中国人竟然大吃一惊并感到迷惑不解。此外还比如在与南京大报恩寺主持雪浪和尚进行辩论时，所提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局限性等。研究者认为，这些都显示出利玛窦在对中国思想文化理解上的独到之处。

总的来说，前人关于利玛窦对中国整体认识和看法的文献研究，大体上是认同利玛窦的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利玛窦是以西方传教士的身份到中国传教的，他初到澳门就开始学习汉语，此后在中国内地辗转游历，并获得皇帝认可得到在北京长期居住的权利，这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整体情况的了解，达到一个很深的程度，其中涉及到中国的地缘、政治、文化等的方方面面，这是利玛窦之前的西方汉学家所无法比及的。然而，前人的文献中却很少有考察利玛窦观点的不足之处的，这是关于利玛窦研究的一个缺陷所在。利玛窦西方传教士的身份，对于他对中国社会形成系统全面的看法来说，既是一个有利的方面，也是一个不利的方面，因为他难免会以西方的参考标准来对中国做出看法。

3 观点论述

利玛窦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但毕竟是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中国的，他对中国社会状况所形成的看法相比于中国自身知识分子而言，虽然更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也一定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这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3.1 政治制度

提到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札记中记录到：“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5这是利玛窦对中国政体的表面认识，并没有其他更加深入的见解。利玛窦没有说明的一点是，中国的这种政体特点，完全是由于与西方不同的历史传统与国情造成的。学者于三乐（2012）认为，当时中西政权结构上的差异主要在于西方的“教俗分立，一教独大”与中国的“皇权至尊，多教平等”[10]。需要说明的是，在欧洲，天主教在罗马帝国的中期以后，逐渐发展为整个帝国统一的国教。后来即使罗马帝国崩溃，世俗政权分裂，但天主教却仍保持着自身的高度统一，各国君主都要受到它的制约，造成“教权大于王权”的局面。而在中国，自秦以来就是以君主集权为主体，这种制度延续了近两千年，到明清时已发展到顶峰。而这也是造成中国民间宗教受到一定程度压迫的原因，它们的权力不可能大于皇帝的权力，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在内，他们在中国基本上是平等的，不存在“一教独大”的情况。此外，关于利玛窦认为中国整个国家的皇权是父传子或者传给其他皇室近亲，疏漏之处在于，利玛窦并没有对其中的民主成分进行讨论，因为尽管整个国家看起来像是父子相传的一种家产，这种情况下的君主仍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实际上，中国底层的民众，尤其是农民，可以造反以反抗某位暴君，并以此而造成政权的更迭：谁当时表现得最勇敢，最有才能，他就可以成为新的君主[11]。

另外是中国的法律制度，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习惯于帝王之法，即凡是能够成功取得王位的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随意制定新的法律，并强制人民执行。而不是像欧洲一样，存在类似“十二铜表法”或“凯撒法典”之类的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古代法典。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法制的混乱和吏治的腐败。利玛窦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对中国所谓的“帝王之法”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思考，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时的法律并不全是皇帝一人制定，当朝大臣尤其是六部中的刑部官员，也会参与到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中。至于吏治的腐败现象，5

这是各国政治统治的通病，包括诸多欧洲国家在内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并不能将其全部归因于中国法律制度的不确定性上。

3.2 自然科学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期间，也见证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对此他的评价也很中肯，但是在其他方面，却也存在相当的不足，比如医学。

在利玛窦看来，当时的中国人在医疗艺术方面，用按脉的方法治病非常成功，但是在用药上却非常简单。札记中是这样记录的：“中国的医疗艺术的方法与我们所习惯的大为不同。他们按脉的方法和我们的一样，治病也相当成功。一般来说，他们用的药物非常简单，例如草药或者根茎等诸如此类的东西。”6从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其实利玛窦对中国医学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表面而已，关于中医看病时最重要的望、闻、问、切等方法，利玛窦都没有进行详细的叙述，只是粗略地提了一下“按脉”。而且对于中药的药理，利玛窦应该也是不甚知之，完全是站在一个外行者的角度来看待的。这就造成利玛窦虽然在临床实践上对中医有较高的评价，但在理论基础上却对中医提出了质疑，尤其是中医阴阳五行说的病因解释等。利玛窦传教的同时自然也带来了西方的一些医学理论，比如四体液说，他将四种体液翻译为血、白痰、黑痰、黄痰，并提出人发生疾病是因为四种体液的不协调而造成的，以此来简单否定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12]。但利玛窦对中医理论的的评价，并不是建立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的，因为中医理论的合理性及其临床应用的价值，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并不像利玛窦所说的那样毫无根据。

利玛窦对中国医学认识上的缺陷，也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利玛窦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教，并不是专门进行医学上的交流，因此他在之前学习的可能多是基督教义的内容，也有可能涉及到哲学、法律等一些关系密切的学科，但是没有必要学习太多的医学知识。另外，也可能与基督教会对医学的保守态度有关。有研究者提出，在当时的欧洲大学中，神学、哲学、法律和医学是四个传统的学科，但医学排名最后，内容最少。基督教并不排斥医学，只是认为，“医学研究是基督智慧中的一个完整部分”7。

3.3 宗教文化

利玛窦是来中国传播天主教义的，但确实他对中国本土宗教的了解并不深入。

利玛窦到肇庆之后，建立“仙花寺”作为自己传教活动的场所。并且自己也剃头着僧服，打扮的像个僧侣模样。但这并不能说明利玛窦对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更有了足够的了解，实际上他仅仅是为了自己传教过程的方便而已，他认为这样的一身僧侣装扮更能博得人们的好感。之后又在翟太素的建议下，改僧服为儒服，同样是为了更好地接见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以实现自己的传教目的。而且，为了更好地说服中国知识分子入教，利玛窦在南京与当地大报恩寺的主持雪浪和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利玛窦与雪浪针锋相对，体现出天主教与中国佛教在教义本质上的矛盾与冲突[13]。关于这场辩论，学者们多认为是利玛窦取得了胜利，但是仔细研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关于这场辩论的叙述，就会发现，其实在辩论中有多处都表现出利玛窦本人对中国佛教了解甚少的情况。最明显的一点是札记中关于雪浪和尚对利玛窦提问的反驳，有多处并没有记录雪浪和尚的具体话语，而只是记录

8到他的“大嚷大叫”以及“几句对仗整齐、声音铿锵的中国成语”。这从侧面反映出，利

玛窦对于雪浪和尚所言的佛教义理，其实并不是很理解。

此外，还比如利玛窦对中国道教的理解。札记中是这样叙述的：“据说他（老子）出生之前的怀胎期曾长达八十年，因此叫他为老子，即老人哲学家……这种信仰的信徒还宣称崇6

7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 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34页 玛格纳：《医学史》，刘学礼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 8

拜一位肉身的天师，这位天师似乎一直不断地碰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9从这些近乎戏谑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利玛窦可能认为道教在中国是一种很不正派的宗教，以至于对它的记录都显得不怎么认真。其实，利玛窦的叙述并不十分正确，“老子”的叫法并不只是意味着“老人哲学家”，而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了表达对老子的尊敬。利玛窦记录到的“天师”，指的可能就是道教的创始者之一张道陵，即张天师。我们考察他的生平，曾经弃官归隐，皇帝征召不就，后传说羽化成仙。利玛窦仅仅用一句“碰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来对他进行描述，也显然是不合宜的。

4 讨论总结

针对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利玛窦曾长期生活在中国，也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情况有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对于他的这些看法，有其独到的地方，比如他对于中国整体疆域、物产以及科学技术等的看法上，观点透彻，鞭辟入里；但同时他的看法也存在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中国政治制度、自然科学、宗教文化等方面，这些不足或是由于利玛窦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或是由于他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等而造成的。因而，对于利玛窦关于当时中国整体情况的评价，我们也应理性视之，并不能全盘认同，而应采取辩证的方法来看待，以此对利玛窦本人以及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塑造的中国形象有一个更全面、更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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