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郭之争“述而广”义再检讨

向郭之争“述而广”义再检讨

韩国良

摘 要：关于《庄子》郭注与向注的关系,目前“扬弃说”占绝对优势。为了证明“述而广”义的合法性，“扬弃论”者从“剽窃论”者所据史料的可疑性、向郭二注版本的异同、向郭二注文义的异同、向郭其他著作与今本《庄子注》的对比、前人对向郭二注的态度等五个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但是如果认真检讨一下，其论证、论据都是应当再作进一步斟酌的。郭象是否属盗窃关键在思想，在对向秀的哲学思想作出正确评价前，“向郭之争”恐怕是永远也不会结束的。

关键词：向秀；郭象；《庄子注》；扬弃；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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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庄子》郭注与向注的关系，前人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郭注剽窃向注，一是郭向二注乃属“述而广之”的关系，它们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哲学体系。经过长达一千多年的争论，后者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甚至有的学者干脆断言，在没有新的材料发现的情况下，有关郭象《庄子注》问题的研究结论将不会超出目前已达到的研究水平。而实际上“述而广之”论者所提出的论据，几乎每一条都是不能成立的。

向郭之争的历史回顾

郭象的《庄子注》是不是对向注的剽窃？这一问题最早是由《世说新语》提出的。《世说新语·文学》云：“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1](P181)唐修《晋书》郭象本传基本沿袭了这一看法[2]。不过，众所周知唐修《晋书》是由多人完成的，在这部史书中向秀本传的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时，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2]这也就是说郭象对向注既有继承也有超越，用现在的话说应是扬弃，并不是剽窃。

自从向秀本传这一说法提出以后，一千多年来学者们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过这种讨论在“五四”前与“五四”后情况却是大不相同的。具体一点说，在“五四”前是“剽窃说”占优势，据汤一介先生所列，共有14位，而持“扬弃说”者则只有寥寥3位，分别是：钱曾《读书敏求记》、王先谦《庄子集解》、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3]。“五四”以后正好相反，持“扬弃说”者可谓占绝对优势，高达几十位，而持“剽窃说”者，据笔者所见则只有6位，其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前5位，分别是杨明照《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寿普暄《由<经典释文>试探<庄子>古本》、钱穆《庄老通辨》（下卷）、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第三卷），本世纪1位，即孙以楷《道家与中国哲学》（魏晋南北朝卷）。这一情况一方面说明“剽窃”之说确有可疑，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扬弃论”者并未取得完全的胜利。特别是孙以楷主编的《道家与中国哲学》的出版已是2004年，在50年来无一人主倡“剽窃说”的情况下，仍然沿用汤用彤的观点：“郭氏精义，似均源出向之《隐解》（即《庄子注》）。虽尝述而广之，然根本论据，恐无差异”[4](P94), 坚持认为郭象《庄子注》：“‘述’多‘广’少，或者说，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向注。”

[5]这足以说明“扬弃论”者所作的论述并非是无懈可击的。

“扬弃论”者对“述而广”义所作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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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扬弃论”者对“述而广”义所作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十二点，而按照这十二点所属的类别，又可分为五个方面：

（一）对“剽窃说”所依史料的质疑。

（1）《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嵇）康、（吕）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1](P181)这一记载说明《庄子注》早在竹林时期就已经完成了。而刘义庆《世说新语》及唐修《晋书》郭象本传均谓“《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又查陆德明《经典释文》，共引向秀《秋水》注6条，这与以上二史说向秀未注《秋水》，也同样相矛盾。

（2）《世说新语·赏誉》：“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刘注引《竹林七贤论》：“纯字长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逊，位至御史中丞。”又引《晋诸公赞》：“洛阳败，纯、悌出奔，为贼所害。”

[1](P376)洛阳之陷在永嘉五年（311），郭象死在永嘉六年，一般认为其《庄子注》即作于元康（291－299）后期至永嘉六年这段时间。向秀约卒于275年，卒时其长子即使只有5岁，到此时也已步入成年，况又与郭象同朝为官，何能坐视“秀义零落”，坐视他人剽窃父文？由此足见《世说新语》及郭象本传所载：“秀子幼，义遂零落。??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也同样不可信。

（3）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无杂篇）”，“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

[6](P5)即使按照“二十八篇”之说，与郭象所注也相差五篇，而《世说新语》及郭象本传皆言郭象只“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这也同样是可疑的。

（二）从向郭两注版本的不同证郭注非窃。

（4）从有关文献对向郭二注的引用看，向郭二本曾长期并存。如东晋张湛《列子注》引向注三十余条，郭注二十余条。南朝陶弘景《养生延命录》引向注四条，郭注一条。南朝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向注一条，郭注二条。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主要根据的是郭注本，但也引用向注三十余条。唐李善《文选》注大量引用郭象注，但同时也引向注数条。自晋至唐三百余年，两种版本长期并存，如果之间没有差别，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5）又从引用的体例看，在同一个地方，以上这些文献或者引郭注而不引向注，或者引向注而不引郭注，或者二家并引，因所解不同而分列，或者因所解相同而合称（或称向郭或称郭向）。这也同样可证向郭二本是不同的。

（6）又从向郭二注的篇目看，正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说，郭注共有三十三篇，且内、外、杂俱全，而向注只有二十六篇（一说二十七篇，一说二十八篇，亦无杂篇），二者在篇目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这也同样说明二注是有别的。

（三）从向郭二注文义的不同证郭注非窃。

（7）具体句义不同。如《列子·黄帝》“善游者数能”句，张湛注引向秀：“其数自能也，言其道，数必能不惧舟也。”[7](P60)而郭注曰：“言物虽有性，亦须数习而后能耳。”[6](P642)又《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翛然而往，翛然而来”句，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向注：“翛然，自然无心而自尔之谓。”而郭注曰：“往来不难之貌。”[6](P229-230)在具体句义上既有这样的不同，则说郭注窃自向注显然是不够谨慎的。

（8）根本理论不同。如《列子·天瑞》张湛注引向秀：“吾之生也，非吾（当作“物”）之所 2

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化化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乃能为生化之本也。”[7](P4)对这段文字，“扬弃论”者共有两解。其中多数将“吾”视为“万物”，认为向秀虽如郭象一样，也主“万物自生”之说，但他认为在万物之前仍有一个“生化之本”，这就与郭象不同了，因为郭象认为在万物之前什么也没有，已经完全摆脱了何王“贵无论”的影响。这也就是说，虽然同主“自生”之说，但郭象坚持的显然是更彻底的。而也有少数认为，这里的“吾”字应指“生化之本”，这段文字通篇都是在讨论宇宙本体的，也就是说宇宙本体不是被生被化而是自生自化的，如此向郭之间的差别也就被拉得更大了：向氏不仅肯定万物之前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本体，而且对万物自生自化的特征也是缺乏认识的。

（四）从向郭二家的其他著作与今本郭注文义的异同证郭注非窃。

(9)郭象除了《庄子注》外，另外还作有《论语体略》，此书尽管也早已散佚，但皇侃《论语义疏》里还保留有九段相对完整的文字。这九段文字不仅与《庄子》郭注文义相同，而且有的在具体文句上也是非常接近的。如《论语·述而》“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句郭注曰：“舜禹相承，虽三圣故一尧耳。天下化成则功美渐去，其所因循，常事而已。故史籍无所称，仲尼不能间，故曰：禹吾无间然矣”[8]，这与《庄子·天地》郭注：“夫禹时三圣相承，治成德备，功美渐去，故史籍无所载，仲尼不能间，是以虽有天下而不与焉，斯乃有而无之也。故考其时，而禹为最优；计其人，则虽三圣，故一尧耳”[6](P424)，就是非常近似的。说《庄子》郭注乃窃向注而来，与此也是相矛盾的。

(10)向秀的著作除《庄子注》外，今天所能见到的还有《闻笛赋》与《难养生论》。虽然《闻笛赋》是一篇文学作品，并没有什么哲学价值，但《难养生论》的哲学价值却是非常之高的。《难养生论》一方面公开宣扬世俗富贵：“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贵，然富贵，天地之情也”，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人的尊贵：“夫人受形于造化，与万物并存，有生之最灵者也。异于草木，草木不能避风雨，辞斤斧。殊于鸟兽，鸟兽不能远网罗，而逃寒暑。”[9]这与今本郭注所说的圣人虽然不抑富贵，但却也不以富贵为富贵，以及万物之性虽然有别，然苟得其性，皆为逍遥的思想也同样相背离。向氏的文章必与向注相一致，由此也可证向郭二注在思想上也必是不同的。

（五）从前人对向郭二注的态度证郭注非窃。

(11)《世说新语·文学》注引东晋张隐《文士传》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学，托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象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1](P181)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6](P4)陆德明是见过向郭二注的人，这由他的向郭并引可以得知。张隐生活在东晋，当时向秀别本已出，当也亲睹。时人以郭象为王弼之亚而不以向秀为王弼之亚，张、陆以郭注为最高而不以向注为最高，这也足见郭注是超过向注的。

（12）又《世说新语·文学》载：“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1](P194)郭象小向秀约十五岁，郭注较向注又为后出，时人称“郭向”而不称“向郭”，后来陆德明、徐邈、李轨给《庄子》作音义也皆以郭为主，李善《文选》注也大量引郭象注，这也都足以说明在他们心目中郭注是胜于向注的。

对前人所述“述而广”义之再检讨

如上所述，“扬弃论”者为了证明“述而广”义的合法性，他们所作的论证不可谓不广泛，所 3

列的论据也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如果认真检讨一下，将不难发现这些论证、论据都是应当再作进一步斟酌的。下面就依12条的顺序，对它们一一加以辨说。

（1）根据刘注所引《向秀别传》的记载：“及成，以示二子”，向秀《庄子注》确实应当在嵇康被杀前就已完成了。但是同是“述而广”义的主张者，王晓毅先生却提出了另外一种颇不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向秀的《庄子注》“不可能”完成于“竹林之游”时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个时候“嵇康、吕安，正处于司马氏的政治高压下，他们以不妥协的态度激烈抨击礼法制度和纲常名教，而向秀《庄子注》的思想主调恰恰是以妥协态度论证现存一切礼法制度和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以刚直不阿而闻名的嵇康、吕安，竟极口称赞这部与己主张格格不入的书，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认为向氏《庄子注》应完成于向氏入洛后，“魏末竹林之游中向秀拿给嵇康、吕安看的《庄子注》，可能是初注《庄子》的某些篇章，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想倾向。最后成书并流行的是西晋前期的未竟之作。”[10]至于《世说新语》以及唐修《晋书》郭象本传说“《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而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向秀《庄子·秋水》注竟达六条之多，这一点看起来似乎很矛盾，但仔细翻检这些注释就不难发现其中五条都仅是注音，作字词解释的只有一条：“曏,明也。”[6](P570)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及《隋书·经籍志》皆言向秀除《庄子注》外，还撰有《庄子音》，由此则汤用彤先生说：“《秋水篇》《释文》所引，均出于向之《庄子音》”[4](P94)，显然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既是如此，则《世说》所谓向注“未竟而秀卒”就也同样无可质疑了。

（2）《世说》说向注“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后秀义别本出，故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审其文意，所谓“义遂零落”、“见秀义不传于世”、“后秀义别本出”，其中的“义”字当皆是承上文的“《解义》”而来的。这也就是说向秀家的《解义》在向秀死后，由于其子年幼，没有妥善保管，因此很快就散佚了，但是还有别的抄本，郭象即得了其中的一套。由于向秀《庄子解义》也即《庄子注》的抄本，数量大概很少，人们了解的只是它的大意，对于其中的细节并不知道，所以郭象窃为己注，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虽然向秀之子在郭象抄窃时已为成人，并同朝为官，但他们的手中已无父亲的写本，甚至也未读过父亲的写本（在他们有能力阅读时已经散佚了），他们又何从知道郭象的行为已侵犯了父权呢？学术界一般认为，郭象注的最终完成当在永嘉前期，既然如此，则向秀别本的出现最早也应在永嘉后期，向秀二子既均在永嘉五年遇害，则其对郭象的剽窃显然也是不可能发现的。由此足见，以向秀之子在郭象作注时已经成人为据，说明《世说》所载有误，也同样是很难服人的。

（3）《隋书·经籍志》：“《庄子》二十卷，梁漆园吏庄周撰，晋散骑常侍向秀注，本二十卷，今阙。梁有《庄子》十卷，东晋议郎崔譔注，亡。”[11]又，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无杂篇）。”由这两条记载不难看出：向秀注在当时只是阙（残缺），并不是亡（散佚），也就是说向注究竟有多少篇，唐人已不能知其详。如果按照“二十八篇”之说，再加上向秀未注的《秋水》、《至乐》二篇，则向注已达三十篇，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三篇，从而较郭象的三十三篇缺少三篇也是完全可能的。从《世说新语》的记载看，今本郭象注三十三篇的规模应是向秀确定的，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对此加以否定之前，我们目前恐怕只能信从这一说法。可见，以《经典释文序录》所载篇目为据，说明《世说》记载有误，也同样是不足为证的。再换一个角度说，郭注是否抄窃向注，关键并不在篇目而在思想，如果二者的思想完全相同或者十分接近，即使篇目上的差异较《秋水》、《至乐》二篇再多一点，也仍是无法洗清抄窃的罪名的。

（4）（5）（6）两种版本并存，只能说明二者有差异，但这些差异是不是已达到已不能再视作 4

抄袭的程度，则由此显然是无法证明的。因此以两种版本并存为据，说明郭注非窃，其论证力也同样是很有限的。

（7）对《庄子》的某些文句，向郭二注确实给予了不同的解释，但《庄子》向注大部已佚，这种句义不同的解释究竟有多少，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因此由此出发得出的结论，其可信度有多大也同样是不难想象的。

（8）对于《列子·天瑞》张湛注所引的这段文字，前人既有两种解释，则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就会有不同的取舍。如果要证向郭之异，当然应选第二种解释；如果要证向郭之同，则显然应选第一种解释。虽然从“扬弃论”者的论述看，即使按第一种解释，向郭二注之间也仍是一同一异——相同的是二者都主万物“自生自化”，相异的是向注承认万物之母，而郭注对此则是完全否定的。但是如果仔细翻检郭象的《庄子注》，则不难发现他对万物之母也同样是认同的。如《庄子·天地》郭象注曰：“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无也。然庄子之所以屡称无于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难，而犹上不资于无，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营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6]（P425）如果将这段文字与《列子·天瑞》张湛注所引的文字加以对照，我们很难说二者有什么差异。明明有一个生物之母，却皆强调万物是自生自化的，向郭二注在这方面表现的如此相似，如果对这种相似我们不能通过合理的解释予以排除的话，则在根本理论上所谓郭注超于向注云云也就同样不攻自破了。

(9)郭象除了《庄子注》外，虽还有《论语体略》，而且二者不仅文义相同，在有的文句上也是很接近的，“扬弃论”者固然可以借此说明《庄子》郭注渊源有自，但“剽窃论”者也完全可以借此作出如下假设，即郭象《庄》注不仅剽窃向注，而且剽窃后还进一步利用这些剽窃来的成果，对《论语》的经文加以阐说。可见以《论语体略》为据，说明郭注非窃也同样是难以成立的。

(10)向秀的《难养生论》与郭象的《庄子注》确实思想不一，但我们并不能把这篇文章当作向秀的哲学作品。据《晋书》向秀本传记载：“（向秀）与（嵇）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嵇）康高旨也。”[2]这也就是说，向秀作这篇文章并不是要阐发自己的思想，其目的乃是要助发嵇康对他的“养生”理论作进一步的阐发。向秀的《庄子注》虽然已佚，但从现存的遗文看，它与《难养生论》在思想上也同样是矛盾的。如《难养生论》十分强调人的尊贵和智慧：“夫人受形于造化，与万物并存，有生之最灵者也。异于草木，草木不能避风雨，辞斤斧。殊于鸟兽，鸟兽不能远网罗，而逃寒暑。有动以接物，有智以自辅，此有生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闭而默之，则与无智同，何贵于有智哉？”[9]这与向秀强调万物各有性分，如果各得其性，就皆为逍遥的思想：“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1](P194)(《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秀语），以及反对任用智慧，主张无心、自然的思想： “已困于智矣，又为智以攻之者，又殆矣”[12]（《道藏》第十八册《养性延命录》引《庄子》“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向秀注），“唯无心者独远耳”[7](P49)，“无心以随变也，泛然无所系”[7](P75)，“得全于天者，自然无心，委顺至理也”[7](P51)（《列子·黄帝》张湛注引），也同样是相背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难养生论》乃是当时一些流行看法的概括，其目的乃在给嵇康的理论阐发提供一个平台，他们二人有关“养生”的辩论，带有明显的双簧性质。把《难养生论》当作向秀的哲学作品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11)《文士传》的作者张隐，虽然和《列子注》的作者张湛一样，都生活在东晋，但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也看过向秀的《庄子注》。时人把郭象看作“王弼之亚”，这更是向秀别本被发现以前的事。张隐在未见向秀别本的情况下，称赞郭象《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是完全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