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复习

名词解释

西周：

“明德慎罚”：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奴隶主贵族吸取商代达到巅峰的神权法思想，总结并吸收夏、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认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组独有的神，而是天下各族所共有的神；“天命”属于谁，就看谁有能使人民归顺的“德”。统治者必须兼顾人事，重视民心的向背，“敬天保民”。

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治国方略运用于法制方面，就是要求“明德慎罚”，即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立法、司法都必须宽缓、审慎，执行刑罚更要慎重。

意义：动摇了神权的思想，从对立面的角度反映了“民”力量的强大和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重民”、“重德”、“仁政”的传统，为春秋战国时期神权思想进一步衰落和儒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周公制礼”：西周时期，在周公的主持下，周朝的统治者对以往的宗法传统习惯进行了整理、补充，厘定成一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即现所称的“礼”或“周礼”。周人将“礼”作为统治国家的唯一准绳，后儒家将其发展为“为国以礼”的“礼治”。 “六礼”：“六礼”是西周礼制所规定的婚姻成立的六道程序。即

1）纳采，是男家请媒人到女家提亲，获准后备彩礼前去求婚

2）问名，是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生辰，卜于宗庙，请示吉凶

3）纳吉，是男家卜得吉兆后通知女家，决定订婚

4）纳征，又称纳币，是男家送聘礼到女家

5）请期，是男家择定吉日为婚期，商请女家同意

6）亲迎，是新郎至女家迎娶

至此，“六礼”完毕，婚姻成立。这种婚姻实际上是包办买卖婚姻。西周的“六礼”对后世影响极大，中国古代的聘娶婚源于此。

春秋战国：

“铸刑鼎”：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袭西周的法律。但春秋末期的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郑、晋两国最早出现了“铸刑鼎”事件，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铸刑鼎”事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成文法的产生。

春秋末期，首先创制成文法的是郑国的子产。子产讲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于众。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公布法律。23年后，晋国大臣赵鞅、荀寅将该国法典铸在铁鼎上，公布于众。这些“铸刑鼎”的举动在当时遭到了包括孔子在内的保守派的猛烈攻击。

“铸刑鼎”是中国法律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律事件。它宣告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中国宗族法律形态的结束和成文法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进入了君主专制集权的法律的时代。同时，它也拉开了春秋战国成文法

运动的帷幕。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进行变法改革，公布法律。它拉开了中华法系的序幕，为历代王朝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秦汉以后法制的滥觞。

《法经》：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实行变法改革，总结了春秋末期以来各诸侯国立法司法的经验，结合魏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

《法经》共六篇，分为：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盗法》，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贼法》，有关审判、断狱的《囚法》，有关追捕罪犯的《捕法》，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杂法》，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具法》。《具法》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5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法经》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法经》初步确立了传统法典的体例和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立法技术已开始走向成熟，成为后世立法的滥觞。

2）《法经》的出现有利于司法的统一，便于司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和定罪量刑。

3）《法经》的出现有利于立法的系统化，使立法活动在兼顾历史沿革和横向联系的科学环境中进行。避免重复和抵牾。

4）将实体法（《盗法》、《贼法》、《杂法》）和程序法（《囚法》、《捕法》）大致区分开来，有利于按客观规律指导法律实践活动。

5）《法经》的出现，有利于法律文献的整理、修订、解释和研究。 秦代：

“廷行事”：“廷行事”是秦代的一种法律形式，指的是法庭的判例。秦简《法律答问》多有“廷行事”一语，说明秦代已把司法机关的判例作为司法实践中除律文外可资援引的审判依据了。

“公室告/非公室告”：秦代诉讼有“公室告”和“非公室告”之分。“公室告”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以外的人所犯的杀伤人、偷窃财务之类行为所提出的控告；“非公室告”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内部的犯罪行为向官府提出的控告面对此种控告官府不予受理。

汉代：

“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指汉代时用儒家经典《春秋》中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要求司法官在遇到例无正条、或虽有正条却不合乎儒家道德的案件时，根据《春秋》经义断案。其主要代表人物为董仲舒，他曾做《春秋决狱》一书，有232个案例，但该书后来亡佚。依据汉儒观点，所谓《春秋》经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亲属相隐、尊敬尊长、原心定罪之类。

春秋决狱的影响：

1）改变法家思想主宰主宰当时司法领域的现状，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

2）“原心定罪”的审判原则，过分强调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而忽略了犯罪的客观事实，从而为酷吏任意出入人罪打开了方便之门。

3）“引经决狱”的盛行开启了引经注律的风气，进而导致了律学的产生。

《九章律》：《九章律》是西汉初期由丞相萧何制定的法典。它是在参照、借鉴李悝《法经》和《秦律》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而成。除了继承《法经》及《秦律》中的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之外，又增加了户律（有关户口、婚姻、赋税方面的规定）、兴律（有关徭役、防备方面的规定）、厩律（有关畜牧、驿传方面的规定）三篇，合为九篇，故称《九章律》。

三国两晋南北朝：

“八议”：“八议”是指法律规定以下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由皇帝根据其身份及具体情况减免刑罚的制度。

八种人是：

1）议亲，指皇亲国戚

2）议故，指皇帝的旧故

3）议贤，指依传统标准德高望重的人

4）议能，指统治才能出众的人

5）议功，指对国家有大功勋者

6）议贵，指上层贵族官僚

7）议勤，指为国家服务勤劳有功者

8）议宾，指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

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把“八议”写入法律之中，从此直到明清“八议”一直成为后世历代传统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意义：将“八议”写进法律是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明确而严格的保护，是世族门阀特权法律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法律儒家化的标志之一。

“登闻鼓”：西晋武帝时，仿行古制，在官府朝堂门外设置“登闻鼓”，臣民若有重大冤情、不服判决，可以击鼓鸣冤，直接诉冤于皇帝或钦差大臣，官府需闻声录状上奏，这就是所谓的“登闻鼓”制度。北魏太武帝时也于宫阙之左悬登闻鼓，凡百姓击鼓鸣冤者，由主管官吏公车上奏其表。南朝梁也有吉翂“挝登闻鼓”的记载。此制建立后，后世各王朝历代承袭。

这种制度弥补了绝对禁止越诉的不足，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客观上有利于百姓冤情上达。

隋唐：

《开皇律》：开皇三年，鉴于隋“新律”法条繁多，使得“人多陷罪”，隋文帝又命大臣苏威、牛弘等人以《北齐律》为蓝本，以“宽肩”为原则，制定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开皇律》。

《开皇律》共十二篇，500条，在中国法制史上以“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而著称，后成为制定唐律的蓝本。

《开皇律》的成就与贡献：

1）篇章体例更加简要

第一篇仍为总则性质的“名例”，其他十一篇的篇名稍有变化，这种篇章体例为唐律所全部继承。

2）刑罚简明宽平

“简明”：a)减少了条数，删除了死罪、留罪、徒、仗等罪若干条

b）死刑种类只留斩、绞两种

“宽平”：a）进一步废除了前代的酷刑，构建了笞、杖、徒、流、死五种

刑罚构成的刑罚体系。

b)在继承北朝刑罚体系的基础上，对流刑的距离，流刑的年限，

附加刑的数额均作了减轻的规定。

3）首创“十恶”制度

在北齐律“重罪十条”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调整，首次命名为“十恶”制度，置于篇首，作为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

4）继承并发展了维护贵族官僚特权的法律制度

重要意义：1）代表了隋朝立法的最高成就

2）使传统法典的编纂进一步系统、规范，为我国传统法律的定型化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

3）各项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永徽律疏》：永徽二年，唐太宗命长孙无忌等人以《贞观律》为蓝本，制定出了《永徽律》12篇，500条。高宗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地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阐明《永徽律》的精神实质、重要原则制度的源流演变和立法意图，并设问答，解决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这些内容成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律文与律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元代后称为《唐律疏议》。

意义：a）我国迄今为止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最完备、影响最大的一部传统成文法典

b)使中国传统法律至此发展到最成熟、最完备的阶段，标志着中国传统立法技术达到最高水平。

c)以其丰富的内容、高超的技术和鲜明的特色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并对当时周围其它亚洲国家和后世各王朝的传统立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d)在整个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

《唐六典》：《唐六典》是记载唐代国家行政制度的一部重要文献。唐玄宗命令大臣以当时的国家行政体制为基础，按照西周《周官》一书依官职分类体例编纂当朝政书。

全书共30卷，分理、教、礼、刑、事六部，内容主要是按照唐代行政机关体制，记载了唐朝国家机构的设置、官员的编制、品级及职责、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监督、奖惩、俸禄等制度和规定。

意义：a）从此以后单纯行政性质的立法规范和制度开始从“律”和“礼制”中分离出来，编为典，使得刑律和行政法典成为基本并行的两大体系。

b)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立法，《明会典》和《清会典》在内容和体例上皆以《唐六典》为蓝本。

c)使中国传统行政法制逐渐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

宋：

“折杖法”：宋太祖实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讯严苛的弊端。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起到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

“刺配刑”：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型。推行折杖法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和折杖后诸刑等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配指流放的配役。刺配是指是对罪行严重的流刑罪犯的处罚。宋初刺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统》也无此规定。太祖时偶一用之意在弥补刑差。但仁宗之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

宋代刺配刑规定详尽，依所犯罪行种类和轻重，刺面的部位和刺的子和记号都有不同；因配役地区远近，刺的深浅也不同。

配型则有以下的不同：

a) 配役有有无附加刑的区别（常附加黥刺和杖责二刑）

b) 配役有军役和劳役之别（前者编入军籍，后者则配往官营工矿处就役） c) 配役有地理远近之别

d) 配役有放还时间的差别（背叛永不放还者经过三次郊赦后可移向较近地区，如不注“永不放还”，则有放还年限的区分；如果期满或者遇

赦，都可以近移或免罪释放）

刺配对后市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遭到非议。

“凌迟”：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后成为常刑。至南宋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明代：

“廷杖”：“廷杖”即依皇帝旨意，对犯颜直谏或忤旨过犯的官员杖责于殿阶之下（后行杖于午门之外），由宦官监刑，锦衣卫行杖。杖具为木棍，五杖一易人。廷杖隋唐已有，但仅偶一用之，至明则成则成常制。无论百姓大臣，皆以严刑镇压，维护皇权。结果是“重罪加重则多冤”。

“九卿会审”：明代时由六部尚书及通政使司的通政史、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九人会审皇帝交付的案件或以判决但囚犯仍翻供不服之案。 清代：

“军机处”：雍正时期，清廷对西北用兵，为方便皇帝办理紧急军务，雍正开始在宫内设军机房，挑选内阁成员协助处理机务。数年后，正式定名军机处，由此成为常设机构。自雍正以后，军机处成为皇帝之下的重要权力中枢。

军机处起草的诏旨，有经正常程序先发内阁，次及各部、院，称为“明发”；有的则绕过内阁，由军机处密封后直达地方督抚，称为“廷寄”。地方督抚的奏章，也可经由军机处直达皇帝。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位显赫，处于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但军机处对国家的重大政策实际上并无决策权。在皇帝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参谋机构，主要职能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个主要司法机构构成“三法司”，成为皇帝之下最主要的国家司法机构，其中刑部主审，大理寺复核，都察院监督。

刑部是职权最重，最受朝廷重视的一个司法机构。刑部的职责包括：

a) 在皇帝之下行使国家主要的审判权，具体审理京师百官犯罪，京畿地区大小刑案，核定全国的死刑案件，批结全国的军、流案件，并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