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理性观的价值意蕴

哈贝马斯理性观的价值意蕴

内容摘要：立足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针对西方传统理性的分裂与缺失，哈贝马斯开始为拯救理性进行研究。他从交往行为出发，立足于生活世界，在批判传统理性中建构起新的理性观，并赋予交往理性以弥合理性、对抗工具理性和反形而上学的使命，从而使他的理性观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价值意蕴。

关键词：哈贝马斯 理性 交往理性 价值

理性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理性的反思与探讨，是他整个理论的出发点和核心。他认为，理性构成了哲学的基本论题。在《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中，哈贝马斯指出：“意见和行为的合理性是哲学研究的传统主题。甚至可以说，哲学思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的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的基本论题”。本文将从哈贝马斯理性观的形成背景、形成过程及价值意蕴方面进行论述。

哈贝马斯理性观的形成背景

（一）早期西方理性观

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源于西方的理性传统。古希腊哲学自始，就把认识整个世界、把握世界的共相、探讨绝对不变的原则、寻求宇宙万物的本原或始基作为自身使命。

在古希腊哲学早期，理性本身并没有发生分裂。后来，柏拉图在其理念论中试图把认识论问题同本体论问题、伦理问题同审美问题区分开来，把理性划分为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使理性开始显现出分裂的迹象。

真正使理性发生分裂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明智”看作是人的最高道德，明显把“道德”同“明智”加以区分。他认为：“德性使我们确定目的，明智使我们选择实现目的的正确手段”。在他看来，明智是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相符合的结果。这样，他便明确地把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体现在明智中的实践理性以及体现在德性中的理论理性。

真正使理性的分裂得到肯定并固定下来的是康德。康德的三大《批判》不仅奠定了反思哲学的基础，而且他把理性作为最高的法律机关，一切提出有效性要求的东西都必须在理性面前为自己作辩护。他指出，不同的知识和行为领域各有其特殊性和固有规律，因此，在这些知识和行为领域中，必须遵循不同的理性原则。他把理性分为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和审美理性，并指出，在社会领域、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活动中以及思维领域，起作用的分别是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审美理性。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观

理性的分裂造成了近代西方社会理性的片面化倾向，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理性又被单一化为工具理性，目的-手段理性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哈贝马斯指出，合理化过程在韦伯的理论中带来的是工具理性行为的蔓延。为此，他批评韦伯仅仅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国家机关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解释合理化，把理性仅仅限制在工具理性这一狭窄面上。

对于理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极端片面化和工具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成员，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们把物化概念放到意识哲学的语境当中，认为物化意识的产生机制在于必须通过劳动才能再生产的类的存在形式，工具理性是用主体-客体关系概念来加以阐述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在工具理性中没有任何地位。他们指出，控制自然与控制人是一回事，“工具理性使得‘对内部和外部的控制成为生命的终极目标’，工具理性是‘放荡不羁’的发动机”（哈贝马斯，2004）。

哈贝马斯指出，由于早期的批判理论家依然局限于意识哲学的范式，而“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衰竭”。于是，他转向了交往范式，而交往范式正是从工具理性批判终止的地方重新开始的。哈贝马斯指出，工具理性批判坚持的依然是主体哲学的前提，它表现为一种缺憾，对此，它自身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它缺少灵活的概念来归纳被工具理性摧毁的一切。虽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找到了模仿这个的名称，但由于模仿能力源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抽象的认知-工具关系，因此，它正好构成了理性的对立面。

哈贝马斯指出，“如果我们用语言哲学的范式（即主体间的沟通或交往），来取代意识哲学的范式（即反映客体并作用于客体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可以揭示出模仿活动内部所包含的合理因素” 。哈贝马斯进而指出，要想重建现代理性概念，必须从认知-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交往理性范式不是单个主体与可以反映和掌握的客观世界中的事物的关系，而是主体间性关系，当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相互进行沟通时，他们就具备了主体间性关系。交往行为者在主体间性关系中所使用的是一种自然语言媒介，运用的则是传统的文化解释，同时还和客观世界、共同的社会世界以及各自的主观世界建立起联系。

哈贝马斯理性观的构建

哈贝马斯通过阐明交往行为的形式特征来建立交往理性。哈贝马斯曾指出，“人类是通过其成员的社会协调行为而得以维持下来的，这种协调又必须通过交往，在核心领域中还必须通过一种目的在于达成共识的交往而建立起来，那么，人类的再生产就同样也必须满足交往行为内部的合理性条件”。正是由于哈贝马斯看到交往行为在人类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他把交往行为作为其出发点。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指行动者个人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是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行动者使用语言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交往行为不同于工具行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个有效性要求在语言行为中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又是相关联的。即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是正确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三个有效性要求的提出或被反驳，即理性的言说过程，因而，符合三个有效性要求，就是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认为，语言交往既包含了理性分裂的所有方面，又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联系与统一，因而，交往理性完全能够担负起弥合理性的重任。哈贝马斯在其理论中，通过对意识哲学的批判，引出交往行为概念，然后又通过剖析交往行为得出交往理性范畴，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阐述理性原则，以期达到弥合理性、批判工具理性的目的。但同时，交往行为必须在交往行为主体共同的生活语境—生活世界这个舞台上才得以进行，交往理性实际就是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哈贝马斯进而考察了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结构包括三个因素，即文化、社会和个性。哈贝马斯指出：“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我把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我把个性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就是说，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并从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的三个构成因素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基础中，它们各自有一个明确的时空范围，但是这三个要素又互相联结，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意义关系网。

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始终运行于其中的境域，即“交往行动者总是在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运动；他们不能脱离这种视野。作为解释者，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语言行动同属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1994）。哈贝马斯又指出，生活世界又是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和相互理解的“信念储蓄库”来支撑交往行为的，“在理解的职能方面，交往的行动服务于文化知识的传统和更新；在行动合作化方面，交往的行动服务于社会统一和联合的形成；最后在社会化方面，交往行动服务于个人同一性的形成”，这体现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职能。

哈贝马斯正是通过生活世界这个交往行为者共同的生活语境来考察理性的。因为生活世界不仅包容了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方面的理性内涵，同时又与交往行为密切相关，只有交往行为才能把语言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功能、在遵守社会规范中的协调功能、以及在传达情感和展示自我中的表达功能统一起来，并把语言作为达至理解和共识的中介，从而提供了理性诸方面的统一性，而且从中获得的理性概念比工具理性更全面。

而且生活世界内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在生活世界中来把握理性，能突破传统形而上学在思维中把握理性的局限性。传统形而上学在思维中来把握理性的概念赋予理性以本体论或绝对论的含义。理性或者成为世界本身所固有的原则，或者成为主体的先验能力。因而传统理性最终被解释成为世界的终极原因或先验根据，成为一切权威和真理的根据，由此也引发了近代以来多个反形而上学的哲

学学派对传统理性的批判。

哈贝马斯理性观的价值体现

第一，交往理性是语言性的，交往本身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哈贝马斯认为，语言，尤其是言语，是主体一致性理解以及合理社会秩序得以实现的条件。交往以语言为中介，交往理性就必定是语言性的，基于此，它超越了以往意识哲学的范畴，立足于主体间性，转向了语言哲学的范畴。

第二，交往理性也是主体间性的，它用主体-主体关系取代了传统的主体-客体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理性的核心是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处理的是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条件，与参与交往的各个主体有关联。虽然参与交往的各个主体都追求自己的目的，但都遵守如下前提：他们在共同确定的语境中对他们的行为计划加以协调。即参与者相互都很尊重对方的计划。而意识哲学理性的核心是主体-客体关系，它只关注主体如何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达到对客体的认识与控制，从而实现自身的目的，它只涉及单一主体，因此是一种独白式的理性概念。如果说独白式理性概念是“主体性的”，那么交往理性则是“主体间性的”。

第三，交往理性是程序性的，交往参与者通过语言、通过讨论达到相互理解。对于传统意识哲学来说，理性是某种终极准则和最后根据，有理性就相当于显示其拥有的根据。而哈贝马斯认为，根据只存在于言语商谈的论证过程中，理性的准则存在于程序性的交往过程中。他指出，“交往理性发现，其标准在于直接或间接兑换命题真实性、规范正确性、主观真诚性以及审美和谐性等有效性要求所使用的论证程序”。因此，交往理性用论辩的程序取代了传统意识哲学中的“基础”和“根据”概念，从而消解了对 “终极准则”和“终极根据”的期待。

第四，交往理性是包容性的，它有最大的开放性。哈贝马斯批判传统理性，但是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理性、摧毁理性。相反，他用交往理性来统摄、包含工具理性，反对西方近代以来把理性片面地理解为工具理性的做法。他把工具理性包容在交往理性中，作为人的理性的一个方面。他曾明确指出用语言哲学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把认知-工具理性放到更加具有包容性的交往理性当中”。因此，理性原则并未被哈贝马斯否定，而是被包含在一个更加广泛的理性概念中，这也使得哈贝马斯与种种后现代主义区分开来。

第五，交往理性也是实现民主、公正、和平的一种途径。哈贝马斯主张交往行为者在交往实践中，应通过理想化的语言交往，来达成共识、消除分歧、化解冲突，从而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以达到自由与民主的目标。针对有批评家把自己的构想称作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善良愿望”或者是“浪漫的乌托邦”，哈贝马斯虽然也承认其构想具有乌托邦性质，但他又认为，“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是会实现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因而，哈贝马斯认为，他的交往理性最终一定能实现一种理性的、民主的、公正的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1.[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

3.[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

4.[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林出版社，2004

5.[德]霍尔斯特.哈贝马斯传[M].章国锋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