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与行为失范_现代犯罪问题的文化研究_任翔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No.22006　JournalofChinesePeoplesPublicSecurity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总第120期Sum120

文化冲突与行为失范

———现代犯罪问题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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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翔,李冰洋

(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北京　1000741)

　　【摘　要】　全球化语境中犯罪已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现代性的文化矛盾、文明冲突和价值迷失导致了犯罪主体的变化,犯罪主体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化的产物。犯罪文化学的基本关怀是建构和

谐理性、追寻价值正义以及描绘理想的生活秩序,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全球化;文化冲突;犯罪;失范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40(2006)02-0060-06　　文化作为人类自身本质力量的呈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反社会因素,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相反,晚近以来,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发展使文化差异日益显耀,并导致了范围扩大和意蕴深刻的文化冲突,以至于进一步恶化了价值的迷失和行为的失范,一系列观念性的因素渗透到了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背景中,成为犯罪的隐含动因。无疑,这种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而发展的现代犯罪及其文化因素,对于18世纪古典犯罪学和19世纪实证犯罪学构成了挑战:仅仅从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本身或者从社会的客观过程去探索,而不从文化及其价值冲突的角度去探索,就会难以全面地认识和解决现代犯罪问题,重建现代社会的秩序和正义。本文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将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中复杂的犯罪问题放置在文化冲突和价值迷失的理论视野中加以文化思考,整合犯罪学的经验考察,将犯罪现象上升到文化哲学层面加以探析,展示犯罪文化学的基本关怀,即建构和谐理性、追寻价值正义以及描绘理想的生活秩序。

着全球化延伸以及消费文化的降临,现代人文学科发生了一种视野和方法论上的根本性转向。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将发生在人文学科中特别是哲学中的这一转向称为“伦理转向”或者“道德转向”[1];詹姆逊将这一转向称作“文化转向”,并具体指出“文化成为经济,经济成为文化”是全球时代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2];戴维·钱尼则指出,全球时代文化研究的发展同我们描述现代历史的方式的巨大转变联系在一起,

“结果,现代性的首要意义被

认为是文化范式的改变”,即普遍地关注“在历史舞台上缺席的人如何经历、参与和理解社会文化的变革”[3]。这种“文化转向”大约发生在1990年前后,它表明文化成为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忽视的深层问题。这就要求人文学科在观察问题的视角上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即从关注语言到关注文化,从关注实证经验到关注文化观念,从关注社会单一客观过程到关注文化经济的复杂连接以及互动交融。

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文化图景中来审视社会现象和人文问题,确实已成为一种趋势,这势必导致人文学科研究视野的迁移、理论范式的变革以及研究方法的更新。对现代犯罪问题的探索既与现代性与全球化历史趋势相关联,也受到人文学科文化转向趋势的影响。

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随着现代性地平线向

首先,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中犯罪问题呈现出

一、现代犯罪问题与全球性文化之关联

　　【作者简介】任翔,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情报学系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李冰洋,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干部,吉林大学法律系博士研究生。

　任　翔　李冰洋:文化冲突与行为失范　

新的变化趋势。这些趋势包括:现代性的文化矛盾、文明冲突和价值迷失导致了犯罪主体构成的变化,犯罪主体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化的产物;自19世纪以来,犯罪的类型、关于犯罪的定义以及罪与罚的法理界限都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其中文化冲突下的罪因与犯罪都呈现出相当程度的非确定性,如福柯指出,

“许多与某种宗教权

威的行使或某种经济活动相关的罪行已经不再成为罪行了”,而“判决所确定的`犯罪'或`犯法'都是法典所规定的司法对象,但是判决也针对人的情欲、本能、变态、疾病、失控、环境或遗传的后果”[4];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趋势的加速运动,社会发展进程使犯罪区域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犯罪现象“从一个孤立的主要是影响城市中心的社会问题提高到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5],而侵犯财产罪作为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开始阶段的社会失范现象,给发展中的国家和发展中的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其次,不同社会体制下的犯罪现象呈现出颇为不同的特征。随着西方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消费文化的兴起,以及技术日益迅速的发展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犯罪呈现出这么一些基本趋势。在这些趋势下,即使是传统的犯罪形式也随着现代生活形式的改变而具有了新的外在征兆:1.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以经济活动为幌子进行的犯罪形式;2.侵犯艺术品和其他文化知识产品的犯罪形式;3.与吸毒、贩毒相关的犯罪形式;4.群体之间的暴力行为;5.具有民族国家和国际意义的暴力行为[6]。在作为世界现代化运动之有机组成部分、并面向全球以及处在巨大历史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犯罪现象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在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过程中,犯罪率持续上升,犯罪构成了对城市秩序和社会发展进程本身的严重威胁;在社会阶层斗争到经济建设转变的过程中,以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腐败已成为相当严峻的问题;从传统礼法社会到现代共同体转化的过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犯罪呈现出上升趋势;全球化消费文化在中国迅速传播,巨大的亚文化群体形成,青少年犯罪、暴力犯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再次,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犯罪学发展呈现出文化—社会学趋势。在20世纪初期意大利实证派犯罪学之后,对现代犯罪问题的探索也出现了一种以社会学为基本视野审视犯罪与社会结构、社会

过程和社会意识之复杂关联的趋势,并试图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下探索犯罪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采用某种冲突理论模式研究犯罪问题。在这个基本趋势中,犯罪文化学在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生物学的支持下已成崛起之势。文化冲突导致价值裂变,价值裂变导致个体失范,个体失范引发犯罪,这就是正在变动中的现代犯罪研究所蕴涵的一种思路。不过,文化冲突与现代犯罪现象的一些具体关联迄今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如文化冲突与现代犯罪主体的构成、文化冲突和现代犯罪行为的变异、文化冲突和罪因结构的变化、文化冲突中价值观念的重构和罪罚模式的关系、文化冲突中价值重构与正义社会的建设,如此等等的富有挑战的课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

二、现代性、文化冲突与

犯罪之关联

如上所述,犯罪虽然是一种自古就有之的现象,但它随着社会变革和生活形式的改变也在改变着它的形式。那么,今天我们从何种视野,选取何种视角来审视现代犯罪问题呢?在此,我们选取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冲突这一视角来认识犯罪问题。这里关键的概念是“现代性”、“全球化”和“文化冲突”。

现代性是一种发生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后一种伴随着现代社会运动的生存处境和生命体验。虽然它是产生在西方的一种生存体验模式,却对人类具有普遍的描述价值。马歇尔·伯曼(MarshalBer-man)指出,“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既许诺我们拥有自己以及世界的冒险、权力、快乐、成长和转变,又同时威胁我们,要毁灭我们所有、所知、所在的一切”[7]。而这种体验是全球所有的人所共享的、不可或缺的体验,一种全球所有的人必须置身于其中、不可回避的处境。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则指出,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包括“时空分离”、“制度抽离”以及“自我反思”三种要素,其影响深远的后果之一就是使人们普遍地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里,在这么一种处境中,世界的大部分处于分裂或者准分裂状态,文化认同体破裂了,人就被抛入了本体论的焦虑中[8]。实质上,现代性作为一种存在体验,本体论焦虑构成了它的一颗硬核。而这种本体论的焦虑又恰恰是一种文化的焦

　任　翔　李冰洋:文化冲突与行为失范　

虑:游离了传统社会,人现在的情境与其文化之间的情感纽带断裂了,从而有一种认同的危机。如果我们接受利奥·施特劳斯的建议,将现代性追溯到卢梭,我们即可从《社会契约论》中读出一种社会文化的张力:当社会契约将个人自由让渡给共同体,人性中反社会的东西就必然表现出破坏力量了;相反,当个体自由完全拒绝服从,整个社会生活就只有服从“丛林法则”了。这就是现代性中源脉性的文化焦虑,在我们认识现代犯罪问题时,仍然不能忽视这种文化焦虑。在全球化历史运动中,

这种文化焦虑构成了犯罪的深层动因[9]

。

全球化是现代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延伸,它是由人种、金融、科技、媒介和意识形态五种景观互相交织而形成的一种错综复杂的世界状态。乌尔利希·贝克将这么一种全球社会称为“世界风险社会”。“随着两极世界的消退,我们正在从一个敌对的世界向一个危机和风险的世界迈进”。这里的“风险”并不是一个对社会构成破坏和威胁的消极因素,恰恰相反,它作为反思现代性的一项重要指标,是指“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一种拓植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风险社会”理论以未来为引导和以反思为基础,关注于全球化的“风险的生态和技术上的问题,及其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启示”[10]。按照这种观点,传统社会是安全文化为主导的社会,而全球社会则是由风险文化所主导的社会;现代社会分配福利,而全球社会分配风险;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决策以及责任是以过去为基础,而全球社会的决策以及责任是由未来引导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具有相对确定性的社会,而全球社会则是不确定的社会。“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斯科特·拉什推进“风险社会”这一思路,进一步提出了“风险文化”概念。如果说,“风险社会”是一种对全球化客观进程的描述,那么,

“风险文化”则是一种对全球化客观过程中“风险”要素的主观自觉意识[11]。道格拉斯与沃尔德维斯可指出,在全球时代“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加剧,而是被意识和被觉察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在全球化过程中,由“风险社会”到“风险文化”的过渡时期,同时也就是全球社会经历急剧变迁的时期,稳定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意识形态规范结构在相当程度上遭到了质疑和否定性反应,而这就提出了如何应对社会政治风险问题[11]303。斯科特·拉什指出,全球时代的社会政治风险包括社会结构方面所酿成的风险,这些风险往往起源于社会内部的不正常、不安分、不遵守制度和规范的人物,还包括由于人类暴力和罪行所造成的风险,这种暴力和罪行起源于社会内部犯罪者的犯罪行为,以及社会外部的军事仇敌所进行的战争。犯罪作为一种负面的否定性的行为和过程,在全球化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中虽然没有改变这一消极性质,但这“风险”却要求我们立足于未来、从不确定性这一角度提出人类自由意志、理论决策、行为抉择及其责任等价值问题。

“现代性不是一个价值衰落的时

代”,作为现代性的历史延伸,全球化也必须是一个价值的时代。斯科特·拉什进一步指出,以“反思现代性”为基础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的“风险文化”,是以价值而不是以规范为中介而发生作用的,

“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运作方式,特

别是通过具有象征性的理念和信念来处理好涉及风险文化的各种问题。”[11]319这对于我们从文化冲突视野中处理现代犯罪问题,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回避的。

现代性的全球化延伸势必导致现代性的多元化,从而为历史的不同时段和世界的不同区域的多维现代性(divergenttrajectoriesofmodernity)敞开空间。多维现代性意味着全球时代文化的异质性和同一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将更加惨烈,文化冲突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面貌,在其深层乃是异质的文化精神及其价值观念的悖立和较量。全球化过程将社会生活变成了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的竞技场,而文化竞技已经成为文化冲突的一个醒目的表征。鲍曼十分激越地断言,现代世界是冲突的世界,是冲突已经内化了的世界。在这么一个冲突已经成为内部冲突并构成了个人矛盾性和偶然性状态的世界上,个体心序失调和行为失范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换言之,文化冲突构成了触发犯罪现象的重要因素,从而重构了罪因结构。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之中,犯罪学研究所遭遇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文化冲突对罪因结构、罪行结构以及正义结构的深刻改变。因此,犯罪学必须在自然罪因、社会经济罪因、个体心理罪因等等之外去探索文化罪因,从人文性、伦理性以及悖论性等角度把犯罪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探讨,推进价值领域中的犯罪文化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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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经是社会整合的象征符号了,犯罪、社会与文

三、现代犯罪问题之文化

研究的理论依据

梅尔福德·斯皮罗认为,作为一个规范体系,文化是人类社会秩序的功能性条件,而人的生物可塑性以及人类敏感的认识能力共同形成了人类行为的可变性特征。文化如同一个强大的秩序网络,制约着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对这个网络之中的存在发出指令或者禁令。文化赋予生活形式以意义,同时又禁止某些生活形式,这就形成了不同文化网络之下对犯罪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犯罪概念是特定文化语境下对非常规以及失范行为的独特解释。“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为罚”,作为人类精神或者知识基因的文化因素及其运动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是犯罪文化学所特别关心的课题。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特别重视犯罪与人类精神或者知识基因的深刻关联。中国春秋时期伟大思想家孔子就非常重视道德教化对预防犯罪的作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道德教化来引人为“仁”,在他看来比严刑峻法更能使社会富有秩序感。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晚年亦指出:“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本人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而法律统治的目标就是抑制心灵中黑暗的恶性。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向死刑宣战,其出发点就是刑罚人道主义。在他看来,“严酷的刑罚”不仅违背了“公正和社会契约的本质”,而且违背了“开明理性所萌发的善良美德”[12]。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在论述犯罪人时特别地注意到道德感、种族习惯以及文明程度等精神基因同犯罪的关系。他首先论证道德感缺乏是潜在触发犯罪的精神因素:对大多数犯罪人来说道德感完全缺乏,许多人根本不认为犯罪是不道德的。其次,他还指出了文化与人性之异化关系以及文明与犯罪的悖论性关系:文明只能改变犯罪的特性、甚至能使犯罪增加,不断进步的文化有利于犯罪[13]。迪尔凯姆明确地指出,所有犯罪的惟一共性就是违背集体的共同的“社会良知”,所谓“社会良知”就是“同一社会普通公民信仰和情绪的总和”,以及一个“有自身生命力的确定体系”的构成部分[14]。这里的“社会良知”已经是精神基因或者文化基因,这里的刑法

化的关系已经成为犯罪学、刑法学探索所关注的焦点,犯罪文化学呼之欲出了。

19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学的田野考察方法、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方法之兴起,导致了一种人类文化学视野的拓展和价值取向的转变,反映在犯罪学研究中则是尝试对犯罪问题作出一种文化解释。文化解释,用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话说,就是“深描”(thickdescription),即把“文化”看作是“由可以解释的记号构成的交叉作用的系统”,一套风俗画面构成的生活景观,

“在其中社会事件、

行为、制度或者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15]。将犯罪现象视为文化的产物,或者视为一系列可以解释的失范行为,就是要在个体和群体的文化冲突、时代精神和永久价值的文化冲突、普遍法则和民族差异的文化冲突以及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文化冲突之中去探取犯罪的构因。犯罪文化理论就是试图从文化悖论、文明进程的负面影响以及价值观念的崩溃去探询文化与犯罪之间直接或者间接的因果关联。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著名犯罪学家索尔斯坦·塞林出版《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在社会学界和犯罪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由此而开辟了犯罪文化学的理论空间,同时也带动了犯罪学、法学等学科的文化转向。他的基本论点是:现代犯罪产生于文化冲突。首先,有一个整合得非常有秩序的社会共同体,它不仅拥有一致的深厚的文化积淀,而且为日常生活规定了组织规范和行为法则。其次,现代性的发展出现了文化冲突,个人在特定的情境之中必须为行为作决断,而犯罪导致了依据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构成的行为规范的破裂。再次,“源发性文化冲突”和“继起性文化冲突”交替运动,导致了价值冲突和社会分化,形成了普遍的社会失范和文化焦虑,犯罪就是这种文化冲突的极端解决形式。复次,犯罪人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共同体是弱势和孤立的共同体,他们所依托的价值观也是与群体文化不同的价值观[16]。20世纪70年代之后,许多犯罪学家竞相运用各种文化理论或者现代性社会理论来解释犯罪的文化原因:特拉维斯·赫希尔和迈克尔·戈特弗里逊的《跨民族犯罪学的一般犯罪理论》,从跨文化的角度探索了犯罪问题;路易斯·谢利《犯罪与现代化》探索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犯罪的影响;阿尔伯特·科恩的《犯罪少年:犯罪团伙的文化》探索了群体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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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与青少年犯罪的因果关系。现代犯罪文化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将文化冲突视角引入犯罪研究,则可以重构现代犯罪学的罪因结构,从而展开文化和犯罪这一基本主题。这一主题的基本意涵是:文化是理解和限制犯罪的强有力的媒介,文化冲突在一定意义上触引和促发了犯罪;犯罪是文化的悖论性和负面性的表现形式,也是文化冲突之中的挫折和焦虑的消极解决方式。

20世纪法国哲学家福柯则从知识—权力的谱系学考察入手,试图重新叙述反常规和反社会行为的故事,以及书写一部“现代灵魂遭受审判的历史”[4]24。他根据对18世纪到19世纪西方司法实践的考察,发现刑罚的严峻性不断减弱,惩罚的强度也在减轻,被惩罚的对象也由罪犯的肉体转向了罪犯的心灵。从这一种司法实践的历史变迁之中,福柯清晰地展示了西方文化的变迁,以及文化和犯罪之间的复杂关联。他的结论是:惩罚不仅是为了镇压和处罚,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惩罚不仅仅是立法的后果,而是一种政治策略;知识—权力是刑法历史和人文科学的共同母体;肉体的权力技术反映了刑罚方式的变化,从中可以读出权力关系和对象关系的共同历史。福柯谱系学的暗示在于,犯罪行为以及惩罚的历史与文化冲突、文化变迁的过程是内在相关的。由此可以书写一部惩罚控制的历史。其中,以社会报复为目标的绞刑架下的身体惩罚最终被监狱的规训所取代,监狱成为处置反社会者和反正常者的道德机器。

会现象或者社会问题,从社会结构静态方面和社会化过程动力方面研究犯罪问题。而犯罪文化学则将犯罪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将文化看作是理解和调节犯罪的主要媒介,从具有人文性和伦理性的文化悖谬因素入手,试图对犯罪与文化精神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度解释。总之,犯罪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因素如何触引和促发了犯罪?如何运用社会功能控制和预防犯罪?而犯罪文化学的基本点是:犯罪和文化精神之间存在着什么程度上的因果关系?如何运用文化精神或者文化心理结构的资源应对现代犯罪?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视野中对犯罪进行文化学探索,本文特别关注犯罪学与文化现代性、文化冲突与犯罪之间的关联。

文化冲突导源于文化变迁、文化传播、文化精神的异质、亚文化群体特异的精神信念及其符号实践。这是因为:第一,文化变迁导致了文化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心态结构的转型,在急剧的文化变迁中,如在古典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变革中,文化结构发生裂变,社会结构出现无序,心态结构呈现迷乱,这三大结构性的变迁之极端形式就是犯罪的急剧增长。这个历时性维度上的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古典文化精神和现代文化精神之间的冲突,伦理价值规范和实践行为规范之间的不协调导致了犯罪的频频发生。第二,文化传播是异质文化间互相传递和彼此扩散的运动和过程,其中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之遭遇引起文化冲突,文化冲突触发犯罪。这个共时性维度上的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本土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外来的异质的文化精神之间的冲突,不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不一致,极易造成行为失范,犯罪因此发生。第三,不同文化精神形成了不同国民品质,其集体人格取向的倾斜导致文化冲突,而国民品格的劣根性易导致反社会的行为。第四,与主流文化对立的亚文化群体及其价值观念与符号实践具有叛逆性、畸形性和反社会性,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往往就是犯罪。

此外,文化冲突导致犯罪主体、罪因结构、犯罪行为、罪罚关系以及犯罪控制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第一,文化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文化的冲突。在现代性语境中,文化冲突导致了集体生活形式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巨变,现代犯罪人就在“浪游者”、“陌生人”、“奔走的氓流”以及“反常人”之中成型。第二,文化冲突导致了罪因结构的变化,文化、伦理、价值观念成为犯罪最隐微

四、现代犯罪问题之文化研究的意义

从文化角度研究现代犯罪主要有那些基本点呢?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探索现代犯罪有别于从社会学角度探索现代犯罪。从社会学角度探索犯罪问题,特指从实践操作活动和工具理性入手,探索社会结构、制度结构、社会风气和社会生态及其缺陷、弊病追溯犯罪现象的根源。而从文化学角度探索现代犯罪问题,则特指对现代犯罪进行深度解释或者深度描述,从伦理评判和价值理性入手,探索文化变迁、文化传播、国民品格或者文化精神深度结构以及亚文化结构等等构成的文化冲突对于犯罪的触引和促发作用。其次,从现代性和全球化视野中对犯罪现象进行文化研究亦不同于一般的犯罪社会学探索。当代犯罪社会学理论将犯罪作为一种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