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一词的来龙去脉与恩恩怨怨

“支那”一词的来龙去脉与恩恩怨怨 文章提交者：honeywell 加贴在 世界历史 铁血论坛 http://wendang.chazidian.com/bbs74-0-1.html

骤看标题，估计不少网友心里立马会打个激灵。呵呵，这不奇怪。诺大一个新浪网因使用“SINA”作为域名而遭到严厉声讨，小小的重庆某火锅店老板因取为店名而被迫下跪道歉。是不是明知山有虎，我却偏要去捋虎须，网上一边倒地口诛笔伐之时，传媒那边却是别样景致：央视《百家讲坛》上，钱文忠在《玄奘西游记》里口口声声大谈特谈“支那”高僧；香港作家张继春夫妇的小说《支那人高阳泰》一度堂而皇之出版发行，“支那内学院”的学术论著方兴未艾……这又是为什么？ “支那”（Cina）作为古代中国的名称，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处、何故？学界对此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考证，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问题至今悬而未决。综合来看，大致上分为两种主要看法：

1、认为“支那”一词是“契丹”的音译。俄语称中国为Khitaj，源自Khitan（契丹）。最初俄罗斯人不能直接与汉人交往，而大约在11 世纪与契丹人发生联系之后，便把“契丹”作为中国的名称。这种观点影响甚小。 2、认为“支那”一词最早是古代印度人对古代中国的称谓。唐宋时印度梵文佛经中Cina被音译成“支那”。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此观点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可，但关于为什么古代印度称中国为支那，却有许多不同见解，将“支那”原义解释为某一朝代、某一民族、某一地区或某一物品的都有。

以上都是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事，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还是回到本题主旨上来。 “支那”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印度古梵语。梵文将“秦”一词音译为“CINA”，即“统一、强大”之意，而在佛教则具有“文明、睿智”之涵义。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也都以“CINA”指称中国。梵文Cina在印度出现后，向西方传播。整个印欧语系中，除了斯拉夫语

族俄语K14Taa 等来自“契丹”古国音译之外，其他各国对于中国的称谓都是从“CINA”演化而来的。传播的路径大致是经由中亚到欧洲，据张星火+良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考证统计，“支那”至少见于10种语言文字，分别是：梵文、希伯来文、粟特文、罗马尼亚文、希腊文、亚美尼亚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我们自己的汉文。再后进入英语，逐步演变为今天英语中的“China”。

根据语音把“CINA”翻译为中文的“支那”，始为大唐高僧玄奘法师在其游记《大唐西域记》对梵语翻译的独创。初期见于中国汉文史书的“支那”，都译自印度语言，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五）称“摩诃至那”，释慈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称“摩诃脂那”，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说西国称“大唐为支那”。《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天竺国传》称“摩诃震旦”，《宋史》卷四九《天竺国传》称“支那”。上举诸例中的“摩诃脂那”字样，都译自梵文（mahachinasthana）。

而自称“支那”第一人，据说为唐玄宗。李隆基在《题梵书》之咏曰：“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 近世以来，随着西方对中国的称呼“China”传入日本，日本把“China”与“支那”相连，并把“支那”作为一个西方来的新词汇使用，渐渐地“支那”成为日本人指称中国的普遍用语。“China”刚开始进入日本的时候，大多数音译为“支那”，如日本辞书《广辞苑》解：“‘支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源于‘秦’的转讹），初出现于印度佛典。”另外，还有至那、脂那、震旦、真旦、振旦等译法。如1713年，新井白石在翻译荷兰语地理书籍《采览异言》时，首次将“China” 与“支那”相连，但他给“支那”加的注音假名是“契呐(チィナ)”，而非“希呐(シナ)”。自《采览异言》以后，日本的地图中多将“中国”、“汉土”等称呼改用“支那”，但并不含有贬义。

转折点出现在19 世纪以后，日本以“支那”称呼中国的情形大为增加，并开始与歧视中国联系在一起。1823 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鼓吹“雄飞海外”、“独

占中国”，强调中国懦弱，中国人卑鄙无耻，对中国人大加侮辱，并且以“支那”来指称中国。此书在19 世纪末沦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成为日本士兵的必读之物。可见，此时日本人的论著中“支那”已经含有贬义的意味了，但还不为各界所普遍接受。譬如1862 年，日本志士高杉晋作曾被派往大清国视察，他在所作的汉诗中直抒胸臆：“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欲舍我短学彼长。”从整首诗的意蕴来解读，文中“支那”一词，不难看出其钦敬之情。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为了“脱亚入欧”，采用了“CHINA”一词的意译“SINA”，以期同国际接轨。又由于亟欲“入欧”，自然就需要摆脱清政府所坚持的封贡体系而转为条约体系，再加上扩张战略的需要和满清政府在西方列强欺凌之下饱受屈辱、几无还手之力的现实，向来崇尚强权与实力、而且迅速崛起的日本和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由过去的崇敬转为蔑视，政府政策和社会文化也随之发生转向，尔后即逐渐演变为其后的扩张主义政策和对中国的侵略。看似简单的“支那”一词的演化过程，其实正是印证历史进程的铁证一桩。

表现在文化上，日本舆论多用“支那”、“清国”称谓中国。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其中写道：“日本虽位于东亚，但它是一个成功地移植了西方文明的国家。令人遗憾的是，它有支那和朝鲜这样的近邻。这两个国家与日本唇齿相依，但其顽固保守，不思改革进取。西方各国都把日本与这两个国家相提并论，这真是日本的一大不幸。为了日本的未来，与其花费时间等待这样的邻国实行开明政策，一起共图振兴亚洲，不如脱离他们，转而与西方的文明国家共进退。我们日本不要有什么顾忌，就像西方国家对待这两个国家来处理朝鲜和支那问题就行了。亲近坏人就会与之共背恶名，所以，我们应该彻底地摆脱东方的坏朋友。”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完整诠释了“脱亚入欧”思想，文中对“支那”一词的运用昭示着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蔑视。 而在政策上，1868年底日本外国官役所（相当于现外务省）给长崎华侨的布告中，首次在政府文件中使用“支那” 一词。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无论是政府文书、报章杂志，还是百姓的口语，对中国用得最多的称呼是“支那”。甲午战争后，“支那”一词在日语书籍中广泛使用，已不再限于政

论性书籍和文章中，文人著述中以“支那”称呼中国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河野通之、石村贞一的《最近支那史》、市村瓒次郎的《支那史要》、《支那史》，三岛熊太郎的《支那近代三百年史》，白河次郎的《支那文明史》等。这使得“支那”一词在日本妇孺皆知。这究竟是日本文人的自发推动，还是日本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动，目前无据可考。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先是震惊，继而因胜利而陶醉，上街游行，狂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对中国人的蔑视侮辱也达到了极点。日本人以“猪尾巴”、“猪尾奴”、“秃子”等下流语言辱骂中国人，“首批留日学生十三人中有四人中途退学归国，原因之一就是忍受不住‘猪尾巴’‘猪尾巴’这种嘲弄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M].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185，193~201, 202.）另外，甲午战后，“支那”的语音统一为“希呐(シナ)”，而没有统一按英语“China”的发音“恰依呐”，也没有统一按传统中国“唐”的发音“卡拉”、“唐土”的发音“毛姥烤希”。弃象征强大中国的“唐”的发音而用具有歧义的“希呐(シナ)”音来为“支那”注音，其意图何在？我们看到的不争事实是，此后日本民间大量使用“支那”来侮辱中国和中国人，日本人动不动就骂中国人为“支那”人 。也许是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上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中，对“支那”的解释成了：“支那，即愚蠢的中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 在蔑视心理的支配下，日本人拒用“中国”而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的理由，实藤惠秀先生作了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归纳：大正时代( 1912- 1926) 以后四十余年间，日本人拒用“中国”这个称呼大抵有四种理由：（1）“中国”是个傲慢的名称；（2）作为历史上的通称，除“支那”之外，便无更好的名称；（3）“支那”，亦即China是世界性的名称；（4）日本国内有“中国地方”这个地名。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实藤惠秀先生自己认为这四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但所列情况确实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心态。在日本坚持“国家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中国人自称自己为中国或中华，是以中国为本位的夜郎自大式的语言表现，因而，这些人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这样，在日本人疯狂崇拜西方文明，越发轻视中国的环境中，“支那”一词逐渐变成了贫弱、懒惰、因循守旧的

代名词。而日本官方使用“支那”一词指称中国，除含有蔑视中国之意外，更含有不可告人的政治意图，直接牵涉到否定中国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这点稍后再续。 许是由于新智开启的迟滞和对外讯息的闭塞，包括维新派、保皇党和革命党人对于日本大肆宣扬“支那”所包藏的祸心，反应无疑是愚钝的。十九世纪90年代以后，“支那”的使用反而在中国国内逐渐普遍起来。西洋传教士艾约瑟在《万国公报》上连载题为《支那游记》，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发表了《支那人的气质》一书。维新派领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在《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曾写道“我支那四千年之大梦初醒，实自中日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首先在1896年的《时务报》中使用“支那”来指称中国并经常使用“支那”一词，也曾使用过“支那少年”这一笔名，并且还以“支那之怪杰”为名题签在其所著《李鸿章》封面上。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曾在诗中以“支那第一人”自称：“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而二十世纪初，“支那”在中国的使用更趋普及化，却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共同推动的。这些人大多留学日本或在日本游历，深受日本使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的影响。一大批革命家流亡日本后，首要做的便是两件事：一是剪去象征耻辱与被奴役的辫子，二是借用日本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以示与满清王朝的彻底决裂。革命派和改良派多将“支那”用在报刊和书籍中，孙中山流亡日本时，除绘制过《支那现势地图》外，还发表过《支那保全分割合论》；章太炎与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黄兴、宋教仁等人创办的华兴会机关期刊即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此外，还有《支那全书》、《支那文明史》、《支那四千年文化史》（译者也自署其名为“支那少年”）等书籍。严复在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由此可见，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无论是革命家还是复辟分子都曾采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过自己。这也难怪，倘若在当时日本不自称“支那”，难道称“大清”不成？可以解释的一个原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