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资源诅咒

2008年第4期

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

———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

邵　帅　齐中英

　　内容提要:本文应用“资源诅咒”理论假说,通过1991—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

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

负相关性,能源开发确实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能源开发负

向作用于对外开放度、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但“诅咒”效应尚未明显产生,而实施大

开发后能源开发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负向作用有所增强,从而导致诅咒效应明

显出现。通过进一步的实证考察,我们发现能源开发在西部主要通过其对科技创新和人

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以及滋生寻租和腐败而引起的政治制度弱化效应这三种间接传

导途径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人力资本投入是作用最强的传导因素。

关键词:能源开发　经济增长　资源诅咒　传导机制

一、引　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基于实证分析的新学说———“资源诅咒”(curseofresources)学说正逐渐发展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现和热点研究方向。“资源诅咒”指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自然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反而呈现出令人失望的经济发展绩效的现象。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充分印证了这一事实:1960—1990年间,资源贫乏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比资源丰裕的国家快2—3倍,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尤为明显(Auty,2001)。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往往容易陷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陷阱,而导致经济增长步履维艰甚至停滞不前。

放眼国内,我们会发现类似的现象。占国土面积71.4%的西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更是储量丰富。据相关统计,西部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41%和65%(胡健和焦兵,2007)。然而,西部的经济增长水平却相对滞后。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数据显示,2005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16.9%,西部地区除内蒙古外其余省份的人均GDP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许多资源型城市和地区不但没有越来越富有,反而相对越来越贫穷,“富饶的贫困”现象非常普遍。这不禁让我们去思考自然资源丰裕的西部是否也遭遇了资源诅咒,资源禀赋是否成为了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潜在因素。

在所有自然资源中,能源可以产生相对较高的经济租金,其在工业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能源开发作为一项＊　邵帅、齐中英,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50001,电子邮箱:shaoshuai8188@http://wendang.chazidian.com。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673015)和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22040213016)资助及技术·政策·管理(TPM)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htcsr06t07)支持。作者感谢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杨莉莉博士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周传斌博士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富有价值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邵　帅、齐中英: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

战略性工程,在整个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气东输”、“西油东送”、“西煤东运”等能源工程项目的实施更是加大了西部能源开发和输出的强度,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必然会产生深远影响。有鉴于此,本文以能源资源的开发为主要研究对象,①以西部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地检验我国西部地区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并通过比较西部大开发前后能源开发对西部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程度及其传导作用机制的变化和差异,以及对西部大开发时期两者关系进行专门性的实证考察,来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二、文献回顾

早期的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工业化起步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于大部分资源导向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衰退而很多资源贫乏的国家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的事实,这种观点逐渐被颠覆。Auty(1990)等人相对较早地对资源导向型国家进行了观察并提出一个广为关注的诘问:资源富足和资源型产业对经济发展到底是福还是祸?1993年,Auty首次提出了“资源诅咒”的概念,即丰裕的自然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此后,SachsandWarner(1995,1997,1999,2001)发表了数篇引用率较高的文章,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检验。他们以95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以初级产品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反映资源禀赋水平,利用1970—1989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如制度安排、区域效应、价格波动及地理气候等因素,负相关仍然存在。而许多学者(LeiteandWeidmann,1999;Gylfason,2000,2001;Sala-i-MartinandSubramanian,2003;PapyrakisandGerlagh,2004)也得到了与其广泛一致的结论。

对于“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文献主要集中阐释了以下几种传导机制。(1)贸易条件波动。初级产品往往具有价格波动大的特点而导致国内需求随之波动,政府财政收入大受影响并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使经济产生大起大落的状况而不利于整个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Auty,2001)。(2)“荷兰病”②(Dutchdisease)效应。此方面的研究较多也较为深入。资源丰富可以产生资源转移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和支出效应而使制造业逐渐衰落(CordenandNeary,1982)。制造业部门具有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的特征,而初级产业部门则缺乏联系效应和外部性甚至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相当低,因此就长期而言,这样的产业结构往往会使人才外流而导致经济衰退(SachsandWarner,1995;Gylfason,2000)。(3)挤出效应(crowding-outeffect)。SachsandWarner(2001)认为大量的自然财富主要通过对经济增长促进行为的挤出效应来阻碍经济增长。从相关文献来看,这些行为主要包括储蓄投资、人力资本投入、创新行为等。Gylfason等(2001)认为由于自然资源提供了一种持续性的财富源泉而使人们减少对现有资本转移到未来的需求,所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会降低储蓄和投资的需要,理想的储蓄率和成熟的金融系统与一国产出中自然资源开发所占份额是负相关的。资源丰裕地区也缺乏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动力。由于人力资本的投入无法得到额外的收入补偿,①目前还没有一种公认的能够精确度量自然资源丰度的方法。在相关文献中,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或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研究者对此所使用的指标也不尽相同。本文所关注的“能源开发”的范畴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主的一次能源的开采及以其为原料的二次能源的生产。这虽然不足以完全反映自然资源丰度,但能源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而煤炭、石油、天然气是目前最重要的能源也是西部开发强度最大的资源,因而我们使用能源开发强度这一变量近似地反映自然资源丰度从而也便于对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专门性的研究。

②一般认为,“荷兰病”一词最早出现于1977年英国的《经济学家》期刊上。上世纪60年代荷兰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但天然气出口收入的激增却带来了始料不及的问题: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受损。后来人们把这种因自然资源发现或资源价格上升或国外援助带来的外汇大量流入而产生一系列不利于经济增长影响的现象称为“荷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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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接受教育的意愿普遍降低,高技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减慢,人力资本积累自然趋于下降(SachsandWarner,1997,1999;Gylfason,2001)。资源富足还会通过吸引潜在创新者和企业家去从事初级产品生产而挤出企业家行为和创新行为,企业家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而使对创新的挤出效应潜在性地增强(SachsandWarner,2001;PapyrakisandGerlagh,2006)。(4)政治制度弱化效应。自然资源提供了一种收取经济租金的简单方法(Krueger,1974),并增加了为获得资源租而向行政人员行贿的回报(LeiteandWeidmann,1999;Torvik,2002)。此外,资源富足常伴随着某种政治权力利益集团的产生,这些集团会试图影响政治家制定有利于其特殊利益的政策而滋生寻租和腐败行为(Mauro,1998),这些行为弱化了政治制度的质量,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非线性影响(Sala-i-MartinandSubramanian,2003)。

总体来看,国外对资源诅咒现象研究的空间维度基本上都集中于跨国层面,而较少有学者专门研究一国内部区域层面资源富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Papyrakis和Gerlagh(2006)实证地验证了美国同样存在资源诅咒效应,资源稀缺的州与资源丰富的州相比趋向于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

在国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往往把目光局限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上,而对自然资源丰度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其传导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还不多见。其中徐康宁和王剑(2006)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他们使用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资源诅咒”效应在我国同样存在,认为“诅咒”效应主要通过资本投入的转移机制制约增长。胡援成和肖德勇(2007)在论证了我国省际层面存在“诅咒”效应的同时,得出了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是制约我国省际层面“诅咒”效应存在的关键因素的结论。遗憾的是,国内的相关研究均没有考虑腐败度这一“资源诅咒”理论中的重要传导因素,更没有对“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

三、初步统计观察

在深入研究该命题之前,有必要利用经验数据来进行初步的统计观察,以便于我们了解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我们将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选取西部十一个省区数据为样本,以1991—2006年各省区人均GDP(以GP表示)的年均增长率(以公式ln(GP2006 GP1991) 15按可比价格计算)为经济增长变量,以1991—2006年能源工业(包括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和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五大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本文中能源开发强度变量均采用这一指标度量)的年均值来表示各省区的能源开发强度,绘制出两者对应关系图(见图1)。从整体上来看,散点趋势线先有一小段微微上升,之后便一直呈下降趋势,说明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先呈现出微弱的正向关联,而后又转为更加显著的负向关联,可见西部的能源开发具有引起“诅咒”效应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由于东部地区本身对能源相对较大的需求以及近年来国家西能东送等宏观政策的倾斜,西部向东部地区的能源输出量是非常大的。直觉上判断,这对东部的经济增长应该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为进一步比较说明,我们以1991—2006年各年东部各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值为纵轴,以各年西部各省区能源开发强度的平均值为横轴绘制出图2。从中可看出,散点趋势线先向右下方倾斜,在2000年坐标值点附近开始转为向右上方倾斜,说明从2000年左右开始,两者之间逐渐呈现出正相关趋势。这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正相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把能源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能源运输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我国更是把“西能东送”作为促进西部发展与我国能源布局合理化的重大举措。随着这种宏观政策的实施,西部的能源产出也逐渐对东部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反映在经济数据指标上就呈现出图2所显示的结果。这与图1所显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显著的差异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西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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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能源开发会不会进一步拉大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除了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外,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何能有效地带动西部自身的经济发展而避免使其陷入资源优势陷阱?我们认为对西部是否遭遇“资源诅咒”的检验并对其产生原因的深入机理分析是解答以上问题的首要步骤

。

图1　西部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各省统计年鉴。

图2　西部能源开发与东部经济增长数据来源:相应年份各省统计年鉴。　　

四、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基于对Sachs和Warner(1995)、Papyrakis和Gerlagh(2004)所使用模型的改进(ShaoShuaiandQiZhongying,2007),我们建立如下面板数据基本回归模型:

yt=αPt-1+α0+α1lnG2Et+α3Zt+εtiiiii(1)

式中,y表示人均GDP增长率,lnGPt-1表示滞后一期人均GDP的自然对数,E为能源开发强度变量,Z为将要加入的其他控制变量所组成的向量集,i对应于各个省份截面单位,t代表年份,α0为常数项向量,α为随机扰动项。1、α2、α3为系数向量,ε

由于各省份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地域面积等总体状态上存在差异,绝对值指标是不适合地区间的横向比较的,因此我们均选择相对值指标来对各经济变量进行度量。首先,对于自然资源丰度的度量,我们采用的是前文给出的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这一指标,表示为E。

根据相关经济理论,控制变量Z应包括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入、科技创新及经济制度条件等。和大多数文献一样,我们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占GDP比重作为物质资本投资的度量指标,表示为Inv。对于人力资本投入的指标,有些文献使用的是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但这类指标属于流量性指标,而真正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是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因此我们选取平均每千人口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这一存量性指标作为其度量指标,表示为Edu。同样道理,对科技创新的度量我们选取研究与开发机构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的比重这一存量性指标,表示为RD。

对于经济制度条件的描述,常见的变量有非国有化水平、对外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等。考虑到对外开放政策在我国近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外开放度是“荷兰病”效应的主要考察点之一,因此我们选择对外开放度作为描述经济制度条件的变量。而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反映在进出口贸易水平上,因此,我们使用人民币表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作为对外开放度的度量指标,进而来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制度条件,表示为Ope。

此外,如前文所述,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容易引起寻租和腐败行为的发生而弱化政治制度的质量。为了在一国内部区域层面检验此观点,我们引入腐败度变量Cor。但对腐败的度量一直是一个难题,文献中也几乎没有针对一国内部区域层面的相关研究可参考,且各省区对于腐败行为的相关统计数据也不甚齐全。现有资料中只有1997年以后各省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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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可以从《中国检察年鉴》中查到),为比较系统连续的数据,而1997年之前的数据严重缺失,因此我们就构造了平均每万人国有单位职工中被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渎职侵权)人数这一指标来度量腐败程度,①并仅在之后对西部大开发时期的专门考察中引入此变量,而在整体分析和西部大开发前后对比分析中不予以考虑。显然,其数值越高,说明腐败程度越大。

②在研究跨国层面资源诅咒的文献中,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大多在20年以上。显然,较长的

时间跨度可以反映出经济增长的长态,而较短的时间跨度则有可能无法剔除经济周期因素的影响。但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将整体研究时间起点定于1991年。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允许我们将研究时段扩展到2006年。由于西藏的情况比较特殊,其数据的完整收集也较困难,因此我们将其排除在样本之外。由于缺乏重庆1997年之前的单独统计数据,所以我们在整体分析和对比分析时将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这样,研究的整体面板数据集就包含了1991—2006年16年间10个截面单位(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160个样本观察值(腐败度变量观察值为1997—2006年包括重庆单列数据在内的110个数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及高校财经数据库(http://wendang.chazidian.com)。

五、“资源诅咒”效应的实证检验

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有聚合最小二乘回归、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等,使用哪种方法须通过事先的设定检验来确定。对此,我们可以通过BP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和Hausman检验等相关方法来完成。另外,由于面板数据往往容易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所以须要使用ModifiedWald检

③验和Wooldridge检验分别对残差是否存在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对适用于固定效应模

型的方程,我们采用Stata软件中可以同时纠正固定效应模型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的xtscc命令④进行估计;对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的方程,我们则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

(一)整体性实证检验和西部大开发前后对比实证检验

首先,我们以1991—2006年的整体数据集为研究样本,从整体上考察西部的能源开发是否具有“资源诅咒”效应。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yt=αPt-1+αDt+α0+α1lnG2Et+α3Invt+α4Opet+α5R6Edut+εtiiiiiiii(2)

　　表1所示的分析结果显示,能源开发强度变量的系数为负,显著水平为10%,说明了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的能源开发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均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但其中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如其他变量显著,这可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来西部地区的研发创新投入水平本身就不高,且存在人力财力投入浪费、使用效率偏低等问题;二来研发机构的成果并不能直接及时有效地与企业的实际生产相结合而转化为生产能力,进而产生经济效益来带动经济发展。

在1999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能东送”等能源战略的实施必然会对西部的经济①这一指标的选取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腐败行为主要发生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等国家部门和国有单位;而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行为与渎职侵权行为往往是伴随发生的,因此不予以专门区分,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对一个地区腐败程度的全面掌握和准确度量。

②

③

④国内对我国区域层面的相关研究时间跨度均比较短,一般不足10年。限于篇幅,在下文中我们均直接给出与设定检验结果相对应的估计方法,具体的检验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详细的说明参见:Hoechle,D.,2007,“RobustStandardErrorsforPanelRegressionswithCross-sectionalDependence”,TheStataJournal,3,pp.28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