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 - 史学理论与方法(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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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与方法

导论

一、历史学的传统定位

总体定位：鉴戒史学

求真：“实录”、“信史”与“良史”

求善：“彰善瘅恶”

求美：美德、美事、美人

《左传》宣公二年通过记载晋灵公被杀、太史董狐对此事的记述（赵穿杀晋灵公，正卿赵盾未管，董狐认为赵盾应负责任，便在史策上记载赵盾弑其君，为赵盾所杀）及其与赵盾的辩论，然后借孔子的话，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突出了董狐坚持如实记事的原则。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之事后，写道：“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作者对于这一史事未作评论，但联系宣公二年所记，当为鲜明称颂齐国太史兄弟和南史氏不惜以死殉职的精神。

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

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

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刘知几：《史通·辨职》

二、历史学的现代定位

总体定位：科学史学

求真为第一要义

科学释义与主客对立

史学的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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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学的“科学性质”的鉴定很是重要的，其情形颇有如《民法》上的“妻”与“妾”，“嫡子”与“庶子”或“私生子”等等的身份证明，显然有优劣高低差别，所以假如说“史学”没有成为“科学”的资格，那么“史学”就根本没有研究的价值。

——杨鸿烈：《史学通论》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怎样建立与自然科学同样的历史学？

首在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排除任何主观的存在。为此，他对历史学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定：第一，“历史学不是著史”；第二，历史学不是“史论”或“历史哲学”；第三，历史学不是“官书”，没有一般的用处。必须把“著史”、“史论”、“历史哲学”或“官书”等带有主观性的东西摒弃于历史学之外。他把东西方史学进步的条件归为三点：“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史学就是“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史学便是史料学”，这是研究的“中央题目”。

科学主义倾向，即将科学只在自身范围内，主要在自然领域中有效的原则、方法，当作普遍有效；认为科学的原则、方法能够解决包括社会人生在内的所有领域的问题，由此赋予科学至高的权威，对科学持一种信仰的态度。

——（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唯科学主义》

相对主义史学为纠正实证主义史学在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极端偏向，他们并不否定史学科学化本身，而是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理解。他们反对实证主义者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倾向，认为历史学不是这种“狭义的科学”，而属于“广义的科学”，即是“社会科学之一”，是“文化科学”。

相对主义史学为纠正实证主义史学在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极端偏向，他们并不否定史学科学化本身，而是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理解。他们反对实证主义者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倾向，认为历史学不是这种“狭义的科学”，而属于“广义的科学”，即是“社会科学之一”，是“文化科学”。历史学具备了科学的基本特征，所以也是科学。

对科学特征的理解：

1、科学的特征是寻求法则，以常乃惪、朱谦之为代表。

“我们要问历史是不是科学，应该先问历史是不是与一切科学同样有一个法则，是不是贯彻于历史进程中的个性，乃是跟着存在其中的必然的法则来的”，“历史学的最大任务，即在于根据历史的一切事实来发现统辖一切人类历史发展之定律的”，因此，它是一种科学。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

2、科学是指一种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以梁启超、何炳松为代表。

“所谓科学乃有条理之智识之谓。史学之观察点及方法，虽与其他科学不同，然其为有条理之智识，则初无二致。而史学之志切求真，亦正与其他科学之精神无异。故史学本身，虽远较其他科学为不备，终不失其为科学之一种也。”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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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坚信历史学是科学。科学的历史学，即历史科学产生的最重要的保证，就在于运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去探讨和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现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一方面把历史与社会打成一气，看作一个整个的，一方面把人类的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亦看作一个整个的，不容以一部分遗其全体或散其全体，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

——李大钊：《史学要论》

史学的追求

真、善、美的统一。

第一讲

地理环境因素

经济因素历史发展中的制约要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人的主体因素决定论与选择论的整合

一、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政治制度的制约

地理环境对民族精神文化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与人类文明发展水平成反比

（一）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不同的地理环境产生不同的生存方式。

地理环境多种多样，主要可分为三类：(1)干燥的高地及其广阔的草原和平原。(2)大江大河流过的平原流域。(3)沿海地区。在第一种情况下，只能过游牧生活，如蒙古人。他们的财产不在于固定的土地，而在于随他们漂泊的畜群；第二种地理条件下，土地肥沃，易于进行农业生产；而处于第三种情况的沿海居民，凭靠茫茫大海，多从事商业和航海事业。

——黑格尔：《历史哲学》

土壤、气候和季节的差异，必然会使人们不得不把这种差异带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去。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方的地理条件差异很大，因而造成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由于地貌、上质、气候等地理条件的差异，影响到社会经济中物质产品、生产部门、人口密度、城乡分布的不同特征。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形成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为中心的区域和以长江流域中下游为中心的区域；从局部范围来看，又可以分为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区域、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区域和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区域。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有所谓15英寸等雨线的概念，在等雨线的东南，平均每年有至少15英寸的雨量，适合发展农业，人口茂盛。而在等雨线的西北，气候干燥，适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蓏（luo，瓜类）隋（少）蠃蛤，不待贾而足，地熟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弱）窳（yu，恶劣）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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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史记·货殖列传》

（二）对政治制度的制约

国家政体与地理环境有关。在黄河流域、恒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都曾建立过伟大的王国。亚洲因其平原的广阔而建立了专制国家，如果不实行专制制度，就会形成割据，使国家陷于一盘散沙，而这种割据的局面是与其地理性质不相容的。相反，欧洲的领土却天然地划分为一些不大不小的国家，这种自然地理成为欧洲国家实行法治、人民爱好自由并保持独立的前提。一个国家疆域的大小影响其政治制度。

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家适于由君主治理，而大国多实行专制制度。

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

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多数人统治的政体。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治水社会导致了东方的专制主义。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

地理环境直接关乎政治统治的成败。

地者政之本也；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

——《管子·牧民》

立民之道，地著为本。

——《汉书·食货志》

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

——《通典·州郡四》

（三）对民族精神文化的影响

地理环境“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专集》四七

一般说来，居住在高原上的人粗犷、好客，易于冲动；生活在平原流域的人则表现得怯懦、守旧和呆板，因为“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沿岸居民则表现得勇敢和喜欢冒险。

——黑格尔：《历史哲学》

炎热的气候使人体格纤细、脆弱、力量萎顿、怯懦、怠惰；而在寒冷的气候下，人的身材魁伟，精力充沛，勇敢、耐劳和精神有一定的力量使人能够从事长久的、艰苦的、宏伟的、勇敢的活动。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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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因物利用”；而周边居住的少数民族“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

——《通典·边防序》

（四）如何认识地理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基础、最长远的制约因素，人类文明在源头上的差异首先来自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起了极大的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大自然和气候几乎是野蛮人的唯一统治者”，但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德风尚、法律规则和风俗习惯等社会因素就越来越占首要的地位。因为民族精神不仅仅取决于地理环境和自然因素，一旦一个民族确立了社会准则和法律体系，它们就会反过来成为影响民族精神的力量。

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与人类文明发展水平成反比，人在能动地适应、改变与利用环境。历史是在人类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不断调适中发展的。

二、经济因素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经济条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猪狗彘之蓄，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中之以孝梯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上》

但是，他们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把谋利当作“小人”的本性，而不承认物质利益能普遍影响人们的政治和精神生活。

司马迁则肯定了这种普遍性，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应当承认“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史记·管晏列传》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通典·自序》

管子和杜佑的观点一直被作为经济决定论的最好注脚。其实，此话有两种大不相同的理解：一是衣食足而后必知礼仪，一是衣食足而后可知礼仪。衣食足一为充足条件，一为必要条件。依社会实际来看，衣食足而后不知礼仪者大有人在，饱暖思淫欲即经济富足而道德败坏的铁证。至多可以说，衣食不足的人不能知礼仪，衣食足而后可以知礼仪。可见把经济因素作为充足条件是不能成立的，它只是一种必要条件。

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充分阐述并且造成重大影响的莫过于马克思。马克思通过解剖当时历史上最发达、最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得出结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如下表述：“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这种认识被当作经济决定论，似乎过分夸大经济作用。

恩格斯在晚年也对他们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做了校正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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