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东南亚华人参政的历史因素探究

华人参政

当代东南亚华人参政的历史因素简述

摘 要

近年来，东南亚华人地位有所改善，参政意识也随之提升。然而东南亚华人所取得参政硕果，有着深层的历史因素的影响。本文将从殖民时代东南亚的社会结构和华人社会地位、华人出国动机以及华人社会形象等方面简单阐述当代东南亚华人参政背后的历史基因。

关键字：东南亚华人 参政 历史因素

引言

近年来，东南亚华人参政热情高涨、参政意识也有所增强，华人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东南亚华人在住在国政治参与上所取得成绩，是值得广大海外华人欣喜的。众所周知，历史上东南亚华人遭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甚至发生激烈的排华事件，华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且社会地位较低。如今，东南亚华人却以精英政治家的姿态进入国家各级政府机关、议会，去行使国家权力。这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产生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东南亚华人参政频传捷报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呢？华人参政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探讨以上问题之前，笔者认为，弄清楚东南亚华人在东南亚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所处的社会地位，是解决该问题的历史前提。

在殖民地时代，从某种意义讲，华侨也是有一定“参政”空间的。即在殖民者、华侨、原住民所构筑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中，华侨成为殖民者沟通原住民的中介，不可避免的参与到殖民者的治理体系中。在“分而治之”“以华治华”的政策下，一些华侨精英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参政了，但是，这与当代学术界所说的华人参政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甄别二者的差异是很必要的。

同时，本文对于华侨出国动机及华侨社会形象的探讨，是因为早期华侨出国多为经济原因（谋生），所以关心、参与政治的动力不足；加之住在国环境、政策的影响，如种族歧视和排斥等，华侨更避免接触政治议题，包括战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即便已入籍了也是如此，给人以对政治漠不关心，只知赚钱的“经济动物”形象，这点也成为住在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之一。而这些是造成对华人负面形象的因素之一。由此观之，当代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与现状，华人自身及主流社会都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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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对于当代东南亚华人参政的研究，必定离不开对其历史状况的回顾。

一、 殖民地时代东南亚社会结构与华侨的地位

纵观世界近代发展的历史，随着地理大发现热潮的兴起，欧洲国家便开始了海外殖民拓展和航海贸易，其势力遍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欧洲列强以野蛮的武力竞相争夺殖民地，一方面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该地近现代化的进程，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随着欧洲人的东侵，东南亚许多国家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这不仅使各国丧失了独立主权，也改变了社会性质。列强以南洋各埠为贸易口岸，建立殖民政权，并逐步向内地渗透，拉拢、控制或摧毁土著政权，掠取原料生产基地和商品市场，使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这也使当地居民尽成其剥削压迫的对象，侨居当地的华侨同样受到殖民者的欺侮和压迫。在经济上，尤其是在南洋各地区贸易中担任主角的华商面临重大的挑战，殖民者在殖民地逐步建立的殖民经济使华商在经济上成为西人的附庸，也成为世界市场与南洋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媒介。伴随着殖民政权的建立，东南亚社会呈现一种复合型社会的模式②。弗尔宁瓦尔（J.S.Furninwall）在其著作《荷属东印度：复合经济研究》（一九三九年）中首次使用“复合社会”这个词，并开始流行这种看法，即东南亚殖民地社会中，有殖民者的白人社会和当地的原住民社会，而两者中间存在着华侨社会，而这样的复合结构，不仅存在于荷属东印度，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不例外。从该论断中可以看出，这是以各族群经济上的强弱地位来划分社会结构上的层次。而在殖民时代的东南亚社会中，西方列强在经济上占据垄断地位，而华侨虽遭受重大挑战但在经济上仍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不可小觑，最为弱势的是土著社会的经济，他们主要从事原材料的生产和贩卖，出于被剥削的地位。由此观之，东南亚的白人社会、华侨社会和原住民社会的复合社会结构，其彼此无法取得共同的思想，无法成立共同的文化，彼此相互独立，且具有很强的等级分层色彩，即构成了殖民者、华侨、原住民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荷兰殖民者把巴达维亚的居民基本上划分为三个等级：公司职员、荷籍及欧籍自由公民、欧亚混血种人，被释放的奴隶（属于基督教徒），这些人属于最高等级；华侨和其他亚洲侨民属于第二等级；印尼土著居民属于第三等级。而华侨在其中不可避免地充当了二者之间的桥梁，同时在殖民者的治理体系中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华侨也“参政”了，最为典型的就是“华人甲必丹制度”的产生。

对于殖民时代东南亚地区的统治，西方列强都大同小异地采取了分而治之和①

②①③ 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页。 {日}河部利夫：《东南亚华侨社会研究》，《东南亚研究》，1980年02期。

③ 李学民、黄昆章著：《印尼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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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统治相结合的方式，即将华侨社会和原住民社会相对分开，委任受殖民政权控制的华侨领袖（又称甲必丹、帮长或亭长等）和土著苏丹或土王来管理各自地区的事务。

在殖民社会中，华侨被认为是开发殖民地、促进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主力。欧人东来伊始，虽是船坚炮利，但毕竟远离本土，人力物力不济，在获得殖民政权之后，将有限的人力物力都运用于争夺殖民地、发展贸易网络等方面，而对于已占据的殖民地的华侨社会的统治则采取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相结合的手法。

较早实施该方法的殖民政权是葡属马六甲①。葡萄牙统治马六甲时代，就有华人甲必丹的设立。第一个甲必丹是郑芳扬（1572-1617年），葡人称为Tin kap，即郑甲的译音。葡属时期甲必丹，在战时需维持地方秩序之责，平时则处理华侨社会的日常事务。他们要定期向殖民当局报告各自侨区的情况，尤其是监视侨区社会的一举一动。这些甲必丹实际上是葡萄牙殖民者的统治华侨的统治工具，是其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的工具③。17世纪以来，荷兰逐渐驱逐了葡萄牙在马六甲的势力，同时也继承了葡萄牙的“甲必丹”制度，于1641年委任卢钦为马六甲甲必丹，继任者为李为经。随着英国占据马六甲后，沿用荷兰统治时期的甲必丹制度在1825年海峡殖民地的形成才予以废除。计从郑芳扬起，直至甲必丹制度废除止，大约总共有12位华侨甲必丹。（见下表）

在进驻马六甲之前，荷兰早已占据巴达维亚。为更好地管制华侨，从1619

②①

② 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页。 宋哲美：《马来西亚华侨史》，第57页。

③ 林远辉、张应龙著：《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1991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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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比野丈夫：《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东南亚细亚研究》1969年第六卷第四号第88—108页；郑良树：《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补义》，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编《亚洲文化》1984年第3期第1—7页；骆静山：《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年商榷》，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编《亚洲文化》1984年第4期第35—36页。

年起，荷兰殖民者先后在摩鹿加的安汶岛、巴达维亚以及其他直接管辖的地区，对华侨实行“华人甲必丹”（Kapitein）制度，即任命华人甲必丹以辅助其统治，所以甲必丹既是侨社的领袖，也是殖民政权行政统治的一部分。1619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委任华商苏鸣岗为巴达维亚首任甲必丹，同时较为著名的甲必丹还有黄仲涵、许金安。他们必须宣誓效忠殖民当局，其职责有“充当荷兰殖民者的物资者（即买办）和工程承包人”“代替荷兰殖民者直接管理华侨的民政或一般民事诉讼（如调解华侨之间口角矛盾，处理财产纠纷和继承，协助殖民当局征收各种捐税等事务）”①。同时，华人甲必丹“拥有一间牢房，用来禁锢和惩罚他所不喜欢的人”②“但无杀戮之权，遇有大事必须请示荷兰殖民当局，事实上是荷兰人豢养的小官吏”③。他们没有薪金，但是享有一定的特权和经济利益。随着巴达维亚华侨数量日增，又于1633年增设雷珍兰（Luitenant），作为甲必丹的助手。1690年，在富珍兰之下又增设华人街长（Wijkmeester）,又称“甲首”，同年又设武直迷（Boedelmeester）。④1740年红溪事件发生之后，继而成立华民政务司（中译巴国公堂），专行监视审查之责。1799年荷属东印度公司被撤销，代之以荷印殖民政府，但华人甲必丹制度仍然被延续下来，至1837年在甲必丹之上还增设一名玛腰，名义上总理华侨事务，实际上只是一种殖民者赐给有“功勋”的华人甲必丹的荣誉官衔。这种华人官制，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才被废除。因①

② 李学民、黄昆章著：《印尼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27页。 甫容〃沙勒：《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3期，第9页。

③ 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1页。

④ 许云樵校注：《开吧历代史记》，《南洋学报》1953年第九卷第一辑，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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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甲必丹制度是历时最长，体制最为完整的，甲必丹所拥有的权限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更大，也更具有特色。

西班牙对菲律宾统治初期，也实行“以华制华”的监督管理体制来治理华社。最初选出三名管理人员，一名为管理官，其余两名分别担任书记官和监狱管理官，作为管理官的助手。名义上，管理官是殖民当局与华侨之间的中介人，但他们只对殖民者负责，在华侨毫无权利的情况之下，他们只能秉承殖民政权的意旨，执行其限制、压迫华侨的政策，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之后，甲必丹制度代替了以前的监督管理体制。甲必丹的产生及权限的一些变化也体现了当时华侨在殖民政治当中的状况。1850年以前，甲必丹由前任甲必丹、在职和前任各同业公会的头目组成选举团选举产生，但是一些华侨认为这种方式并不能代表侨社富商名流，要求改革。殖民当局鉴于华侨首领的力量听取了意见并进行改革。以交纳一、二等商店税的纳税者和烟厂、酒厂主代替同业公会头目组成选举团选举，甚至至60年代，马尼拉以外一些地区的华侨有选举华侨社区官员的权力。当然，这种权力的范围和深度是有限的，且最终的任命仍属于西班牙殖民者，但是由此可见，侨社力量在一定程度影响着殖民当局的政治政策，而部分华侨也行使了一定政治参与权。同时，甲必丹替殖民政府行使管理华侨的职权的权力相较于以前的华人管理官也较大。其职责包括：（1）为殖民政府向华侨征收赋税；（2）负责向华侨传达殖民政府的命令，向政府传达侨社意见，报告侨情；（3）维持华侨社区的治安，行使初级司法权，处理一般民事案件；（4）负责办理华人出入境登记手续；（5）负责管理华侨慈善公益机构①。华人甲必丹权力的逐渐增大，是基于华侨社会力量，特别是经济力量的壮大，对于殖民统治的重要性日益加强的表现，经济与政治的互为表里。历任华人甲必丹较有建树、为人称颂的，有林旺、陈谦善、杨尊亲等。作为殖民政府任命管理华侨社会的官员，其实质是殖民者的代理人，但是另一方面也作为侨社的发言人，负责与殖民当局交涉请愿，具有一定的作用。

英国殖民者经略南洋各埠初始，也实行委任华侨领袖管理华社的间接统治政策。任命甲必丹，“把华侨大体上置于他们首领的直接管理之下，为这些有权势的首领建立起中央的和发号施令的地位，并给予他们较大的权限，以便他们能充分有效地发挥警察的功能”②。槟榔屿原为无人之岛，但开埠当年，即有来自半岛上吉打洲的华人甲必丹辜礼欢来与英人莱特上校相会，但是英人在槟城并未对华人社区正式任命甲必丹，而只是以英人法官的华人助手为事实上的甲必丹，可在其家中处理华社民事小案件，此助手辜礼欢即为唯一的非正式的华人甲必丹。1805年，槟榔屿市政府成立，成为市政府议员。1807年，辜礼欢被任命为①

② 黄滋生、何思兵著：《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71页 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Malaya”,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