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江县令师范佚事

早负才名走四方，得官拢自滞雷阳

——望江县令师范佚事

师范（1751—1811）字端人，号荔扉，又号金华山樵。白族，赵州（今云南省大理市寻甸县凤仪乡凤仪）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后6次应礼部会试，皆不及第。其间“遍游国中名胜，足迹半天下”，广交有识之士。1787年挑任剑川州学正，时逢官军西征郭尔喀，师范被派驻丽江，辅佐由滇入川运粮观察使，“凡剑川应运，该出其手”。1801年师范以西征军功得到保举，选授安徽望江知县。

师范为官清廉，爱士恤民，有惠政。“治望江八稔，两旱两水，运楚糈，办京粮，备极劳瘁，民胥有生。” 《清史稿》传中评价曰：“公明慈惠、甚著贤绩，士民讴歌之”。他刚一到任，就遇上了大水灾，田禾无收，民大饥馑，他立即将灾情报告上司，请求豁免赋税，输粮赈济灾民。可是，他的奏请不仅被上司全部驳回，而且还叠遭申斥。万般无奈，他不得不整冠束带，亲自去见上司，当面痛陈实情，长跪不起说：“大人如不俯允，下官只得请求革职为民了。”最后上司不得不同意免除望江县当年的赋税并予以赈济。望江人民对他感恩戴德，亲切地称他为“师父”。他的上司两江总督费湻也称赞他“克著循声”、“非风尘俗吏。”在任期间

他重视地方文化。搜刻望江先辈遗文，籍风后进。又修葺“小停云馆”招揽天下才志之士，设7个客寮，供给他们食宿，日夜与之谈论吟咏，并将他们的诗文编辑付印传世。共编刻《二余堂丛书》10种，《雷音集》12卷（诗文各六卷），集望江等诗人43家；《小亭云馆芝言》10册,收录93人诗作，这种行径在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三江(江西、浙江、江苏)地区也并不多见，因此时人赞他“天下才子数三江，敢在三江当才子”。甚至在解官之后,地方绅民在迴龙宫为他祝六十岁寿时,他仍心系地方文献与民众生计，记挂着：“编纂未完校拙”，又“愿将介寿樽中酒，酿作田间岁岁春。”

师范博学多才，诗、书、画都有很深的造诣，其诗风雨争飞、鱼龙变化，书法清俊有骨，山水得倪瓒意。他为官之道是在政闲中自娱以修身，从政惟简；在闲暇里关心民众，与民同乐、戒奢安贫。他曾在县衙大门上写了这样一副楹联以明志：“政简入琴堂，常对一泓秋水；心清在茅屋，平分万户春光。” 师范“肯赋新诗为写真”，一生写诗五千余首，可以说诗成了他一生的伴侣。在望江任内，整励风俗机要、处理饥荒干旱水灾等事件，他均有诗文记述。《采榆树》记叙了灾荒年景，百姓采榆叶、剥榆皮、掘树根充饥的悲惨景象。诗云：“朝采榆树，暮剥榆皮，根如可食，掘已多时；提筐泣坐树旁路，此处全空向何处？风吹榆叶入黄土，一夜安能长成树！”；《大麦黄》生动刻画了老妇灾难中挣扎哭

诉的形象，完全可以与杜甫《石壕吏》相提并论；《甲子六月八日同景山明府勘水泊大湾咸作》中，他记叙了“田庐半漂荡，烟树远浮沉”、“冒水浮菱茨，沉波失稻梁”的悲惨境况，也描绘了他因官卑职小“无术起疮疾”不能济民于水火的复杂心情，只能悲愤地感慨：“大息前年账，空冯案牍稽，回狼堪一饱，狐鼠互相欺，剜肉惟填壑，因公转济私，与民今发誓，忍死不言饥”，同时也谴责了贪官污吏的恶劣行径“月牙当知之” （《月牙侧》）。师范为官清廉，以致致仕后因贫不能回归，他只好无奈地感叹道：“乡情宦味两难分，已愧沙头白鹭群。手版未抛身是客，朝朝拄杖看浮云” （《怀乡诗》）。师范在望江县任职期间唯一留下的遗物是一方砚台，其砚背有他亲笔竖写楷体铭文，其书工整隽秀，捉刀有力，娴熟优美，其文格调高雅、颇见风骨，文曰：“其体方、其色花，足以发山水之秘，而增翰墨之光，君试抱之贡玉台，千秋万岁毋相忘。嘉庆丙寅”，而他题望江三孝祠联则对仗工整，简洁优美，充分颂扬了王祥卧冰、孟宗哭竹、仲源泣墓的孝行。联云：“泣于竹，卧于冰，绕于墓，三子岂寻常孝行；山有台，堤有池，里有墩，千秋共仰止芳名” 《八卦门外守风遂登大观亭》却写得苍茫：“江城是处可登临，望远难抛一片心。路入吴天真浩淼，愁连楚树半浮沉。余公墓倚清潭冷，靳相祠凭蔓草侵。不见北风吹舵转，荻花霜叶寄微吟。”

师范不仅擅长文学，还熟悉地理、水利、边防军事，著作颇丰，除前述之作外，还著有《南诏征信录》三卷、《金华山樵集》二卷、《课余随笔》三卷、《荫春书屋诗话》一卷，并编辑、整理《历代诗文》六十卷、《国朝百二十余家古文抄》二百卷、《经史涂说》四十卷。其著作中最负盛名的是《滇系》、《南诏征信录》和被称为“一部廿四史”的一百零八首《咏史诗》。《滇系》是一部七十六卷本(共四十册)的巨著。师范于1806年开始编纂，1808年成书，计40册，约45万字，记述云南的历史、典故、艺文等内容。《滇系》一书有许多精辟的论断，其中《滇南经费略论》、《滇省利弊》、《论钱法》、《缅事述略》、《征安南纪略》、《金沙江议》等篇，已收入《皇朝经世文编》中。此书在安徽望江县刻板印刷，姚鼐称此书为“撰论古今之是非，综核形势之利病，兼采文物，博考故实，此史氏一家之美” 。《滇系》是研究云南历史的宝贵文献，已收入《云南丛书》。先生的《咏史诗》共吟古代历史人物108人，以国家二十四史人物为主线，其前后次第皆有微意存乎其中， 刘文典先生赞其“论史有卓识，所谓《咏史诗》与夏存古、贾长沙、王子安、李长吉并列”。

师范于1811年病逝于望江，去世时，“家无余财，惟书籍千卷”。 其家属和棺柩由生前好友济南太守张溟洲代为筹划资助，并派人护送回云南弥渡。邑人感叹：“生有文

章惊海内，死无骨肉送泉台。”据说，他的灵柩离开望江时，满城绅民阻道哭送。这是何等壮观，又是何等凄凉。张鹏升运送师之灵柩回乡，也是感慨万端，写下了《师荔扉先生柩还滇感赋》一首述怀，诗云：“早负才名走四方，得官拢自滞雷阳。生名著述终传世，老死风尘总恋乡。万里难归穷臣骨，一书已断故人肠。妻拏寄托寻常事，不觉交情乙范张”。 师荔扉走了，留下给望江人民一个“才子”、“清官”的形象，留给望江的是那雷音塔中和“师楼”中数万片刻书版片和那一部部至今人为珍视的文献古籍，望江人民记着师荔扉，每逢生日、忌日，都到“师楼”师荔扉画像前送上三炷清香，寄以一缕怀念。

师荔扉归葬后，号称“滇中铁面御史”的乡友谷西阿题写碑记，张登瀛作了墓志，万本龄书丹，表达了生者对死者一分最真诚的心愿，这也是历史一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