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一直是“被会战”？

中国抗战一直是“被会战”？

中国抗战一直是“被会战”？ “会战”的主动与被动，取决于抗战整体战略布局的需要 当下，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意见认为，抗战的胜利并不值得自豪。理由是：

抗战八年，中国几乎一直是在“被会战”。所谓“被会战”，意即：会战乃由日军主动进攻发起，中国军队仅仅是被动防御。事实果然如此乎？

这种论调，所凸显者，乃是对抗战史之脉络，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攻、守之势，须服从整体战略布局，乃古今中外无可置疑的战争准则。就八年抗战而言，基于中日两国国力相差悬殊，其战略布局的核心有二：1、持久消耗；2、苦撑待变。

战争之初，蒋介石就已对内明言：“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其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拼死拼战，来挫折他的士气。他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企图，他就是失败，也就是我们的胜利。”①中国既无法依靠自身力量，一举战胜日军，就只能一面“以静制动”，消耗敌军实力；一面“苦撑待变”，望国际局势向有利方向发展。

中国抗战一直是“被会战”？

至于“会战”级别的战事，究竟选择主动进攻，或是被动防御，完全取决于战略布局的现实需要。譬如，为实现“持久消耗”的战略布局，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中国军队“先发制人”，曾主动发起了参战兵力达百万之众的淞沪会战。日寇侵略华北最剧，中国却在淞沪另辟战场，乃是考虑到华北平原无险可守，尤其利于日军机动化部队的展开，中国军队倘若因卢沟桥事变而就地防御，集中主力与日军在华北对垒，其结局，必是自身既不能“持久”，对敌也不能“消耗”。相反，淞沪地区沟汊纵横，且构筑有相对完善的国防工事，日军机动化部队难以展开，中国军队既能凭借有利地势“持久消耗”对方，也能凭这种“持久消耗”，进而对国际局势“苦撑待变”。此外，如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选择退往武汉（而非洛阳等其他选项），进而动员数十个军，挑起武汉会战，其目的同样在此。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至此，中国军队损失惨重，陆军兵员已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抗战的作战方针，不再致力于大规模的“会战”，而要求“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方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②

相应的，日军在初期的全力进攻后，亦已力竭，被迫改变战争策略：在中国战场，“以不发生特别重大必要之事项为限，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域，将其分割为：以确保安定为主之治安区域，与以消灭抗日势力施策为主之作战地域。”③此后，日军历次攻势，其目的都不在占地，而是消灭抗日有生力量。如中方所称之“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即无意占领长沙，其战略目标是“为了促进在华中树立中央（汪）政权的气势”，其战术目标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显然，缺乏攻坚武器的中国军队，此时若主动对占据点、线的日军发起攻坚会战，可谓正中日军集中消灭中国抗日力量之下怀。故1940年之后，在“会战”层面，抗战确实呈现出日军主动发起进攻，国军被动防御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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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时的国军

抗战中后期，“会战”虽防御居多，“局部攻势”仍数不胜数

抗战进入中后期，中国军队基于“苦撑待变”之战略及无力攻坚之现实，确实在“会战”层面，以防御居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整场抗战中，中国军队以消极防御为主。事实上，较低层面的主动攻击，自1939年转入“第二期抗战”之后，即逐渐增多。如1940年“第二次参谋长会议”，何应钦在报告中说道：“武汉会战以前，敌我共发生重要战斗275次（每次以我军使用兵力一师以上为准）……我军仅取攻势18次”，而“过去一年来，各战区共有重要战斗126次，我军之采取攻势者，计共47次。其余小战斗4219次，游击战斗3442次，多数由我军发动进攻。”换句话说，抗战中后期，中国军队从未放弃在局部战场争取主动，仍处处窥伺战机，主动出击。④

再如，1940年3月30日，蒋介石发布长篇通令《各战区出击队编组区分及游击实施办法》，要求所有战区之正规军，须普遍组织各种出击队，向当面战线之敌军后方挺进，分区游击。要求“凡敌人占领之区，均有我军控置与游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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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出击队”，均由正规军队组成，分便衣队（每单位3-5个连）、突击队（每单位三个加强营）、快速队（每单位三个加强连）、搜索连等四种不同编组模式。蒋介石并要求，每一游击分区之敌军，“在每十日之内，必受我军三队之攻击，使其永无宁日。”⑤

再如，1941年1月21日，蒋介石再度向各战区发布长篇训令，要求其“切实遵照规定，编组训练各种出击队，分区向敌实施有机作战。……以主动之局部攻势，消耗疲困敌人，掩护国军主力之整训”。2月10日，军委会根据上述训令精神，出台“编组突击队具体方案”，要求各集团军和军，必须编组“突击师”、“突击团”，制定具体的主动突击目标，“每战区至少应规定十至十五个”。5月9日，蒋介石再发训令，将主动突击定出具体量化标准：“每一军所担负之阵地，每一月至少要有五次之动作，使敌发生恐怖，且防不胜防。”再如，1942年1月22日，军委会又要求，各集团军每月必须用一个师的兵力“每周一次，分组持续不断轮流袭击。”⑥

略言之，类似上述来自蒋介石与军委会的“局部攻势”的指示与训令，可谓数不胜数，贯穿了整个抗战之始终。此外，如“反扫荡战”、“策应战”、“破坏敌伪政治经济设施作战”，也均属于“局部攻势”的范畴。

事实上，抗战中后期，中国军队也并非完全依赖“局部攻势”，在适当时机仍发起过部分攻坚战役。如1941年9月即发动了“反攻宜昌战役”。当时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在宜昌方面兵力空虚，蒋介石电令:“第六战区应向荆宜方面敌人积极袭攻，相机收复宜昌。”第六战区随后出动22个师，由司令长官陈诚亲自指挥，浴血奋战，几度攻入宜昌城内。⑦

蒋介石对此役极为关注，催促“要不惜一切牺牲，三日内夺回宜昌”。最后虽因天降大雨、敌方援军赶至，目标未能实现，但亦如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吴奇伟所说:“宜昌之战对于破坏日军之进攻湖南极为重要”。敌方战史也称，中国军队的“反攻宜昌战役”，“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意料”。⑧是役，“敌军伤亡官兵六千四百余员……俘虏敌军二十三名……”，而中国“伤亡官兵两万一千余员，约为敌军之三倍”⑨，可谓惨烈。

概而言之，战争中，双方均须依据实力对比与战略布局，选择攻守之势，只要能实现最终胜利，即为正确抉择。如果防御能消耗日军，自无必要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强行出击。国军之“被会战”与“局部攻势”，正是相辅相成，殊路同归。至于中国军队只懂“被会战”之说，既是对抗战史的无知，也是对抗战精神的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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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敌后游击队在受训

注释：

①蒋中正：《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与我军抗战胜利的要道》，《蒋总统集》第一册，国防研究所印行，1963年，第971页；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③日本大本营军部及陆军省：《对中国处理方案》，1938年12月6日；④军委会编印：《第二次参谋长会议要录》（最机密），1940年3月，第04-05页。⑤《蒋介石致各战区之卅午令一元略通令》（1940年3月30日）。⑥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研究（1937-1945），第66-68页。⑦文子明：《论抗战时期的反攻宜昌战役》，《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⑧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 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64页；⑨《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12、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