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任仲平：生态文明的中国觉醒

人民日报任仲平：生态文明的中国觉醒

（一）有两张地球的老照片，曾经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

一张是夜景。从北美大陆到东亚西欧，万家灯火，流光溢彩。相形之下，中国大陆的灯光寥若晨星，一派农耕社会“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清冷。 一张是白天。中国像一只羽毛稀少的雄鸡，伫立在植被茂密的西伯利亚和东南亚之间，吟唱着黄土地渴望绿色的古老歌谣。

30年过去，快速生长的城市灯火，照亮了神州大地。森林覆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13%，增长到如今的20%多。发展起来的中国，一天比一天亮起来、靓起来。

然而一片浓云，很快遮蔽了这愉悦的场景。从太空俯瞰地球，中国的身姿变得影影绰绰。2013年著名的“雾霾一月”里，北京上空有25天被灰霾笼罩，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如雾里看花若隐若现，6亿人在严重污染的空气中呼吸和生活。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飞速发展，增速始终接近或超过两位数。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就像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的速度和规模在历史上无与伦比一样，中国污染问题也突破了既有的先例”……整个世界心情复杂地关注着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

经济学上有一条著名的曲线，叫做库兹涅茨曲线。这条倒“U”形曲线讲述的，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无一例外遭遇过的一段困境：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严重。今天的中国，正攀爬在这条曲线陡峭的上升区间。 挑战是全方位的。《鄱阳无渔》《濒死洞庭》《民勤生与死》《艰难的蒙煤外运》《咸潮考验珠三角》《太湖蓝藻再暴发》《锡林郭勒牧区寻路》《大兴安岭的艰难时光》《春天等来的难道只是沙尘暴》……媒体的一个个大字标题，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经受的考验，刻画得淋漓尽致。

难道经济增长，注定要以牺牲几代人的生活质量作为代价？莫非13亿中国人，注定无法穿越眼前这厚厚的“生态墙”？

（二）形势的确不容乐观。

这是我们的环境压力——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37%、沙化土地占18%，90%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受污染的耕地高达上千万公顷，1.9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这是我们的资源瓶颈——石油对外依存度升至57%，2/3的城市缺水，

年均缺水量多达536亿吨，耕地逼近18亿亩红线。

这是我们的消耗排放——到2011年，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机动车保有量超过两亿辆，比1980年增加30倍，尾气排放总量增加14倍。煤炭消费34.25亿吨，占能源消费总量近七成，而且仍在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

“中国的环境压力比任何国家都大，环境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困难。”这样的结论，不是来自某个危言耸听的环保组织，而是来自国务院授权开展的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的环境质量仍只是“局部有所好转，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仍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不断加剧的污染，正成为河山不能承受之重。 上世纪的后40年里，日本对外转移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美国转移出去的高污染产业占40%左右。发达国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向世界转嫁危机，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有类似的可能。

本世纪最初10年是160年来最热的10年，全球温室气体含量今年5月达到数百万年来的最高点。尽管人均能耗远高于我们的欧美国家没有资格对我们说三道四，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跃居世界首位的中国，内心深处的环境压力始终挥之不去。发展的权利不容剥夺，但发展的目的，不是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烫。

“美丽中国”的呼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天比一天高涨起来。“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刚刚闭幕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掷地有声的坚定话语，传递了中华民族向污染宣战的坚强决心。

（三）在互联网上搜索“美丽中国”一词，有两个结果非常醒目。一个引向纪录片《美丽中国》，它刻画了承载几千年中华文明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一个引向党的十八大报告，它展现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 生态文明源于对发展的反思，也是对发展的提升、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正是从文明进步的新高度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我们党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布局。十八大报告中“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目标，以鲜明的形象、丰富的内涵，诉说着13亿中国人的向往，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对那些

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铿锵有力的宣示，表达了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鲜明态度。

不采取有力措施，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发展难以持续，民族复兴失去根基，美丽中国更无从谈起。

今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快形成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的新机制，画出了“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不超过40亿吨标准煤”的红线；

2月，环保部宣布将在重点控制区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力争7 年内实现PM2.5排放总量显著下降；

3月，全国人大会议公布的预算案中，中国环境保护预算比去年增加18.8%。这一增幅大大超过了财政支出的整体增幅；

在江苏，省环保厅首次启动“约谈”机制，就太湖流域水质约谈苏南四地政府相关负责人，如半年内未完成整改，将直接由省纪委和省监察厅处理地方政府责任人；在湖北武汉，湖泊保护今年全面实现“包产到户”，166个湖泊都有了“一官一民”两位“湖长”，一旦湖泊出现问题，立即追责；在广西河池，龙江河镉污染事件中，3名官员因环境监管失职罪被判刑，10名企业责任人因污染环境犯罪被刑处……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其最终目标是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它意味着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重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使我们的资源环境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

环境的警钟日日惊心，生态的保护时不我待。

（四）然而，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远非想象的那样平坦。 很多人艳羡加州的阳光、塞舌尔的海滩、芬兰的原始森林，其实在我们身边营造同样的美景，也不算太难：

实践证明，关掉燃煤电厂，停掉石化工厂，汽车限号运行，工地停止施工，不要半年时间，城市就会天变蓝，风变清，环境变好。

再到中东部的一些农村地区去看一看，随着大量劳动力进城打工，环境休养生息，植被迅速恢复，野猪、野狼上演“王者归来”，一派山清水秀的田园气象。

问题是，如果由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单双号限行、缺电少气、就业变难、经济下滑，我们是否能够忍受，又能忍受多久？

下面这两幅场景，或许可以给出问题的答案：

怒江沿岸，大峡谷间，环保主义者大声疾呼，反对水电梯级开发对生态造成的巨大损害。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当地大多数居民竟然都“愚昧”地赞成兴修大坝。

在一个经济落后的海岛，参观者体验过热带雨林的原始风情之后，拍着当地干部的肩膀说：“这样的美景，一定不要搞旅游开发，要好好保护啊！”干部一脸苦笑地反问：“如果我们都爬到树上去扮猴子，你们是不是觉得更爽？”

靠“回到从前”来解决今天出现的问题，并非正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国际上就有这样的观点，在所有的环境污染问题中，没有比“贫穷污染”更为严重的。这一观点划清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类不同的环境问题。 无论是非洲人口激增带来的生态灾难，还是中国农村曾经绵延千年的毁林开荒，其危害都不亚于工业污染。就中国而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直到现在还有1.28亿贫困人口，让他们脱贫致富，必须靠发展；就人类整体而言，发展，也只有发展，才是走出生态困境的治本之策。 然而硬币总有它的两面。

必须承认，在发展问题上，我们的干部有使不完的劲头，我们的行政有相当高的效率，但在环保实施力度和资源使用效率上，我们的表现就要远逊一筹了。

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中国单位GDP能耗尽管近年来所有下降，但仍为日本的7倍左右，相当于世界均值的两倍。2011年，我国GDP占全球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在一些地方，为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绿卡”、“挂牌”、“进厂审签”、“预约执法”等土政策风行，环保执法部门对企业的正常监督执法受到阻挠。近年来曝出的血铅超标、违法排污等事件，很多就是企业扛着“挂牌保护”金字招牌种下的恶果。

不充分的发展与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就这样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时存在。这是中国的困境，也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共有的尴尬。

就像每个月挣100块钱的人如果要靠10块一斤的有机大米养活，其结果必然是饥饿，环保成本的高昂，催生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与矛

盾，也成为许多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寅吃卯粮甚至饮鸩止渴的现实背景。 精心调适发展与环保的关系，尽最大可能维持两者间精细的平衡，不仅是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这是对人类智慧和伦理的双重挑战。这样的挑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都不会消失。随着经济版图变迁和社会转型，在局部地方甚至还可能进一步激化。

（五）今天的中国，就处在生态环境矛盾的激化期。

就在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环保意识觉醒的时代。 从1997年开始，环境污染纠纷直线上升，每年递增25%，到2002年已超过50万起，环境维权成为社会热点。2005年以来，从圆明园防渗膜工程、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到厦门、大连、宁波、成都、昆明PX等重化工项目，再到最近的广东江门核燃料风波，环境公共利益冲突日趋尖锐，对抗方式也更加激进。

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保意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领导干部落后的发展理念。

事实上，从4000年前的夏朝，到3000年前的周朝、2000年前的秦朝，官府都有春天不准伐木、夏天禁止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的禁令。在粮食危机随时可能引爆的古代，对王朝稳定的最大威胁是饥荒，官员的主要职责，是守住底线。到了当代，这样的观念被“GDP至上”的政绩指挥棒所取代。这种理念延续了“超英赶美”的传统，又有着近几十年“发展主义”思想作依托，一时之间很难扭转。

在很长时间里，地方干部竞争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其中心内容是“经济锦标赛”，经济业绩成为考核任用干部最简便易行的标尺。迅速改变一地之面貌、实现民生之发展，变成地方干部最主要的追求。只争朝夕的现代化，让很多人有一种停不下来的冲动。与此同时，受制于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局限，环境问题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这样的背景之下，环保部门的尴尬也就在所难免了。

法律授予环保部门的是检查权、罚款权和建议权。但是在基层，这些职能有时会被各类土政策阻挡，有时会被地方保护主义的长官意志扼杀。权力一旦可以绕过法律，决策也就可以抛开程序。很多大型项目上马时，不透明的环境评价过程，不充分的公共决策参与，其实质往往是为了让项目顺利过关。可一旦遭遇公众的抵制，这些工程无论环境影响如何，通常都会迅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