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雯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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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11

中国性+现代性=？

启蒙的四个阶段

当代中国30多年的发展，经济改革成就巨大，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明显，构成了发展的相当程度的不平衡。这种发展不平衡，仅就文化方面的后果而言是十分严峻的，导致社会的文化逻辑混乱，价值唯物欲化，社会与人际的公信及互信焦虑症蔓延，精神虚无，心灵困顿的局面。这不仅对每一国民的当下生活和整个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将影响今后数代国人的精神生活、人生历程及社会空气。因此，面对如此这般的文化危机，再启蒙势在必行。

关于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文明之转型过程中的启蒙阶段，有多种说法，我主张一种“四阶段”的启蒙进程观，即：前启蒙、启蒙、新启蒙、再启蒙。

前启蒙，不是启蒙之前，而是走在最前面的启蒙，即1840年左右首先发生在沿海地区的“开眼看世界”的思潮，如当时出现的一系列编、著的介绍西方的书籍，还包括其后的洋务运动所推动的生产力或新技术启蒙；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所推动的宪政启蒙；以及辛亥革命所推动的国体变革启蒙。这一阶段的社会变革的推动虽然主要局限在知识与政治精英上层，但不能说对国人毫无启蒙意义。

启蒙，即“新文化运动”（虽然“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节点，但我以为真正的启蒙是“新文化运动”，而不是“五四”）。这一次启蒙是在单纯的技术唯新、政治维新和政治革命效果未佳之后的一次具有狂飙突进性质的全方位思想文化运动。 新启蒙，即上世纪80年代以文革反思为特点的人道主义、主体论、新“国民性批判”，以及“实践真理观”等的具有“启蒙的春天”性质的思潮。

再启蒙，即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各种各样不同层次的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转型为旨归的思想表达。再启蒙虽然可以说起自90年代，但至今并未形成像“新文化运动”甚至80年代新启蒙式的浪潮，而毋宁说是始终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而更为重要的是，再启蒙还缺乏它的具有标志性的思想特征。

文化建构主义之再启蒙

90年代初，广东的一些知识分子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发展问题”，与上海等一批学人提出的“人文精神衰落论”针锋相对地召唤属于新文明的新的“精神规则”或曰“新人文精神”，就是一种再启蒙。近些年来区别于国家和市场的“社会”的培育问题的呼唤和讨论，也是启蒙的理性声音。但总体上说，再启蒙从90年代至新世纪这20多年来，并没有出现高潮，更没有居于过主导或主流的位置。所以我们必须提出再启蒙的问题。

再启蒙，不可能像“新文化运动”那样取一种狂飙突进的姿态和方式了，甚至也不可能像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那样有一种“启蒙的春天”性的涌动的形态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80年代的“新启蒙”，其主调都是批判和拿来，而较单纯的批判和拿来总是较为容易的，建设、融汇不同思想资源并契合自身特点的建构，却是更困难的文化建构。而没有真正的，切实的文化建构，再启蒙的收效是不可能的。

因此，再启蒙的特征必须是文化建构主义的。文化建构主义的再启蒙，毫无疑问，必须仍然是以文化批判主义为基础，没有批判的建构是不存在的；但是再启蒙也必须摒弃文化批判主义的单纯批判、拿来的方式，更不可取文化解构主义的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

再启蒙毫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进民族主义立场，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到汉儒”和“回到‘文革’”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思想路向，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否定人类共同文化的态度。但是，文化建构主义之再启蒙，却也必须在肯定人类共同文化的前提下，承认多元文化的现实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将文化保守主义所倡导的当下中国的“文化自觉”纳入到再启蒙之文化建构的任务中来。

文化建构，作为一种实践，作为一种现象，无论生活文化，还是价值文化和符号文化，在170年来的转型中国从来都是有意无意地存在的，但作为一种自觉明确的思想形态和理性主张，却又是还未提出过。因此，必须认真提出，更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全力推进。

总之，我以为，文化建构主义之再启蒙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性+现代性=？”的问题。就是要主要通过民间的，即（区别于国家和市场之）社会的文化认同的方式，重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逻辑，重铸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形态的问题。

文学家：李清明

“有意义”与“有意思”

羊城晚报：您心目中的好散文应该是怎样的？您有自己推崇的作家吗？

李清明：散文的确易写难工，是一种非常见心性、见功夫的文字。在散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坚持几点：首先是在散文的立意取材上，我学习周作人先生所说的，要么有意义，要么有意思。“有意思”强调是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有意义”更多则是说明文章思想性的重要。如果能既有意义又有意思，那书写出来的肯定是一篇上乘之作了。

闲暇之时，我曾对莫言、贾平凹、沈从文、汪曾祺几位文学大师的经典篇章作过一些专门研究，发现其每句话甚至每个章节，想在里面加进一个字或减掉一个字都非常困难。虽然初看他们的文字都很平实、质朴，但整体读起来却是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有意境，让人欲罢不能。（像他一样研究别人的作品 学习学习，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像别人学习）

羊城晚报：写作散文多年，有哪些创作原则是您一直坚持的？

李清明：在散文写作的态度上，我一直注意坚持“在场”和“写实”，强调自己在书写过程中做到内心和身体都在现场，拒绝道听途说，无病呻吟；力争“求真相、寻真理、说真话”，写出生活的真实感和原生态，言之有物、言之有情。

贰

时光陌路皆成乡愁

羊城晚报：在散文集《牛铃叮当》中，大部分文章写的都是您的老家洞庭湖。故乡如何滋养了您的写作？

李清明：我从小生活在洞庭湖水乡，十七岁离开故乡，一晃三十多年了。人到中年，总爱回忆过去，怀念自然淳朴、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其间偶尔回到故乡，我发现，过去自然、古朴、祥和、温馨的乡村不见了，视觉上却有一种误入陌路之感。放眼望去，整个故乡几乎皆是民风不再淳朴，人心早已不古，继而世道中落，江河日下 从而引发一种浓烈的乡愁。《牛铃叮当》散文集里的“水乡系列散文”五十多篇，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这些文章，大多是追忆及回味过去自然古朴的乡村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呼唤乡村优秀文化与优秀文明的回归。

记得我念初中时，全中学近千名学生，我写的作文最好，几乎每篇都是班级和学校的范文。大约在十六岁，我便立下两个宏愿：一是要走出农村，改变自己“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的命运；二是要当个作家，用我手写我心，活得与众不同。第一个愿望，我用了八年时间将“草鞋”换成了“皮鞋”，实现了吃“皇粮”的梦想；而为了当好一个作家，我则苦修了近三十年 为理想奋斗的过程虽然艰苦曲折，但却常感充实与欣慰。

《羊城晚报》：与其说您在写故乡，倒不如说您是在抒发乡愁。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也有相当多人在书写自己的乡愁，比如沈从文写湘西，莫言写高密，老舍写北平；从这个脉络上来说，您所理解的乡愁是怎样的？

李清明：其实，每个作家既有自己独特的故乡、独特的乡愁,也有共性的故乡、共性的乡愁。提及童年经验对作家的影响，我的理解是，一个作家回到童年便是回到了真正意义的家乡，是接通了地气。俗话说，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万物萌动。地气是日月之精华，是大地母亲呼出的气息。

壹

李清明

3、经济独立后再逐梦文学

叁

《羊城晚报》：从商多年，但少见您写商海生涯，为什么？您如何平衡工作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李清明：我是一九九六年穿着军装下海的，迄今已有近二十年了。平衡管理企业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真正要互不影响其实很难。依我不成熟的经验，主要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有心，二是有计划，三是还要有取舍。有心，说到底就是热爱。我的文学梦是从少年时代便开始萌芽的，读书学的又是新闻，虽没有到废寝忘餐的地步，但也称得上痴迷。我从上初中便开始记日记，做资料卡片，一直坚持到现在，从未间断过，积累了几十万张读书卡片和上百万字的生活工作日记。

我一直朴素地认为，在当下社会如果经济不能独立，做一个“纯文人”是非常清苦的，也容易被物所驭。当一个人经济上相对独立，不再为“稻粱谋”，加之又有心灵与精神的感召时，做出取舍就不困难了。大约在十年前，我便几乎把实体性企业全都承包经营出去了，只留下一个较小的管理公司，代我行使管理权责。可以说，我已经把管理企业当成了副业，把文学创作当成主业了。

回首前尘，虽文学一直是我的至爱，但因为“稻粱谋”抑或是被变化万千的时代洪流所裹挟，我尝试着换过许多工作，比如当兵、从政、经商等等，但无论在哪种状态，我都有种空落落的感觉，唯有走进书房、走近文学方使我宁静心安。

羊城晚报：今后您会尝试写小说吗？有什么新的写作打算？

李清明：我出生在湖湘，骨子里有许多匪气、霸气（这点在我散文《霸蛮》、《乡野童趣》中均有较为详尽的描述），是文学让我不断地改造自我，不断寻找和追寻人性及人生中的宽仁、善良、悲悯等诸多美好。

文学逼迫我不断学习与思考。学习、影响、启发、思索之后，看人、看事物、看问题就会通达。同时，我非常认可诗人朋友雷平阳的一句话，文学是课堂也是教堂。说文学是课堂，强调的多是学习；说文学是教堂，则是将其变成自我的一种宗教，一种信仰，在温暖别人的同时，更是温暖着自己。

长期的散文写作，由于受体裁及散文真实性的要求，我感觉也还是受到一定的局限，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开始做写作长篇的学习和准备，预计在未来的一到两年的时间内，写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李清明：

1965年清明节出生，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高级工程师。先后在广州军区部队和机关服役近二十年，后经商。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有两百余万字，曾获得孙犁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多项文学奖。

是青春志，更是怀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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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一次逛书店，撞到了这本《大地上所有的河流》（新星出版社），泼墨似的群山涌入眼前来，顿时便被这独特的封面吸引住了。竟然在书店里一站就是一个下午，目光一直停留在书上，脑海里起伏的却是书中的故事。

就像封面上写的一样，“一种个人史，一部青春志”。青春年少，对于任何一个过来人都是人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时光。在作者的笔调下，那些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相似又相异的青春故事，摊开在了书页上，勾起你心中无限的共鸣。

作者维舟，系1977年生人，是广告人，也是知名书评人。在临近不惑之年所撰述的这部有着“致青春”意味的追忆里，收录了14篇文章，分为三辑。第一辑与书名同题，收录了11篇文章。讲述了作者当年就读的崇明中学里11位同学，有关青春的故事，有关他们高中毕业后人生的起起伏伏与世事沧桑。这群同学当中，有语文才子，也有数学学霸，有怀揣柔情与文艺梦的少女，也有带头大哥，等等。这些熟悉又模糊的身影，让我们有意无意间会想起自己曾经历的那段时光，那些早已散落在天涯的老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