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内卷化_概念辨析_刘世定

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内卷化”概念辨析

刘世定　邱泽奇＊

　　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几个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次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内卷化”是其中之一。这个概念随着黄宗智教授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小农》)的面世而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受到关注,并由于黄教授的另一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三角洲小农》)的出版而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这一概念的使用领域就产业而言已不仅仅用于农业分析,而且伸展到工业分析;就区域而言已不仅仅用于农村研究,而且伸展到城市研究;就组织形态而言已不仅仅用于传统小农经济,而且伸展到其他一些组织如国有企业的分析中(黄平主编,1997;李培林、张翼,2000)。

对于《华北小农》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史学界已经有较为广泛的争论。就我们粗略的了解,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史实的厘清和史料的运用;(2)对农业生产相关比率的计算与判断,如劳动生产率;

(3)人口数量的计算与判断;(4)比较问题,如与18世纪英国农业的比较;以及(5)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工业(王国斌,1998;李伯重,2000;黄宗智,2002;彭慕兰,2003)。

然而,就“内卷化”概念而言,尽管有批评指出“概念定义不当”或“完全不起作用”(彭慕兰,2003),但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没有针对概念本身,未对概念的来龙去脉进行认真辨析,也未对由此建构的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致使这个概念本身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大众媒体也用此概念进行讨论(张杰,2003);而概念运用甚至理论建构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则被推到了象征的背后,由此对学术研究以及学术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应忽视的。事实上,正如本文将要指出的那样,“内卷化”概念远未达到在特定学术研究阶段已无须加以追究的清晰程度;其使用中的歧义性也表明,对于这个概念,学术界远未达成共识。

本文试图说明内卷化概念的由来,分析在使“内卷化”成为有重要影响概念的文献中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存在着怎样的相关理论问题,以及与概念相关的经验事实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不过,本文将不对这一概念的产生和扩散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虽然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了使讨论清楚明白,我们在文中将摘引重要文献中的有关段落。但本文决不是考据性的,而是对既有研究的理论分析,并将特别指出“内卷化”分析中存在理论含混乃至失误的地方。②①

一、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

把内卷化概念用于某种农业经济过程的概括,起自格尔茨(CliffordGeertz)1963年出版的一部研究印度尼西亚的著作:《农业的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黄宗智教授在《华北小农》中使用“内卷化”概念时,格尔茨的著作是其重要的思想来源(黄宗智,2000a:6)。

20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Centerfor＊　本文最早是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论文”(2003)印行,用于范围较小的同行之间交换观点和意见。此后,根据收到的反馈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在这里,对提出意见的同仁一并致谢。①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这本书的第一个中文版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0年,中华书局将这本书收入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但仍然采用了1986的版型。这里引用的是2000年的版本,在后面的行文中不再进行注解。

②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这本书的第一个中文版于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0年,中华书局将这本书收入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但仍然采用了1992年的版型。这里引用的是2000年的版本,在后面的行文中不再进行注解。

InternationalStudies)组织了两个对印度尼西亚的多学科考察和研究项目,一个是由海金斯(BenjaminHiggins)领导的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研究项目;另一个是汉顿(RufusHendon)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实地研究。格尔茨是后一个项目的成员。

格尔茨在实地研究中发现,在爪哇岛和外岛之间存在着二元的发展,外岛的一些地区借助于技术,生产越来越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而爪哇岛的一些地方则不断地向劳动密集型方向发展(Geertz,1963:62)。爪哇岛聚集了印度尼西亚2 3的人口,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和小型手工业;而外岛散布在爪哇以外的广阔区域内,殖民者的进入使那里产生了高效率、大规模、主要用于出口的工业。爪哇人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加之行政性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在概括这一过程的时候,格尔茨使用了“农业内卷化”概念。

爪哇人自己不可能转变成为资本经济的一部分,也不可能把已经普遍存在的集约化农业

转变为外延性的农业。因为他们缺乏资本,没有能力剥离多余的劳动力,外加行政性的障碍,使他们不能跨越他们的边界(因为其余的土地上种满了咖啡树)。就这样,慢慢地、稳定地、无情地形成了1920年Sawash的劳动力填充型(labor-stuffed)的农业模式:无数的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水稻生产中,特别是在因甘蔗种植业而改善了灌溉条件、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的地区。1900年以后,即使旱作农业有所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只有非常小的提高。水稻种植,由于能够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即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明显的人均收入的下降,至少是间接地吸收了西方人进入以后所产生的几乎所有多余人口。对于这样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我称之为“农业的内卷化”。(Geertz,1963:80)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知道,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是指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增长的劳动力不断进入农业生产的过程。而对“内卷化”的这种使用,并不是格尔茨发明的。格尔茨写道:“我这里所用的内卷化的概念,来自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Goldenweiser),他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引用了戈登威泽的有关论述:

针对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特征,“模式”概念提供了……解释原初文化特定形式的途径。

模式给人的最初印象是……约束发展,至少是限制发展。一旦达到了模式的形态,模式的刚性就会禁止进一步的变化……但也有例子说明仅仅只是设定了一个限制和框架……在框架内,即使不要求变化,变化也是被容许的。以毛利人的装饰艺术为例,这种艺术的特点是复杂、精细,使得整个作品充满装饰性。但是,如果分析作品的要素,就会发现要素的数量很少。在某些情况下,复杂的设计实际上来自对某个空间安排的多样性。这里我们就有了模式和继续发展的问题。模式排除了对其他单个或者多个要素的应用,但却并不抵触在单个或者多个要素内部进行发挥。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果就是,渐进的复杂性,即统一性内部的多样性和单调下的鉴赏性。这就是内卷化。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艺术中所谓的“华丽”,就像后期的哥特式艺术一样。艺术的基本形态达到极限,结构特征得到了固定,创造的源泉枯竭了。但是,艺术仍然在发展,在所有边缘被固定的情况下,发展表现为内部的精细化。扩张性的创造用尽了资源,一种特别的鉴赏性便开始了,那是一种技术性的细节……任何熟悉原初文化的人都会在其他的文化中找到类似的例子。

关于戈登威泽的论述,格尔茨认为,从一般理论的角度来看,戈登威泽的表述中存在一些可以深究的错误。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只要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Geertz,1963:82)。他采用来自戈登威泽的“内卷化”,描述了19世纪中期以后sawash系统的发展特征:

如果用戈登威泽的内卷化来看19世纪中期以后sawash系统的发展特征,那就是:基本模

式的刚性逐步增强;内部的修饰性和装饰性逐步增强;技术性细节逐步增强;鉴赏性就会变得

没有止境。这种后“哥特式”的品质性农业渐渐渗透到了整个的农业经济中,对土地的使用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租佃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合作性的劳动力安排变得更加复杂,而所有这些都要在整个系统中为每个人提供生计,尽管是很少的生计。如果最初在爪哇狭小的内河流域建立梯田是一种适应性的、但却是原初性的水稻模式的话,那么后来复合物质的使用等就是一种过分欣赏性的发展,一种技术哥特式的雕琢,一种组织上的细化。(Geertz,1963:82)

从上面摘录的具有文学色彩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对格尔茨使用的“内卷化”和“农业内卷化”概念做出如下概括:(1)“内卷化”概念是指,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

(2)“农业内卷化”是指在资本、土地资源被限定的条件下,劳动力持续地被吸收到农业中获取收益并使农业内部变得更精细、更复杂的过程;(3)对于我们后面将要进行的讨论来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

①劳动力持续投入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

二、黄宗智对格尔茨的注解

黄宗智教授在《华北小农》中对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动力的家庭农场面对人口压力时做出的不同反应进行了比较。他指出:

大农场得以就农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雇劳力。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从

相对劳力而言,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力;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无能为力。在生计的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为多。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黄宗智,2000a:6)

在谈到劳力集约化到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时,黄教授特别谈到格尔茨:

克利福德·格尔茨给爪哇水稻农业中这种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冠以一个特别的

②名称:“农业内卷化”。(黄宗智,2000a:6)

对于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黄教授做了一个脚注:“我们如在图上以垂直轴线代表产量,水平轴线代表投入的劳力,`内卷'的现象出现于显示产量与劳力之间的关系的曲线开始向右伸平之后,即劳动力边际产量开始递减之后。”(黄宗智,2000a:6)

为清晰起见,我们把黄教授上面的这段叙述以图形来表示(如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到,在劳动力投入超过Q0点之后,劳动

力的边际产量(MPL)开始递减,内卷化现象应出现在Q0点的

右侧。

但是,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对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

的考察便会发现,黄教授对格尔茨的注解是有误的。

首先,格尔茨在谈到爪哇的水稻种植业中劳动力的持续

投入从而引出“农业内卷化”概念时,重点强调的是在资本和

土地被锁定的条件下,劳动力持续投入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内

部精细化过程,而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趋势。

其次,格尔茨的确说到了“边际生产率”(黄教授所使用的“边际产量”可以作为和“边际生产率”等价的概念来处理)。但是,格尔茨注意到的恰恰是其“稳定地维持”,是“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人均收入明显下降”,而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趋势。①

②图1.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和内卷化请注意他在我们引述过的文字中讲到,水稻的种植“能够稳定地维持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华北小农》中译本中,译者将“involution”翻译为“内卷”和“内卷化”。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中则改译为“过密化”,其他一些出处中既有“内卷化”,也有“过密化”。为行文统一,本文在所有引文中一律使用“内卷化”。

至于劳动的持续投入最终是否会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①那是一个和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无关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探讨在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过程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那么可以这样说:不论是递增,还是维持不变,或是递减都是可能的。究竟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则取决于劳动不断投入所导致生产的精细化和复杂化的技术,在水稻种植中具体取决于“育苗、移栽、精耕、细作、精管、细收”(Geertz,1963:77)中劳动和其他要素结合的具体关系。

如果联系戈登威泽对“内卷化”的表述,我们可以对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做这样一种类比:土地和资本相当于画家的画框、画布和可以使用的绘画要素,如颜色种类,劳动力投入则相当于对颜色种类的运用,如增加色彩调配的复杂程度。当画师只能通过增加颜色调配的复杂程度来改变画面,且增加色彩的复杂程度只能表现为作品的精细化,而不能突破画框和颜色种类的限制时,这就是“内卷化”。显然,“内卷化”与绘画产出或收益的大小的变化无关。同样,“农业内卷化”与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无关。

三、内卷化与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

但是,黄宗智教授在引用格尔茨“农业内卷化”概念的时候引入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问题,与概念的原初含义已经有了明显的出入,并将其引向另外一个研究方向。

黄宗智教授在《华北小农》中提出,“内卷化的现象,实际上可以用一般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这是他的内卷化分析的重要特点。他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用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或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来界定内卷化;另一部分是同时用企业行为理论和消费者选择理论来解释内卷化,换言之,即认为“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利润的模式来分析”。除理论分析之外,与内卷化相联系的一项经验研究则是“证实人口压力常使冀—鲁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黄宗智,2000a:6-7)。

关于第一个方面,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按照黄宗智教授在解释格尔茨时的陈述,用图形做了说明。在那个陈述中,存留着一个疑点。依据注释中的说法:“`内卷化'的现象出现于显示产量与劳力之间的关系的曲线开始向右伸平之后,即劳动力边际产量开始递减之后。”

问题是,究竟“后”在什么位置,是从图1中的Q0点向右就已经开始了内卷化过程,还是要离开Q0点右侧的一个特定位置继续向右才开始内卷化过程,作者的注释并没有指明。我们指出这点并不是吹毛求疵,因为这对于把握黄教授的内卷化概念及其分析是十分关键的。

针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采用理想类型的办法,把内卷化现象在Q0右后的产生分为两种情况,然后讨论各种情况和黄教授的其他论述之间的关系,以便更清楚地把握内卷化概念。这两种情况是:(1)内卷化现象从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开始递减之际(即图1中Q0点向右)就已经开始;(2)内卷化现象从劳动力的边际产量递减后的某个具有标志性的特定点(该点不同于图1中的Q0)开始。

如果内卷化现象指的是第一种情况,那么,至少在逻辑上我们完全可以判断②,这个现象不仅在黄教授分析的小农经济中存在,而且在他作为小农经济对比形态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普遍存在。这是因为,劳动力的边际产量递减并不意味着没有获得利润的空间,只要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企业主带来的收益大于他为此付出的成本,他就值得追加这样的劳动力投入,而不管劳动力的边际产量是否已经递减。

我们不妨运用黄教授认为不能简单运用的利润最大化模型来说明。在微观经济学中,描述企业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模型,是和边际成本递增相联系的最大利润均衡模型。这个模型指出,厂商的利润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达到最大。为讨论简便起见,可以假定厂商处在完全竞争状态,其边际收①

②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在严格假定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终将递减。在这里我们认为并不需要运用经验资料。

益等于产品价格,那么最大利润均衡点是边际成本等于价格(见图2)。

图2是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的图形。在图

中,边际成本曲线(MC)随着产量增加由最初的递减

转为递增,呈U型;边际收益(MR)等于价格(P),它

不随产量的变动而变动,因而是一条水平线。在产

量达到Q时,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益(价格)线相

交,利润最大。显而易见,在产量大于Q0,边际成本

转为递增之后,只要它仍低于边际收益,便有获得更

多利润的空间,产量可以继续增加,直到Q即边际

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为止。

如果厂商在生产中只有一种可变投入———劳

动,而其他投入(如土地、工具)都不变,那么边际成图2.厂商的最大利润均衡＊＊

本便是增加一个单位的产量所增加的劳动的成本。这时,边际劳动成本(MCL)递增等价于劳动的边际产量(MPL)递减。这是因为,边际劳动成本递增意味着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品所需要追加的劳动投入越来越多,换言之,就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所得到的产品越来越少,即劳动的边际产品递减。

在说明了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产品递减之间的等价关系后,我们来对照地看图1和图2。图1中边际产量在Q0右侧开始递减和图2中边际成本在Q0右侧开始递增是等价的(不过需要注意,两图中Q的涵义是不同的,图1中指劳动量,图2中是产品量,但这不影响我们的讨论)。如果说,在图1中,内卷化过程从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时开始,那么,与此等价的是,在图2中,内卷化过程从边际成本递增时就开始了。

如果内卷化要说的就是边际成本递增过程何以持续,那么,厂商最大利润均衡理论模型恰恰就是针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和说明的。至少,厂商最大利润均衡模型可以说明内卷化过程的某种形态或某个阶段(即到达最大利润之前的阶段)。但这样一来,便与黄教授强调的内卷化“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利润的模式来分析”而要“同时”用“消费者抉择理论来分析”的主张出现矛盾。也就是说,消费者抉择理论的引入,并不是说明内卷化的必要选择。

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转向解释内卷化现象的另一种情况,即这一现象是从劳动边际产量递减后的某个特定点(该点不同于图1中的Q0)开始的。

问题是,这个特定点到底在哪里?黄教授虽然没有通过一个形式化的理论模型明确地给出,但是通过他的若干阐述,我们有理由将之确定在“资本主义企业”的边际劳动成本(雇佣劳动价格)等于边际收益(边际产量)之处。也就是说,在达到这一点后,如果继续追加劳动投入,便进入了内卷化阶段。例如,在《华北小农》中,我们可以读到以下这样的段落:

对于一个与资本主义企业相类似的大农场来说,这样的经济行为是不合理的———一个企

业何以会在边际收益低于成本时继续投入劳力?这样做岂不等于故意要亏本?

但我们不应就此下定论说,那些家庭农场的经济行为是“不合理的”,是不能用形式经济学

来理解的。内卷化的现象,实际上可以用一般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但需要同时用关于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的抉择理论来分析,而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利润的模式来分析。一个有剩余劳力的小农,把投入农场的劳力提到如此高的地步,是因为这样的劳力对他来说,只需很低的“机会成本”(因缺乏其他的就业可能),而这种劳力的报酬,对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消费者来说,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不用追求最高利润的观念(来自企业行为的理论),而用“效用”观念(来自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理性消费者的抉择的理论)的好处是:它可以顾及与特殊境况有关的主观选择。最主要的是要把家庭农场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