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市民社会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

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很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漏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 ——维特根斯坦《札记》 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1992）

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和社会支持力量，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

这一挑战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避免基于原有结构的政府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运用及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或者说，要避免因政治危机而引起的社会失序或动乱，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政府权威因其不具有外部社会制约或因社会失序而出现的向传统“回归”。

1978以来，新权威主义主张在旧体制向现代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在此基础上对发展起来的新保守主义则更为明确地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支撑这种权威的社会和文化资源。作为新权威主义对立面的民主先导论则主张中国的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

我们的兴趣和关注的焦点毋宁是：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当以怎样的认知方式来看待中国现代化的这一两难症结？我们不能只把目光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

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两极摆动。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计划经济解体过程中，市民社会能积极主动承担起培育市场和发展商品经济的任务，并在这一过程中造就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在社会转型需要集中权威期间，成为遏制这种权威向专制退回的最后堡垒；通过培育多元的结社组织为实现民主政治创设社会条件；市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契约性规则、自治能力和利益格局是社会稳定的保险机制和控制机制。

根据中国历史的背景和当下的现实，我们认为，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领域。

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框架（1993）

社会别于国家的思想渊源有①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社会契约论），②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社会功利观念将经济关系强调为在逻辑上先于国家的秩序渊源），③中世纪对社会的界定（社会是一种大单位，政权只是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④教会属于独立社会的观念（福音书：该隐的物归该隐，上帝的物归上帝；教皇基拉西乌斯一世“双剑”观：上帝为不同的目的赐予人们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两个不同的权力中心）。

自由主义思想家透过对自然状态的假定以及社会契约论的手段而赋予了社会以前政治或国家的生命。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这一传统术语之涵义的修正，乃是政治哲学中自博丹创撰“主权”概念、卢梭发明“公意”概念以降的最富有创意的革新。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同时与自然社会（家庭）和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的概念。

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大体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架构：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架构，二是黑格尔所倡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框架。

B.Crick指出，“一个自由国家的精神共识，不是一种神秘的先于政治或超政治的东西，而是政治活动本身”。然而自由主义者却“试图享受政治的一切果实，而不付任何代价或正视其艰辛。?他们力图摘取每一颗果实（自由、代议政府、政府清廉、经济繁荣和义务教育制等等），然后禁止这些果实再与政治发生联系”。

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学理框架基本内容是：第一，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别相依；第二，国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它代表不断发展的理性的理想和文明的真正精神要素，并以此地位高于并区别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安排以及支配市民行为的私人道德规范；第三，由于市民社会是由非道德的因果规律所支配的，它在伦理上的不自足导致它只能向整个社会进程中唯一真正的道义力量——国家求救。黑格尔的这一架构以及他透过对历史的现实和某些残酷的政治现实而达致的把国家同强权视为一体并视为至上独尊的观点，构成了对自由主义发展的一种反动；它根本上否定了自由主义者将神性国家降至于世俗公益机构的正面意义，从而又将国家笼罩于不可挑战的神圣光环之中。

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1993）

民主政治一定有市民社会为基础，但是市民社会未必导致民主政治。

Alvin Gouldner“市民社会能够增强公共领域的力量，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躲避庞大国家的避风港，能够提供一个抵制国家的中心”。

“泛政治化”的社会与“极权或集权政治”的社会只距一步之遥。“泛政治化”的社会很难或几乎不可能达致任何具有共识的健全的政治秩序，套用亨廷顿的话说，“控制整个体系的权力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则意味着权利和职位是易于取得的和易于丧失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反官”式政治权力运作逻辑与那种以具有共识的健全的政治制度为基础的民主政治运作逻辑完全南辕北辙。尽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赋予了这种政治运作逻辑很高的道德蕴涵，但在现实中，由于这一逻辑完全不知民主政治运作之前提是权力的“公共”性、可分配性、多元性，民主运作之机制可以是竞争、妥协、合作等手段，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有法律、政党和选举等等，所以它往往沦为根本不具现代性格的家族式 政治运作逻辑。在这种逻辑中，权力是私有的、不可分割的和一元的，因此权力之更替亦是一元式的、打天下式的，亦即那种“你死我活”的和“零和博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