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_寒夜_中婆媳关系的描写及其社会文化内涵_江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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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作品研究

论《寒夜》中婆媳关系的描写

及其社会文化内涵

江　倩

一、序言

　　,,古典文学中,,另外还有《窦娥冤》、、《聊斋志异》第10卷中的《珊瑚》等寥,现代文学中较为著名的如《原野》、《北京人》、《金锁,也屈指可数。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许多反映家庭生活的作品都有意无意地完全避开了这一关系,如《金瓶梅》,让婆婆形象空缺,只写夫妻、妻妾关系。有些作品即便设计了婆媳形象,婆媳关系也没有进入作品叙事结构的主体,如《四世同堂》、《财主的儿女们》、《金粉世家》、《京华烟云》等,包括巴金早期的《激流三部曲》。作者或让婆婆久病在床,不理家政,或让婆婆常居别所,吃斋念佛,使婆婆形象完全形同虚设;或让儿媳与婆婆在作品中基本不发生接触,由此作者避免了对婆媳关系的描写。因此,当巴金着手《寒夜》创作的时候,可资借鉴的前人的经验很少,而需要克服的困难却很多:

首先,婆媳关系本身的复杂性、繁琐性。从伦理的角度看,17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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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关系是一组非常微妙的家庭关系,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是极难把握的。我们知道在家庭伦理关系中一般存在三种成员关系,即血缘关系如父子母子兄弟姐妹、婚姻关系如夫妻、非血缘婚姻关系如翁婿婆媳妯娌,非血缘婚姻关系相对于前两种关系较为难处,因为它既不如血缘关系稳定,又缺乏婚姻关系的亲密。而在所有非血缘婚姻关系中,婆媳关系又是最复杂最微妙的一种,因为翁婿关系由于传统的夫居制(妻子婚后到丈夫的住所居住)而较为超脱,妯娌关系则由于各自分属独立的小家庭而较为松散,只有婆媳,特别是传统家庭中的婆媳,本是路人却靠着另一个家庭成员(婆婆的儿子,儿媳的丈夫)相联系着,朝夕相处、难解难分。化教养不同,亲情、,在人们,,,不易包含较为重大的社会,没有相当的生活体验和足够的艺术功力,,更谈不上寄托作者深刻的思考、传绝大多数创作者,包括一些热衷于家庭伦理关系的现代作者也知难而退,将自己的笔墨转向相对较为单纯的、更容易把握也更容易承载重大思想的其他家庭伦理关系的描写。

其次,社会习俗和习惯思维定势。从文化传统来看,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百善孝为先,父母即便在对待子媳的事情上有不对之处,做晚辈的也不能介怀。特别是母亲,为家庭付出了许多牺牲,养育儿女,操持家务,是爱与无私的象征,长期的文化积淀在中国人心中形成了明显的崇母倾向。当母亲与妻子发生摩擦,哪怕责任不在妻子,夫妻感情再深,舆论和孝道都要求做儿子的必须站在母亲一边,任凭母亲责罚甚至驱逐妻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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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礼记 内则》眼睁睁地看着悲剧

发生却不能阻止,明明洞悉悲剧的真相却不能控诉,像陆游那样在《钗头凤》中“东风恶,欢情薄”的抱怨固然软弱而无奈,但毕竟传达了对自己的专制母亲的不满,更多的以男性为主体的创作者连这一步也未敢迈出,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了。同时,长期存在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使婆婆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对于儿女晚辈往往可以为所欲为,而封建的伦理道德又为这种为所欲为提供了数不清的理论依据,如《妇戒》中规定:“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是尔而非,尤宜从命,勿

①得违戾。”婆婆说的对的事情,儿媳得服从,情,儿媳尤其得服从,显然,其婆媳关系是极不平等的。一般地讲,方面、决定因素,,,它助长了婆婆的独断专横,,哪怕稍稍的不如,这就自然地形成了婆要反,如果真实地将现实生活中的专制婆婆的所作所为展示出来并加以批判,创作者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去冒忤逆的风险。

通过《寒夜》的创作,巴金不仅完成了对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的一系列反叛,而且大大丰富了现代文学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描写。他高举现实主义大旗,直面真实的人生社会,将眼光投向了普通的小职员的家庭,为读者展示了小人物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婆媳形象的成功塑造和婆媳关系的生动描写。作者不再着意于浪漫的儿女情长或时尚的父子冲突,而是将激情内敛,深沉地注视着普通小人物家庭生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从人物设置看,尽管汪文宣是作品的核心人物,但汪母和178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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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树生也绝非简单的陪衬,她们有自己的独立的艺术生命,丰富的思想内涵,在作品中举足轻重,同样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典型人物。从作品的叙事结构看,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婆媳关系三位一体,互相牵制、互相影响,一起进入叙事结构的核心,而婆媳关系的描写对汪文宣形象的塑造意义尤其重大,因为直接牵动汪文宣每一根神经、导致汪文宣切肤痛苦的多是汪母与曾树生的婆争媳斗及其后果,读者饶有兴趣关注的也多是汪母与曾树生的婆争媳斗及其后果,她们的关系构成了作品的重要情节。巴金抓住最为繁琐也最难驾驭的题材,却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并在其中灌注了深刻的文化思考,深厚的艺术功力。

二、婆媳关系:,树生形象也不同于以,她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非同寻常如果将她们的关系与此前反映婆媳关系的作,这种复杂性与深刻性将会更加突出。

此前涉及到婆媳关系的作品一般反映两种情形:和谐或冲突。与实际生活中的情形一样,和谐是非常少见的,或体现为儿媳对婆婆威严的隐忍屈从,如《红楼梦》中邢夫人、王夫人之于贾母,或体现为儿子缺席(早亡、离散)情况下婆媳为生存而形成的相依为命,如《窦娥冤》、《琵琶记》、《秋胡戏妻》等作品中所描写的情形,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母慈妻贤、婆媳和睦,而且大多写得较为肤泛化和概念化,缺乏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很难引起读者的关注与思考。比较成功的是对冲突的描写,如《孔雀东南飞》、《聊斋志异 珊瑚》、《原野》、《金锁记》等,这些作品都没有回避生活中的矛盾,从婆媳关系角度揭开了不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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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内幕,或者展示了旧式婆婆的自私刻薄,或者鞭挞了封建时代人际关系的不平等,或者揭露了封建大家庭伦理关系的丑恶,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寒夜》中的婆媳关系显然属于冲突类型,但它又比一般意义上的冲突丰富得多、真实得多、常态得多。

首先,从形态上看,汪母与曾树生的冲突既不是单纯的婆婆对儿媳的逼迫,也不是单纯的儿媳对婆婆的逼迫,而是一种彼此的互相伤害。《寒夜》之前的反映婆媳冲突的作品,一般写两种情况:绝大多数是婆婆对儿媳的逼迫,如《孔雀东南飞》、《原野》、《金锁记》等;也有儿媳对婆婆的逼迫,瑚》的下半部分,只是弱势一方,,媳珊瑚横加刁难,,;,母或怒以色,则臧姑怒以,,婆婆似乎具有双重,两组关系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所以系,或虐待别人,或被别人虐待。表面看,《寒夜》属于婆婆逼迫儿媳,因为总是汪母率先挑起事端,挑剔敌视儿媳,责骂羞辱儿媳,挑拨儿子儿媳感情,甚至几次三番地逼儿子撵走儿媳,深深伤害了儿媳,婆婆是主导方、过错方。但深入进去就会体会到,由于对婆婆的权威不满,曾树生有意炫耀职业妇女经济自立、人格独立、在社会上的左右逢源的优越感,让婆婆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和压力;由于缺乏体谅与理解,曾树生对婆婆时时表现出的不恭与冷漠,让婆婆恼羞成怒;由于更追求自我的物质享受和个性自由,曾树生漠视了自己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使年迈的婆婆同时承担照顾儿子和孙子的重任,心力交瘁,这些同样伤害180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 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