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妖魔化”与回归马克思

共产主义“妖魔化”与回归马克思

作者：任洁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4年第20146期

摘要：现时代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存在“妖魔化”倾向，乌托邦化与庸俗化是妖魔化共产主义的两种极端表现。造成共产主义“妖魔化”的原因具有多方面，包括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自身的复杂性、国外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歪曲和误读、传统共产主义实践模式遭遇挫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国际大背景以及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四个方面。要廓清共产主义“妖魔化”迷雾，消除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种种歪曲和误读，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马克思，最大限度地还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本真含义。现实运动、社会制度和价值理想是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三个主要维度。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争论远未结束，比如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问题，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解问题等。

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共产主义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即科学共产主义，或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虽然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由三部分组成，科学共产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广义上讲，科学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同义。甚至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时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1]然而，长期以来，“共产主义”这一语词要么很少出现在公共视听领域，逐渐淡出人们的话语体系和思想领地，要么是以“被妖魔化”的姿态出现，种种乌托邦化、庸俗化的东西被强加于共产主义。人们日常谈论的共产主义距离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渐行渐远。破除附着在“共产主义”之上的妖魔化幻影，需要对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重新做一番解读。在这个问题上，回归马克思是根本。

一、共产主义“妖魔化”的两种面相：乌托邦化和庸俗化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成的标志，《共产党宣言》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问世的标志。有学者认为，两个哲学变革的标志性著作都以“共产主义”为基调，出现哲学与共产主义的“重叠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2]

虽然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但是“共产主义”思想并非马克思的首创。国外一些学者曾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思想史来源做过考察，发现马克思受到过赫斯发展起来的哲学共产主义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施泰因也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3]不管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来源，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直接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来说，都不难发现曾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思想或流派。尽管如此，将共产主义作为世界观和科学思想体系加以确立却应当归功于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因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使共产主义不再是空想，而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思想体系。恰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概论》中所说的：“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4]

问题是，现时代的人们谈及共产主义时，并不总能视其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思想体系，反而存在将其“妖魔化”的倾向。乌托邦化与庸俗化理解共产主义是妖魔化共产主义的两种极端表现。

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做乌托邦化理解的人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无非是马克思基于历史进步主义设想出来的未来终极社会。的确，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并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由此看来，共产主义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形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国家消亡，不存在任何剥削和压迫，分工消失，劳动成为人的第一

需要，物质财富极大涌流、按需分配，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于共产主义，人们尽可以想象它的美好。正是根据这一点，有人认为马克思基于历史进步主义逻辑推论出的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并无二致。比如，谢韬教授就主张：“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5]

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将共产主义社会与基督教的千年王国相类比，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宗教预言家”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从这部马克思早期手稿中，他们不仅创造出“两个马克思”的神话，还“把马克思装扮成道德家和宗教思想家，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伦理学说和人道主义的宗教”[6]。20世纪50年代，英美和拉美国家的一些人物大量撰文鼓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20世纪60年代，盛行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比较”研究；20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思潮影响日益广泛，开始出现系统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宗教的观点。

[7]这一思潮的共同点是将马克思看做一个宗教预言家，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研究”，寻找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代表人物有悉尼·胡克、宾克莱、罗素、塔克等。卡尔·洛维特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历史救赎”，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上帝之城”。[8]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在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含糊的遗产》中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宗教”，“这种宗教宣称：历史就是上帝，卡尔·马克思就是历史的主要先知”。宾克莱说：“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哲学家、预言家或一个新现世宗教的创始人??我们就可以对马克思的重要性认识得更清楚一些。”[9]

经过一番附会比较，他们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具有三方面的“共同点”，即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作用的共同性。在世界观上，他们说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教义“共有一种世界观”，而实际上，二者的本质区别恰恰在于世界观的区别，有神论与无神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一目了然；在历史观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与基督教的末世论相等同，而实质上是对二者的抽象、荒谬类比，缺乏客观具体的思想论证；在社会作用方面，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宗教都有吸引被压迫者、指引他们进行战斗的功能，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是两种不同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科学基础的、能够被科学理论所论证的科学信仰，宗教信仰却无法用科学的理论进行证明。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之间界限分明，并不能简单等同。

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做庸俗化理解的人常常会用经验的方式设想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他们常常会这样发问：在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所说的“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0]的美好生活愿景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在马克思撰写的卷帙浩繁的著作里，实在很难找到他关于共产主义的详细蓝图和可操作的具体方案。正如恩格斯所说：有人“可能会以为他从这本书(指《资本论》第1卷。——引者注)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指马克思。——引者注)只是最一般地谈到”[11]。

其实，上面的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是经验式的，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来认识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很容易将共产主义做庸俗化理解。苏联提出的“土豆加牛肉”式的共产主义以及在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坊间广为流传的所谓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观念是典型的将共产主义庸俗化的范例。实际上，人的经验，不管是个体生命的直接经验，

还是继承先辈积累的间接经验，总是有局限的，而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恰恰需要一种超越经验的形而上思维。一旦缺乏超越经验的形而上思维，以经验的思维方式认识共产主义，就难以避免将共产主义庸俗化。

二、共产主义“妖魔化”的原因分析

导致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妖魔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自身的复杂性。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具有多重含义，学界公认共产主义是现实运动、社会制度和价值理想的统一。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散见于马克思的文本著作之中，既有尚未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烙印的相关论述，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性的复归，也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比较成熟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既有从历史发展规律角度，通过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和分析其发展趋势，得出共产主义必然性的思想，也有关于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的理想化描述。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增加了解读的难度，客观上也为多样化解读提供了理论空间。

二是国外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歪曲和误读。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甚至是两个可以互相置换使用的名词，这足以可见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实践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被变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所以，国外学者一直重视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但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者侧重于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思想史来源进行考察，比如塔克和穆尔关于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讨论；侧重于从文本学研究共产主义的论述和思想，比如特雷尔·卡弗等学者就《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那段表述是否代表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看法的争论；侧重于将共产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等的比较研究，比如由穆尔引发的劳勒与奥尔曼之间关于马克思是否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争论。[12]还应该指出，国外学者还倾向于将共产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前文已经论及，这种将马克思打扮成宗教预言家，把共产主义比作“历史的救赎”的宗教比附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歪曲和误读。

三是传统共产主义实践模式遭遇的挫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20世纪末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20世纪中叶中国所犯的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超越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都对共产主义造成了损害，为“妖魔化”理解共产主义提供了经验支持。霍华德·乔多思通过集中研究苏联，调查了传统共产主义的历史记录并为之起草了一份历史资产负债表。大量的生命损失(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造成的)、经济上的浪费和低效以及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使得乔多思得出如下结论：苏维埃试验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虽然乔多思认为理论和实践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但他认为历史记录会被“顺理成章地用来质疑马克思事业的正当性”[13]。

苏联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苏联共产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才导致亡党亡国的恶果，然而苏联共产主义毕竟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至今仍在延续。近年来欧洲多国掀起的“去共产主义”潮就是效应之一。2010年6月25日，格鲁吉亚拆除了自1952年就矗立在哥里中心广场上的斯大林铜像，格鲁吉亚《信使报》主编扎扎·格切吉拉德分析说：“这是格鲁吉亚亲西方倾向的体现，它想借此表明，要和共产主义一刀两断。”并且，还有的国家将斯大林与希特勒列为同类，在国家法律的层面上予以确认。匈牙利、立陶宛、波兰都颁布了相关法案。2010年6月8日，匈牙利立法者通过了一项刑法修正案。法案规定，共产主义时期的犯罪和纳粹大屠杀一样，不容翻案，有不承认者，处以1到3年监禁。2008年6月，立陶宛国会通过法案，禁止在该国公共场合使用德国纳粹和苏联的符号。2009年11月，时任波兰总统卡钦斯基签署一项刑法修正案，禁止生产、持有、传播和销售含有共产主义标志的任何产品，共产主义历

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的肖像都在禁止之列，触犯该法律的人将可能面临2年监禁。[14]

四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存在的，或者说，共产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英国著名哲学家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曾说：资本主义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为了自身利益培养了无产阶级，然而，无产阶级却反过来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具有讽刺意味的原因所在”。不管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间是历时性替代关系，还是当今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空间并存的共时性关系，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斗争从未消失。苏东巨变更是助长了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妖魔化”共产主义的态势。他们大肆宣扬“自由主义万能论”、“历史终结论”、“不战而胜”、“大失败”等社会主义“灭亡”和资本主义“胜利”的言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就认为，社会主义的兴起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宣称资本主义将在20世纪末对社会主义不战而胜，21世纪将是以美国为主宰、资本主义制度重新一统天下的“美国世纪”。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断言，共产主义到下世纪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状况有什么关系，它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断言，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15]。

三、回到马克思：重新解读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6]在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要廓清共产主义“妖魔化”迷雾，消除关于共产主义的歪曲和误读，根本途径还是要“回到马克思”，通过反复阅读、正确解读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最大限度地还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本真含义。总体说来，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主要有三个维度，即现实运动、社会制度和价值理想三个维度。

第一，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毕其一生都在研究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资本论》是他耗尽毕生精力和心血、历时40余载完成的鸿篇巨制。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扬弃空想社会主义、借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批判资本主义之后得出的结论。但是马克思反对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未来理想社会的标准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抽象批判。马克思认为，就其现实性而言，共产主义的深刻含义在于它是现实世界的运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著作中，都有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运动性”特征的阐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异化劳动”的对立面设定共产主义的。当时的马克思，借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事实、材料，力图揭示经济领域中的异化现象。私有制问题是当时理论和社会实践领域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与古典经济学家把它当成不证自明的前提不同，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看成是历史性的现象，是异化的产物，“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17]。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财产的存在，可以说，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手段及其必然结果，作为异化劳动之消除的共产主义应当把对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其核心内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烙印，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也还没有摆脱人本主义的局限。马克思结合私有财产，以人的本质为根据，对共产主义进行论述。他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

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8]他把共产主义视为实现人的解放和复归的“环节”和“原则”，而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和人类社会的形态。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19]

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还带有明显的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思想印记，所以比较容易发现其中蕴含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运动性”含义，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唯物史观成熟和正式形成的著作中，同样能够发现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运动性”含义，这就说明对共产主义作“运动性”理解并不是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表现，也不是一种过渡性思想的特征，而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内在应有之义。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0]“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1]这意味着共产主义并不是在未来才实现的东西，不是应然层面的“理想”，共产主义就在当下，就是现实的运动，确切地说，是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并最终将导致其灭亡的现实的运动。这种批判、否定、改变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不断指向未来更加美好的状况，运动永远在持续进行，没有终结。

第二，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沿着五种社会形态不断向前发展演进的基本动力，而共产主义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得不相适应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就成为“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共产主义新社会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孕育、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本身就蕴含着摧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力量。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绝不是马克思教条式地预测未来得出的结果，而是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的未来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遵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逻辑，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物质力量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提供必需的物质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22]“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23]

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以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物质力量为前提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组成。其中低级阶段是指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马克思这样论述这一发展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4]在低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人人都是劳动者；在这个阶段里，所谓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劳动作为同一尺度衡量生产者的权利等等，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5]。要消除这些弊病，共产主义社会需要进一步向高级阶段发展。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是在其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已经不再有任何旧社会的痕迹，它克服了低级阶段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弊端，保留了第一阶段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