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变迁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理论框架

上传者：农坚
|
上传时间：2017-06-05
|
密次下载

经济变迁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理论框架

　　２０１３年６月第６期总第２３２期

　　理论学刊

　　Ｔｈｅ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ｕｎ．２０１３

　　Ｎｏ．６Ｓｅｒ．ＮＯ．２３２

　　经济变迁：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理论框架

　　何东霞

　　（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广东广州５１０３２０）

　　【摘要】用制度均衡模型无法解释国家长期制度变迁。只适合解释单项制度变化。我们对用渐进式制度变迁解释中国３０多年改革开放历史提出质疑，认为应该采用经济变迁范畴描述在速一历史进程中国家的经济组织演

　　化、管理体制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们提出了一个体现整体性、动态性和历史特性的组织演进的经济变迁解释框架，认为中国经济变迁过程从企业改革发端、新型经济组织兴起，造成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退出、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和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国家为适应新兴经济组织的效率而逐项调整基础性制度安排。经济变迁过程是一系列次级制度变化带来经济绩效之后推动基础性制度变化的过程。是对不适应治理制度的制度环境不断改良，以保证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制度均衡；制度变迁；经济变迁；组织演进

　　【中图分类号３Ｆ１２０．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９０９（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４３－０６

　　制度均衡模型是迄今为止用于解释国家长期制度变迁的主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用供给和需求均衡模型解释市场价格的形成和决定；诺斯沿用新古典价格决定理论的供给一需求模型，提出相对价格变化引致制度变迁的理论；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强调制度供给、制度需求和制度选择，制

　　式的特点，无论是延续了制度均衡（林毅夫，１９９４）的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范式（杨瑞龙，２０００），还是以市场这种有机体作为微观基础（张军，１９９３）的“价格双轨制”范式，除了放松管制（杨开忠等，２００３）假说体现宏观整体制度变迁之外，其他解释的共同特点都基于稳定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强调制度变迁成本收益计算。【３１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果然是制度均衡过程吗？在“制度”领域，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没有宪政制度，我们实现了哪一种制度的均衡呢？是不是对于中国这场历史性大变迁，“制度变迁”只是学界按照市场经济制度的假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自说自话，而真实世界的运行其实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呢？

　　一、制度变迁：解释的困难

　　用制度均衡模型解释国家长期制度变迁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合适的、可供选择的制度？萨克斯为前苏东改革提供的“休克疗法”算是一种制度供给，但是制度选择结果却没有达到他们设计

　　度变迁是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过渡…（聊）。拉

　　坦支持了马克思关于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关系的思想①，但他关于制度的供给曲线右移的分析与

　　新古典经济学如出一辙…‘呦。３圳。在拉坦模型中，

　　调节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是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林毅夫（１９８９）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则强调“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

　　对中国３０年改革开放变迁历史的解释沿用了制度均衡模型。中国３０年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并不印证新古典经济学【２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行其道，迄今为止，学界基本上用“制度变迁”或“渐进式制度变迁”来描述这段变化的历史。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问题的探讨始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盛洪，１９９０；樊刚，１９９１；孔径源，１９９２；苗壮，１９９２；刘铁民，１９９４，张字燕、何帆，１９９７），解释范式从“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市场经济优越于计划经济的古典经济学范式，发展到制度供求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范式。这些范

　　①“马克思强调了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的更为动态的力量．”Ｖ．Ｗ．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３０页．

　　４３

　　万方数据

　　的理想的制度均衡；中国没有接受某一种成功的“好的”制度供给，它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学习，以自己的方式改变ＨＪ。诺斯认为，制度的研究不能一开始就假定有各种不同的制度，然后通过比较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大小来进行制度选择”Ｊ。周业安看到，新古典式的，假定存在制度的供求双方，各方都根据制度变化可能具有的净现值来决定现有时点的制度供求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跨期选择模型；但是一旦关注制度的动态演化问题，理性的假定就受到质疑。【６１没有适合的可供选择的制度的原因是，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过去传承下来的信念、规范与组织将构成新制度产生过程的部分初始条件。……浓缩在制度要素中的历史引导着制度变迁，引导着各个社会沿着不同的制度路径

　　发展’’‘７１‘Ｐ１２’。

　　另一方面，“制度”是分层的，不同的制度变化对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是不同的。诺斯划分了基础性制度和次级制度，基础性制度是“游戏的基本规则”，这些基本规则可以以成文的宪法形式出现。可以以法律机关的形式出现，也可以以习惯形式出现，或者是三者的结合体。次级制度是企业

　　契约，是双方都同意的志愿者协会‘８］‘脚’，只有双方同意时才能改变的特定类型的契约关系归］（嘲’。他

　　说，“有两个层次的制度安排，在任何时代，基础性制度安排都会构成有关市场或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的基本规则。次级制度安排是符合基础性安排的协议的具体形式，它们发生变化以实现规模经济，交易费用的减少，或收入的再分配所带来的好处。”［９］（Ｐ３１６）次级性制度与基础性制度“最显而易见的差别是后

　　者的变革成本远比前者的变革成本大”［８］（嗍’。在

　　诺斯区分基础性制度和次级制度的基础上，威廉姆

　　斯（１９９６）区分了制度的环境层次和治理制度层次，

　　他指出，制度环境与经济活动的各种不同层次相关，治理制度在个别交易的层次上运作，复合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是制度环境要关注的，改变制度环境是为了增进总的经济成果，当关注治理制度时，将制度环境视为给定，它是一个更为微观的分析层次。威廉姆斯的治理制度关注市场、混合经济、等级制与官僚制，［１０】㈣’它和张五常交易成本约束下的“组织或制度安排”【１１Ｉ，诺斯（１９９１）形形色色的经济组织，都属于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这一微观层次范围的制度，而安德鲁?肖特（１９８１）认为“制度是社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的行为规则”，埃里克?弗鲁博顿和鲁道夫．里奇特指出“现代制度经济学

　　４４

　　万方数据

　　关注于财产制度和支配着产权的获取于转让的规范体系。”【１０】（Ⅳ’马克思认为完整的社会制度应该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次交织而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的制度概念显然属于威廉姆斯“制度环境”这一范围。

　　诺斯说：“一个行动集团（个人或集团）能够看到一些新的组织形式（制度安排）将会带来很大的利益，使得因革新组织形式所花费的成本得以补偿，…这样的制度安排属于组织创新，它通过改善劳动生产率来提高产出。”“它仅仅能够解释一个组织或

　　一种制度安排的出现。”［８］（嗍’制度供给、制度需求

　　和制度均衡模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互补的假说，在解释单项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方面是成功有效的，比如，我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存在可供选择的制度供给和理性个体的制度需求，在制度变迁当事人收益大于成本、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的状态下，实现了旧均衡点向新均衡转换一新经济组织形式替代了旧经济组织形式。但是，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变迁过程，包含了一整套经济关系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变迁，是青木昌彦（２００１）所说的“多重博弈均衡”，制度选择模型就缺乏解释力度。

　　最后，“大范围变迁”（汪丁丁，１９９２）过程中变化的不仅仅是制度。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熊彼特和哈耶克都是大范围变迁理论的创立者，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沿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进，诺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所以是目前对长期变革最有力的论述，恰好是因为它将新古典框架舍弃的全部要素都包括在内：制度、所有权、国家和意识形

　　态。【１２Ｊ（聊）’’科尔奈（１９９８）认为，熊彼特囊括了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１３］（Ｐ１９）哈耶克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然扩展演进发展过程的假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在一系列单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经济社会结构伴随经济发展过程发生变化，从而带动基础性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制度均衡模型可以囊括的。

　　二、经济变迁：动态性、整体性和历史性对于价格决定和市场均衡来说，新古典经济学是严谨的、科学的，因为它的结果是生成了“价格”，建立了价格理论；对于单项制度变迁而言，沿用新古典供给和需求模型的制度均衡理论也是科学的，因为它揭示了新“制度”的产生过程，建立了制度变迁

　　理论。但是，正如“纳什均衡”所揭示的那样，个别理性不能推导出公共理性和社会理性，新古典的市场理论由于抽象了太多的因素，它演绎不了自利参与人的行为通过“看不见的手”实现公共福利的过程；进一步地，各种个别的制度——大量个体所遵从着的规则——由于存在人为的“制度安排”，它们之间甚至难以产生某种复杂连接（例如“市场”），所以制度和制度变迁不是一个适合解释整体经济变化的范畴。当诺斯沿用新古典模型描绘了制度变迁的发生机理之后，他自己也发现这个理论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有很大的矛盾：既然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是由相对价格的变化决定的，那么从长期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制度就必然总会是有效率的，好的制度总是会被选择的，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总是会创造出一种建立更有效的制度的激励，从而推动制度向更有效率的方向演变。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增长与停滞或衰退相比要小见得多，“有效率”的所有权有历史上并不常见【１２］（Ｐｎ。诺斯的问题出在。就懈释产权制度变迁而言，制度变迁这个范畴是有效的，但是，解释国家的长期经济变化，制度变迁这个范畴是不够的。为了解释为什么落后的制度长期存在，诺斯提出了路径依赖的原理，路径依赖的解释显然是对相对价格解释的补充，之后他又增加补充了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等因素，在制度概念囊括不下复杂的经济绩效要素的情况下，最后他选择了“经济变迁”。汪丁丁认为，诺斯晚年用认知科学超越了交易成本概念，【１４ｏ我们认为这是诺斯继“制度重要”转向路径依赖“历史重要”之后，对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的再一次扬弃。他在２００５年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不再以“制度变迁”作为书名，而采用了“经济变迁”提法；演化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Ｒ．纳尔逊和悉尼?Ｇ?温特１９８２年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也用经济变迁而不是制度变迁来描述经济的历时变化。

　　经济变迁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经济变迁是经济的动态变化过程，诺斯认为，经济变迁是一系列变迁的结果，一是人类的数量和质量的变迁；二是人类知识存量的增加，尤其是涉及到人类对自然的控制的知识发展；三是决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模型的变化。副经济变迁和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概念相比较，经济增长一般指因生产能力的提高而引起的社会总产出的增加，以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衡量指标；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加变革，包括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

　　万方数据

　　行方面的经济进步；社会发展则包含了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判断，包括收入分配的合理性、社会福利的改进、健康水平和就业状况等等。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变迁一样，都是一个国家范围内、以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的宏观整体适用的概念，但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和绩效概念，经济变迁则是一个过程概念，是在累积性因果关系（凡勃伦，１８９８）中演变的演化主义范畴。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制度结构）产生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制度结构）的过程，制度变迁就是制度演化。制度变迁是经济变迁的一部分，在经济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制度变迁对经济变迁的作用不同，一般来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变迁对制度变迁的依赖较小，发展中经济和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变迁对制度变迁的依赖大。

　　霍奇逊（２０１１）说，这是一个经济变化频发的世界，但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数量或参数方面，它还包括了技术、组织与经济结构的变化。【ｌ副旧’建立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解释框架应该采用“经济变迁”而不是“制度变迁”的范畴。因为：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明确目标是发展经济，“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是不存在的。在“摸着石头过河”此岸，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彼岸的蓝图。ⅢＪ（Ｐ１㈣始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改革的目标“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ｌ＂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突变式制度转换不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来反映变迁的９ｌ。它的表现是贸易繁荣引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带动广大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在追求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和认识了分工、交换和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市场经济的认同，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利用商品交换及价值规律（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再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一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一１９８９年６月），然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１９８９年６月一１９９１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１９９２年），［２０］（Ｐ１引中国社

　　４５

　　会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接纳了市场经济，政府在对计划外市场经济相机治理过程中发现了市场的功能并且转而对市场经济高度参与，充当“市场增进”角色【２ＩＪ㈣’，为了经济增长而改变“生产的制度结构”（科斯，１９９１）。

　　第二，从宏观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它是一个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机会增加、交易量扩大的过程，而实现这个过程的制度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在农村改革、特区试验、国企改革和多种经济成分顽强地冲击旧体制和旧体制的管理者的同时，政府也在搜寻自己的角色定位方向。以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中国政府明确了自己要扮演市场经济积极参与者的角色，推进全面商品化、分享市场经济利益。按照波拉尼的观点，市场经济和市场不同，市场经济其实不是自发形成、自我调节的，国家直接参

　　与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形成‘２２］‘聊’。比如，上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基础设施的高速度建设，这对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分工专业化的深化具有重大意义。诺斯１９５５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一文中，特别强调交通设施改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作用，把它当作自足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折的引擎。汪丁丁认为，交通成本改变区域内所有企业的单位成本，从而影响区域整体的市场竞争能力，交通成本也就是“交易成本”【ｌ４。。虽然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必然存在“跑冒滴漏”，建设成本高于私人投资，但是，在这个市场失灵的领域，以低投资效率为代价的基础设施改善带来交易机会增加和交易量扩大，单位（基础设施）交易费用呈下降趋势。交易费用下降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而这个过程是在一个被认为是无效率的制度安排中实现的。何梦笔（１９９９）认为，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采用了某种战略，该战略的成本由地方行为主体承担（比如出让其土地权益的农民）和／或其他为地方预算提供资金的群体（包括上下级政府）承担，其中一些仍然留在市场过程外部的产出结果，可能导致受到该战略影响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旧Ｊ。这就是“邻域效应”（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ｓ）的概念。这种效应属于外部效应或外部性的一种，是指在地理空间上相邻相接的外部效应。外部效应的后果是没有地方政府愿意投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但是，在中国，一方面是政党的协调作用，另一方面是“大锅饭”体制的观念和ＧＤＰ政绩考核的导向作用，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热

　　４６

　　万方数据

　　情，克服了公共产品投资这一外部性难题。旧体制安排也有“歪打正着”后果的背后原因是，公共产品的成本一收益比较本身就由于收益的量化困难而难以评估，在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国家更是如此，所以那些表现为多动症（乔舒亚?库珀?雷默，２００４）的地方政府往往做对了事（张五常，２００４）。

　　经济变迁是中国３０年社会变迁的主旋律。正如卡尔．波拉尼所指出的，和１９世纪以前经济只是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历史不同，经济从“镶嵌”（ｅｍ．ｂｅｄｄｅｄ）在社会中变成“脱离式”（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ｄｅｄ），凌驾于社会其他领域之上，社会中的所有行为和活动受经济的价值与市场的操纵，由于“市场经济的存在需要市场社会（ｍａｒｋ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ｙ）的支持”法】（阚），社会政治和文化才随之变迁，而且变迁的方向由市场经济的需要决定。其实，那些关于中国经济转轨和政治转轨不同步的批评没有看到，在改革开放３０年历史中，中国的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和政治过程一直在进行调整，只是这种调整是为迎合和适应经济变迁而进行的，为了市场经济机体的运行，中国一直在调整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配置。用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柚ｇｅ一经济变迁来描述中国这段变化历

　　史会更为恰当一些。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表现在，一方面，城市与工业相对重要性的提高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改变、农业产业化和规模经济的实现；另一方面，私营部门的发展为国有经济的改革提供了改革中被裁减人员的就业机会，私人投资者的参与促成了国有经济民营化和股份化改革。斯坦利?梅特卡夫说，以往“宏观增长理论的谬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结构变迁正是增长发生的方式”。他说，结构变迁是所有有关经济增长的程式化事实中最普遍的因素。演化视角的增长与发展，是在产品、生产方法、企业、产业、地区及整个经济的相对重要性（结构）上的变化，如果没有持续的变化，增长就无从发生“转变与增长之间的联系取决于满足经济需要的‘更好的’方式能否随时间推移而提升其相对重要性（梅特卡夫，２００１）。”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告诉你，经济增长的过程是结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约翰．福斯特，

　　三、中国经济变迁过程：一个组织演进的框架乔舒亚?雷默说，“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在这里并不有效，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存在着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误解，原因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智力

　　２０１０）。

　　和思维框架来思考这件事Ⅲ“剐。对于中国，我们必须提出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呢？（诺斯，２００５）

　　中国经济变迁过程从企业改革发端，形形色色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导致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根据中国的历史现实，我们提出一个组织演进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经济

　　变迁。

　　第一，组织演进就是相对有效的合约替代相对无效的合约，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历时递进的。组织是一种或一整套合约关系ⅢＪ，组织演进是一种或一整套合约安排替代（或代替）另一种或另一整套合约安排的过程，替代的基本诱因是在组织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的相对交易效率的差异性Ⅲ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替代生产队集体所有制开始，接着是城市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资产重组、股份制改造等一系列新合约替代旧合约，虽然每一次的改革绩效都不明显，但是从中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来看，组织之间的替代是效率递增的。组织演进的动态性解释了为什么在没有先完善产权制度、法制环境、宪政制度的条件下，改革也出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诺斯说，“经济变化使得系统中出现了非均衡，从而为次级制度创新创造了利润机会，最终可能导致基础制度安排的变

　　化ｏ［８］１聊卜’组织演进的变迁路径和马克思生产力、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路径一致，只有在基础性制度安排与组织演进之间出现了矛盾，基础性制度安排才会发生改变。同样，约瑟夫?熊彼特（１９１２）以企业家创新来解释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也是以微观组织演变开始的，这也符合诺斯的相对价格变化引致制度替代的“西方世界兴起”的逻辑。

　　第二，组织演进是相对无效合约的渐进式被替代，这个过程反映的“中国特色”遵循了经济变迁的历史特性。虽然企业最大化的有效合约直接替代无效合约可以实现最优经济绩效，但是，对于转型经济来说，过去的制度化规则传递了相应的认知模式，在人们不认为过去的认知模式是错误的情况下，他们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７］（Ｐ１２０）在组织演进和意识形态变化纠结为一体的转型时期，突然完全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相应的分配制度、利益格局的俄罗斯式激进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中国采取不断用相对有效的合约替代相对无效的合约的方式实现了经济绩效的稳定增长。在期间出现了钱颖一

　　万方数据

　　（１９９８）称为“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政府所有制国有、集体企业和樊纲（２００５）称为“过渡性杂种”【２的集体企业。这个过程表明，组织演进需要一个心理过渡、意识形态过渡和共有心智模型形成的过程，而且强势参与者（或强势集团）的道德信仰、偏好和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组织的演化方向ⅢＪ，它也是非效率的经济组织还能长期存活的根源。

　　第三，竞争加快了组织演进速度，组织演进速度竞争引发地方政府竞争。多样性的治理结构、有效率经济组织的涌现，使每个组织都面临选择、淘汰的竞争，这迫使组织加快演进速度，而转型经济的组织演进速度取决于地方政府转变观念、改变管理模式的速度，因而组织演进推动了地方政府的竞争。杨瑞龙（１９９３，１９９４）把中国的改革看作是“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他（１９９８，１９９９）认为地方政府在一定阶段扮演制度变迁“第一行动集团”角色，是“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主导。周黎安（２００４）建立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数学模型，指出地方官员出于晋升的考虑一直有非常强烈的动机推动本地经济的快速增长Ｊ。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是，虽然国家没有承认私人所有权的私有制，但私有产权却被织进了组织结构之内（张五常，２００４）。所以，中国市场化的过程大致表现为：起先是在传统体制的边际出现组织创新，创新的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的利润一方面通过收入示范效应调整固有的认知模式，另一方面组织优势很快变成地方经济优势，地方政府争相模仿、推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使无效率、低效率的组织迅速被替代。

　　中国的经济变迁历程，与其说是发生了旧体制的变迁一改变，不如说是涌现了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组织。因为一方面，旧体制的核心部分一与政府结合的国有经济——并没有在３０年的改革中改变性质，除了部分国有企业在改革中退出市场之外，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的体制外，由于改革开放放松管制而涌现的各种经济组织，进行了熊彼特式的创新——采用新产品、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新材料：打破垄断——这些创新型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量，在整体经济中新型经济组织的效率掩盖了国有经济的垄断和低效率，政府管理部门缺乏对新型经济组织管理的正式制度，客观上给经济组织创新腾出了空间，掩盖了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僵化性质。由于国有经济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传统管理体制对体制外经

　　４７

　　济管理滞后，使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充满活力，这一切又造成一种假象，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被认为是“制度变迁”带来的。实际上，威廉姆森的企业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人为的强权的制度安排，经济组织本身就是有效率的，它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是按照有效率的方式组合的，因为它在克服交易成本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契约形式汹］（ｎｏ。诺斯说，更为有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其作用如同技术发展对于西方

　　世界增长所起的作用那样同等重要。［８】（啪’

　　中国经济变迁的组织演进路径是，新型经济组织兴起造成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退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和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国家为适应新兴经济组织的效率而逐项调整基础性制度安排，如保护私有产权制度的建立等。这是一个一系列次级制度变化带来经济绩效之后推动基础性制度变化的过程，是对不适应治理制度的制度环境不断改良、以保证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

　　参考文献：

　　［１］［美］Ｖ．ｗ．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Ａ］．Ｒ．科斯，Ａ．

　　阿尔钦，Ｄ?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Ｃ］．刘守英．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

　　［２］蔡防．新古典经济学思维和中国现实的差距［Ｊ］．经济学

　　动态，２０１０，（２）．

　　［３］何东霞，何一鸣．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用制度变迁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理论模型综述［Ｊ］．上海经济

　　研究，２００６，（４）．

　　［４］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Ｎ］．参考

　　消息。２００４—０５—３１．

　　［５］［美］道格拉斯?诺斯．绪论［Ａ］．约翰?Ｎ?德勒巴克．

　　新制度经济学前沿［Ｃ］．张宁燕．北京：经济学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