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作者：本站原创 文章来源：高校写作在线 更新时间：2008-09-20 站内论文除注明"本站原创"外,其他均来自网友投稿或公共网络资源,本站不提供全文下载,如需论文资料请联系本站(在线提交留言)代为收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摘 要：本文以中国被迫现代化过程中的个人认同为理论背景，以个体和个体性的明确界定为理论前提，在特定的理论框限内对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个体性征做一番考察，从知识分子的个体性抑或主体性的缺乏来探讨鲁迅中期启蒙和五四启蒙困境的另层因由，并以此质疑五四人的解放的命题的可行性，表达对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启蒙主体的启蒙意义暖昧的焦虑。

关键词:知识分子 道德空间 不可超越性 自由与意志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鲁迅《伤逝》

当子君在鲁迅的小说《伤逝》中面对涓生喊出这振聋发聩的一声时，它实际上己成为响彻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上空的绝响。“我是我自己的”[1]，我为什么属于自己?我如何属于自己?这里的自己已经不是一种空间上的指称，而是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概念，它意味着“我”开始作为一个个体的概念成为中国现代化认同的重要价值取向。

一、知识分子个体生存的不可超越性

出现在《仿徨》篇中的这些具有现代意味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既是鲁迅个体生命体验的淤积和投射，同时又明显地召示出鲁迅中期启蒙的思想困境。一方面，在《呐喊》创作中，作者因有破坏铁屋子的希望和“革命的先驱者的命令”[2]，唤起了他沉默十年以后的第二次启蒙主义的热情，从而创作视点在总体上以“吃人”意象推衍辐射，投向每一种生存状态以及寓含其中的人格和文化景观，并试图通过对其的批判，达到对理想人性的呼唤，最终“立人”[3]。但是无可否认，鲁迅在对国民荒原般的生存状态进行全面扫射后，他不得不对启蒙的效果产生深刻的怀疑，《阿Q正传》可看作是他对国民人格与生存的一个总结，而这个总结映现的便是启蒙对象在坚固的传统伦理生存中个体意识的混沌与不可逆转，这种不可化约性带来的必定是启蒙的沦落与无可为，启蒙者面对的是“鬼打墙”，是“无物之阵”，是“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4]，因此可以说，随着鲁迅在创作中暴露与探索的不断展开，他便愈体验到启蒙这一行为的空虚与无力，并且这种体验与现实交合在一起，使他“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5]，况且，“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所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这里，启蒙者在文化荒原收获的无可说和无可为的荒谬境遇，艺术与生活印证的便是“铁屋子”这一意象的不可动摇性，启蒙的意义、结果与成效被悬置，虽然鲁迅不断地表示自己为“历史的中间物”[6]，应肩负起黑暗的闸门，放年青的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把启蒙作为自身对绝望的抗战，但是那种挥之不去的失败感不断地吞噬着启蒙的外向性动机，加速着启蒙的终止。但是，我们通常会陷身

于这样一个思维的陷阱:我们把鲁迅启蒙的二难过多地归根于荒原般的文化和人性景观，归因于启蒙对象的无法作为。诚然，众多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鲁迅在从《呐喊》到《仿徨》的创造中所呈现出的视角的转换和探索重要的转移，即从严厉地解剖别人到更严厉地解剖自己，更多的是体现出对知识分子内在人格的反思与批判，但是我们往往不能把它作为解读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在最隐秘的交接点上错失了解读他的契机。换言之，我们应以什么样的眼光和立场才不至于导致认识的的偏差，并把它们安放在应置的地位。

显然，在《仿徨》中，鲁迅欲求通过类乎自我拷问的方式来抖露个体生命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生命体验的“此在性”(“此在”意味着既被自我所体验到，又与这种内在体验同一的‘我在’)，探讨知识分子可能性的生存和生存的最大可能性。饶有兴味的是，当鲁迅用一种紧张的笔触试图厘清自身、确证自身时，他却无可避免地坠入了绝望的渊底，因为正当他以一种无比的锐利洞穿这类人物的现实与精神生存时，他所获得的乃是另一种形式的虚无。如前面所论述的，鲁迅早年曾极力呼吁“精神界之战士”[8]，尼采式的超人，即纯粹之我，不受任何压抑和束缚具有意志和行动能力的自我，只有先有这样独立自由的个体才会有个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国。鲁迅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策略是基于一种对历史的审视与应用，因为面对昏睡的群众，只有几个人先大叫起来，才能有唤醒群众的希望，问题在于，这先大叫起来的几个人，将由什么样的人去充当?

而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能够担任启蒙者这一角色的只能是区别于传统的士大夫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如鲁迅所言:“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变，最初总是觉醒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嗤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9]所以我们便看到在启蒙的整个行动中，不仅启蒙对象构成启蒙这一行动的施与性前提，而且实施这一行为的启蒙者也同样构成该行动的可行性依据，也就是说，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咬错的关系，前者必须具备纵深渗透的精神力量才能保证行为的顺利进行，另言之，启蒙者这一群体的整体人格生存与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持久和坚守程度往往也直接制约着行为的有效性，因此鲁迅考察对象的转变不仅是他立人这一逻辑原点的自然延伸，同时也已表明他所执持的启蒙主义所能达到的深度，而且，这种考察纠结着令人心碎的个体生命体验，使他笔下展现的各式生命形态具备了某种质的同一性，既有着经验的再现，又不乏理性的叩责，从而成为真实可信的指向意义的符号。问题就在于，当我们与鲁迅共同面对并企图努力把握这一系列符号时，我们遭遇到了与鲁迅同样的情感境遇。狂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实则就是一种绝对个体性的存在，因为在他与异己世界处于极度对抗时，他的欲望、情感、意志、理性与言行都显示出全新的特征，精神开始了新的历程，反抗而生的强旺的生命力使他在凭借前者而开辟的空间中具有绝对的自由，从而逐渐凝聚成破坏异己空间的爆发力，这种由绝对自由而诞生的力量也就是鲁迅笔下极力歌咏的“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并不无豪情地宣称“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或曰‘国民公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显然，在鲁迅第二次启蒙主义的起点上，狂人是作为现代意味的知识分子人格生成的象征而出现的，被赋予巨大的启蒙理性，然而，作者日常生活经验和历史意识的深度介入，使得这一

人格象征最终却因狂人的“吃人”[9]—个体独立价值的被取消而被迫虚置，并且用狂归于常寓示出知识分子生命价值形态的宿命般的轮回，而紧随其后的吕纬甫、魏连受、“我”、涓生印证的便是这种回归对个体生命独自性的摧毁性的力量。如上文所强调的，魏连受们与狂人一样[10]，他们自我意识的获得是在反抗自身所置空间的行为中实现的，并导致趋向未来的价值所指即标示作为觉醒的智识者身份的空间的产生，在这个空间里，他们烙守着自己的伦理生存与道德准则，遵循着独有的价值评判体系，艰难地抵御着传统威权对它的挤压，然而，有一点毋容质疑，这种烙守是基于他们本身对自身不容给定性的现实生存之上的，换言之，这样的现实生存是来自于传统空间形式的承传的，那么既然如此魏连受们所面对的便是如何跨越这种非给定性生存直达个体空间的精神层面，事实表明，这种跨越障碍重重。

因为要实现它，必得有足够的意志也就是指向未来的行动的欲望来抗拒来自身后无所不在的空间的强大的吸附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相对抗中的胶着中，必须始终纠缠着对行为意义与终极价值的追寻并以此作为行为的依据进而把它们整合于当下性的生存中从而实践自我生命的超越，保持自我空间的独立性，也即个体性。

但是，吕纬甫、魏连受、“我”、涓生等始终无法脱离这种非给定性，因为他们既存在对自身身份建构依据的不明，又更有着对自己传统角色意识的自动体认(这种体认是以一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内耗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中)，因而整合现实与非现实的精神基点最终无法成为建构一种新的个体存在的依托，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内部时间性始终不能战胜围困他们的外部空间，也就是说，没有真正建立起个体性的知识分子无法把个体生命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并非个体生命自然的时序展开，而是表现为个体自我认同过程中连续的带反思超越性的系列事件)转化为他们个体精神所栖身的空间的时间性，相反此空间的时间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停滞或暂时停滞的状态，因为时间是在反抗空间的压迫中产生的，反抗停止，时间也就终止，时间的无法绽放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无法形成空间的生命力的爆破，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打破他们所排斥的固有空间结构的完整性，他的个体生命展开并没有引起这个空间结构本身的变化，反而在最致命的时刻与他精神所栖身的空间断裂，却极力寻求那个稳固的传统空间的拯救和庇护，或者以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置换个体的情感期待从而获得自足与自慰，如《祝福》中“我”的辩白，《伤逝》中涓生的忏悔[12]。王富仁曾说过:“能够窒息阿Q的，同时也能够窒息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差别仅仅在于阿Q无法意识到空间环境对自己的扼杀，而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则意识到这种扼杀并要反抗这扼杀。”

诚然，然而不管是在小说创作中还是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里，这种意识的反抗许多时候都是从中兴归于末路，所以才会有鲁迅“荷戟独仿徨”的彻入骨髓的生命体验和基于此的鲁迅式的绝望。

二、知识分子的自由与意志的缺乏

茅盾在论及《仿徨》时曾说:“《仿徨》呢，则是在于作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毕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革命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所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

—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仿徨》。”②敏锐的茅盾从《仿徨》中察觉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矛盾:启蒙者“转变”了，启蒙的价值理想失落了，被唤醒者不是

如子君死在“无爱的人间”，就如涓生那样陷于无地仿徨的“虚空”，除了因为“铁屋子”的万难毁坏，是否启蒙理想的内在缺陷?抑或启蒙者本身无以克服的危机?汪晖[13]曾经确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在《反抗绝望: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中论及《伤逝》时写道:“爱情、觉醒这类‘希望’因素乃是得以自立并据以批判社会生活的基点，恰恰在‘希望’自身的现实伸延中遭到怀疑，这种怀疑很可能不是指向新的价值理想本身，而是指向这一价值理想的现实承担者自身:‘我’真的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觉醒者抑或只是一个在幻想中存在的觉醒者?因此，觉醒自身或许只是一种‘虚空’?

在这里，‘绝望’的证实也决不仅仅是‘希望’的失落，不仅仅是爱情的幻灭，而且包含了对‘觉醒’本体的忧虑。”[14]这种对觉醒本体的忧虑带给鲁迅的绝望是双重而彻底的，它不仅意味着启蒙的外向性动机的无法转化，而且更有着这一行为内在源泉的枯竭。因而鲁迅在1927年时说:“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如何?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开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可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洞的了。”

这番沉痛至极的自我剖白指向的己是现实知识分子的人格生存状态，它伴随着鲁迅无法泯灭的无历史感(一种轮回的时间概念)昭现着对启蒙的深度不信任，实际上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时所陷入的逻辑吊诡就已经自行拆解了启蒙本身，当然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鲁迅在此之前所有创伤性体验所造就的直觉的投影，不过这时的鲁迅仍然相信“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所谓可有。”[16]而随着现实的层层淤积，那种笼罩他一生因创伤加剧而不断加深的无聊情结引发了现代知识分子个体自我认同过程中最深重的精神危机，并把它沉淀到吕纬甫、魏连受、“我”等人物形象上去，而且这种危机时常渗入他的日常言说，“还是这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而先行设法，民众侯将来再说。” [17]从鲁迅看来，在当时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是进行文化重组的决定性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实现却有赖于知识分子个体生命空间与传统文化空间对峙的紧张程度，也即取决于这一特殊群体的个体性的形成，因为这种形成意味着这个群体拥有了在空间的转移中由被动性向主动性转化的力量和源泉，拥有生成自身主体人格、爆发生命力量的能力，而这样的决定性力量始终没有形成。鲁迅的悲剧感正是五四启蒙主义的悲剧感，后者形成的根源既不在于汪晖所说的源于知识分子赎罪行为的永无休止，因为赎罪行为是在有了罪的意识以后所产生的清醒的有意识的主观自愿行为，它的目的在于以此为契机建立一个不断更新的自我，通过解脱而获得自我确证的力量。而狂人虽然有了罪的意识，却无法转化为赎罪的自觉与自为的行动，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终不能形成为决绝反抗传统的异己力量，在这种背叛与反抗中生成自身的个体意志与自由，从而走向更高的个体生命存在，奠定新文化的质素，并进而突破旧有的整体伦理生存，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提升和道德伦理的进化。其次这种悲剧感的产生也不仅仅在于有些论者所言其源于国民的现状，即对被启蒙者潜在能力的失望及对环境的焦虑，更重要的是，这种悲剧性焦虑指向启蒙者本身人格生存的悖逆及由此而来的精神困境。我们又不得不回到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逻辑起

点[19]，既然知识分子的个体性无法形成，那么又通过什么途径去寻找致使个人独立的思想资源，又如何能进一步产生独立而自由的个人，假如这一切都难以寻觅(难而非不可能)，那我们对人的解放又应该做何理解?别尔嘉耶夫曾说:“人的解放意味着精神向自己的返回，即向自由的返回”[21]，言下之意就在于任何解放了的个人，他都是作为主体的存在，而这种主体存在毫无疑问是个性的存在，是自由，是精神，“我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在无法从文化内部分泌出个体独立元素的中国，人的解放无异于一个乌托邦似的神话，正如以后历史的运行所印证的，意识形态化了的社会诸领域承续着古老文化的专制质素，不断压缩的就是个体发展的空间，并在特殊的历史时刻不惜制造泯灭人性的灾难。

鲁迅对黄金世界的毁弃的确摈弃了对此乐观的希望，表现了一个深邃的思想家对人与文化的悲剧性把握，但是他特有的对绝望的反抗又使他以无比的精力注目于这片险象环生的思想水域，做着迄今思想史上最不让人理解、最令人心碎的搏击，从中期直至去世前，他的杂文创作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对各式各类知识分子剥皮见骨的批驳成为他运交华盖的重要因由。本质上，鲁迅是个经验论者，那些独特的生命体验既给予他无比犀利的观察视角，同时又给他世事如把戏的恒常的悲哀，这种悲哀与清醒的自我批判往往不经意间导致他的无力与软弱，这是一个最具有自我意识然而在某一面却与传统有着致密关联的思想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无法逃脱的运命，这种命运也正是他所献身的五四启蒙、五四新文化的运命。当我们企图拂去历史表象堆积的烟云而努力刻求某种真实时，我们触摸到的便是这种软弱无力与挣扎，从根本上说，在意义的悲剧地带，历史与人都逃不开必然性的捕获，因而历史与人便长久地置身于意义缺失的焦虑中，真理的门向我们敞开着，而我们却总是与它相差一步。

三、结语

当我们依附于中国个体认同这一背景对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个体性进行考察时，完全属于一种个案研究。全文的论述过程表明，鉴于知识分子在文化被迫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启蒙主体这一角色的自觉担当，他们的自我认同便成为中国现代个人人格生成的源头和滥筋，也成为爬梳历史肌理的切齿之尺。而当我们在个体的达摩克利斯剑的悬指之下，从道德的、心理的角度透视当时知识分子内外交困中由于自我意识的混乱而导致的精神危机时，我们便不得不意识到:游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知识分子，缘于与文化母体的深层联系而生的脆弱(文章的主体部分就是集中廓清这些联系)，他们无法获得独立的道德立场，开辟出足以实现自我认同的道德空间，无法整合现实中的异质力量并以此作为行为的依据来建构当下性的生存，来实现对自身的不断超越，因而他们始终存在着自我确证、自我肯定的模糊与两难和文化传承中的依附基因，这种自我认同的无力引发的不仅是他们启蒙者身份的欠缺和启蒙效果的淡化，而且更导致社会各项领域内意识形态的泛化与对个体、个性的扼杀，传统文化的专制因子变相地参与历史进程，并极大地阻遏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个人认同和整体认同。鲁迅小说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群像给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以文学形象昭示的这一阶层的精神发展史，更是一些文明的碎片和潜隐其间的历史的规训与惩罚。

参考文献：

[1] 《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 徐麟，《鲁迅中期思想研究》，〔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汪晖，《反抗绝望一一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