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出场_实质及其意义

2013年第3期

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出场、实质及其意义

杨楹

[摘*要]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出场是对马克思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原则的深度推进与实质性提升。马克思生

活哲学的研究成为一种探索马克思哲学的新范式，为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获得了一种全景式的理论图景，凸显了马克思哲学在价值观、批判对象、理论目的、真理观、哲学类型、理论与生活主体以及哲学的归宿等诸多方面所实现的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突出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特质。马克思哲学的真理观是生活幸福真理观，马克思的辩证法本质上是权利辩证法，而现实生活则是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范畴。对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探索，要求我们为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确立起新的理论范式，同时，自觉地立足于生活世界，创造出与我们生活相适应的当代哲学样态，发展出有中国气派的哲学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生活哲学现实生活真理幸福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3-0001-19

一

马克思哲学传入中国近一个世纪，因着当代中国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双重逻辑的需要，马克思哲学研究在中国呈现出不断被超越、被否定的理论景象。从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现实功能视角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功能形态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救亡的革命性哲学、斗争哲学、建设哲学、发展哲学。当我们对马克思哲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性质判断进行审视时，不难看出，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解读，以及所得出的解读结果，都是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而做出的。马克思哲学在中国所敞开的意义和本质规定，正是依据现实生活自身的特质、需要和变化而进行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以最权威的诠释，乃是立足于现实生活，通过现实生活而实现的。由此，表征出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内在深度的关切性，也展示了马克思哲学理论的丰富性和待开拓性。正因为马克思哲学自身理论的丰富性，使得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出现了多路径、多维度、多元性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呈现出马克思哲学研究丰富而多元的理论面貌和理论生态。

研究领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生活辩证法：探究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10YJA720039）和福建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研究”（2010A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楹，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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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出现这样的态势，应该说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探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拓展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引发了对马克思哲学理解和研究充满歧义性和纷争性的状况。如此，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回过头来全面而深刻地理性反思与自我诊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已成为我们继续开展、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务与使命。

严格地说来，在中国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批、第二批重点大学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以及后来的一批批学者，他们突破曾经被禁锢、封闭的研究领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界、新领域、新境界，迎来了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时代。依此为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经过30多年的努力，开拓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路径、多维度、多视野、多领域研究，厘清了相对明确的问题域，确立了相关的研究路径，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诸多研究范式；对于该种境况，恰如黑格尔所说，“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需的，而且是本质的”。[1]这一系列的研究范式并存的状况，毋庸置疑，真实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向纵深发展，渐次积淀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系列优秀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较为良好的基础。事实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呈现的真实的多样性，在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上，具体表达、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在场。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当今遭遇了从未有过的问题，陷入了自身的研究困境。面对这一困境，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剥离来加以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踏上了“学术化”的道路，开始从纯学术层面探求马克思哲学。这条道路试图按照理论理性的逻辑建构出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这一路向的努力，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拉回书斋，做成一种抽象的“学问”，走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属性相悖的路线，这无疑切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活水。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必然是“失语”或“缺位”的，从而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问题的本质揭示和批判性引导。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也就蜕变成满足研究者个人偏好的私人行为或“文本”本身的自我运动，从而高调而顺利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修辞学意义上的一次一次革命。该种情况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真理’和历史一样，是超凡脱俗的、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所以，它不是面向经验的人，而是面向‘心灵深处’，为了‘真正被认识’，真理不去接触住在英国地下室深层或法国高高的屋顶阁楼里的人的粗糙的躯体，而是‘完完全全’在人的唯心主义的肠道中‘蠕动’”；[2]如此，进而在“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纠结与博弈，带来了一系列以“文本”自足为特征的研究。这样，就必然存在着正如马克思批判德国哲学时所指出的境况：“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义）哲学研究，也就难以真正突破研究的瓶颈。

相对于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严格地说是滞后的，缺乏与现实生活相匹配的活力。如此，事实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已经形成了多样化、多格局的理论态势，但是，持守各种范式的研究者都明显地感知到，要突破自身范式的局限性，深度开掘理论，构建与现实生活的变化具有深刻内在互动关系的理论形态，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

这一困难，事实上，并非今日才临门。检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似乎这一困境一直尾随、纠缠着我们，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难以推出反映、体现与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内在矛盾与逻辑，且具有鲜明民族特性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尴尬困境，究其原因，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哲学”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没有达成相对一致的共识，缺乏理论研究与现实生活真实对话的管道与空间，并由此诱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多的歧[3]这就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隔离、断裂的态势，这样，缺乏现实生活支撑的马克思（主-２-

义解读，以及据此形成的彼此沟壑纵深的研究范式。

在此境遇下，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过的各种范式进行再审视、再定位，肯定它们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曾经或正在发挥的积极价值，自觉剖析它们随着现实的变化、认识的深入，随着现实生活的推进、发展，自身理论的阶段性特点的显现而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从而厘定、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本质、真精神。一句话，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哲学”。唯有如此，才能实质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理论建设。这就正如康德所说，要建立哲学大厦，必须要不断清理哲学的“地基”。如此，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一些最为基础性的问题，以及本质性的问题进行甄别，这样，我们才可能避免更多的偏失，牢牢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探索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实有效的发展道路。

二

理性地回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谱系，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真是歧义众生，以至于当我们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时，面临着诸多具有本质差异性的界说，真的是莫衷一是。在此等情况下，我们做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即是“生活哲学”的判断，绝不是为了给已有多样化称谓的马克思哲学再增添一个新的名称、符号，而是力图揭示、彰显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本质与价值旨趣，并由此展开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探索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对话”，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内在本质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置于现实生活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杜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新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防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次一次“经院化”。

追问与落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哲学”，这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理论问题，而是对马克思哲学本质规定性的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带有根本性的、最为要紧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给出了多种多样的解答和诠释，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货币哲学、资本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历史哲学”、“实践哲学”、“人学”、“追求自由与解放的哲学”、“追求此岸幸福的生活哲学”、“一种新世界观”等等，不一而足，以致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一种称谓，在我们看来绝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或“范畴”，亦即不是一个名词而已，因为范畴是“存在的形式、存在的规定”。[4]从这一视角来透视，这些以此总体性称谓为轴心，对该哲学做出的一种本质性判断，并依此展开对该哲学研究的一种理论框架和价值指向，显现出了一种以此为支点的理论构造活动。如此，这些称谓表征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把握理路，彰显着不同的理论目的、不同的理论逻辑、不同的理论模式、不同的理论的性质判定。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称谓所代表的理论动向、路径及其理论视域、理论构架，都是从某一视角、在某一维度上切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而力图真切而虔诚地把握、展示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要旨，构建出与之相匹配的理论体系。然而，这些不同称谓所代表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彼此之间是相对独立而不可通约的，更严格地说，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这样，对于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理论体系或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当我们追问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哲学时，必然会展现出理论旨趣、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多维性。

面对此境，只有澄清这些不同称谓背后所遭遇或存在的诸多理论困境与现实问题，才能敞显我们称谓马克思哲学为“生活哲学”的初衷、本意及其理论动向。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与判定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解读，无疑具有很深的传统，其影响面之广，时间之长，程度之深，是任何一种别的范式所不及的。严格地说，该范式针对机械唯物主义，针对历史领域的唯心主义而立论，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正因为这种解读和判定所具的明确针对性，在该解读模式中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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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实现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超越了以往的一切旧哲学，并且坚定地确认此特质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要旨与精华。

不可否认，以一系列基本原理为主导构建的这一理论框架，通过“国民教育”最大限度地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知识原理和方法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人最为基本的哲学意识或哲学常识，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知识的宣传与普及。但是，毋庸讳言，这一理论解读范式和体系框架的提出是以自然科学思维而不是按照建构哲学的思维来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它是一个知识论的框架，是“哲学知识学”，或哲学知识传播学的功能化表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传播体系，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性”解读。这种常识性的解读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使人们把“常识”当真理，把“模式”当真理，把“政策”当理论。然而，这一影响深远的理论模式传导出来的恰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容与本质精神。

从致思路径来看，这一理论体系贯穿的是“物质本体论”的思维原则和价值路线，所建构的是一种“本体论哲学”，这原则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根本差异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本体论哲学；从这一意义上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呈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避免地陷入旧的本体论、体系化哲学之窠臼，从而也就没有体现它实现哲学转向所蕴含的新境遇、新精神、新旨趣。进而言之，该体系以传统的本体论思维建构模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其对社会、历史的把握只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缺乏价值内涵的“客观”描述。由此我们就可以判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理论表述来看，这一理论体系表征为一系列试图超时代的抽象概念和范畴，并由这些抽象范畴构筑出一种超时代性的哲学。这一构造出来的“哲学”，自然也就切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本质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悬置起来，其哲学的鲜活性被固化在一系列抽象的概念、范畴之中。这与马克思所强调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现实性品质显然不相符合。因此可见，这一理论体系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体系”，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相悖的。

从内容构架来看，在这一理论体系构架内，自然与人类、自然与历史是分裂的。它没有看到自然与人类社会在实践基础上双向生成的历史过程，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在这一构架里都是一些没有真实的和实在的内容的抽象范畴，它把时代、自然及其关系都概念化了。在这一抽象地概念化了的理论构架中，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生活的问题是缺位的，由此隔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嬗变成了对现实生活的毫无批判性和引导力的知识体系。

从理论体系来看，这种解读范式未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特质，未能将生活的观点和实践的观点贯彻到底。在该体系中，从文本的意义上似乎凸显“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将实践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细究就发现，“实践”在该理论构架里不仅被降格为与观念、思想和精神活动相区别的一般性的物化性活动，而且由此引发出更为致命的理论缺陷，即从根本上删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价值内蕴。如此，“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就成了一个抽象的“标签”而已，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降格为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一般的唯物主义。

进而言之，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实践”成了只是表征与意识、认识、真理等相关的范畴；而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生产”范畴替代了“实践”；这样，“实践”与“生产”、“现实生活”、“社会存在”、“历史”等一系列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呈现出单一性、混杂性，导致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的断裂。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该体系表征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典型的二元论思维格局展开其理论安排的。在该理论架构内，自然界是无人的，与人类的生活历史无涉的，历史则是无自然的历史，自然与历史是割裂的。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在这一理论构架中，“辩证法”被严重地抽象化、观念化和知识化了，未能真-４-

实地呈现和落实辩证法的本质。辩证法蜕变为概念、范畴之推演规则，简单化为思维的有序游戏，未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本质上乃是生活世界权利结构、权利逻辑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扬弃，未能真切地再现出“现实生活”乃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内在逻辑之支撑与对象。辩证法在该体系中，真实的内容被彻底“抽空”了，从而也就无法真正表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辩证法”内涵的革命性与批判性力量。换句话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中，真正的辩证法绝不是一种概念的抽象的自我推演的理论辩证法，而是由现实生活中的权利结构、权利逻辑推动的生活辩证法。如此，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模式中，也就无法真正阐释清楚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本质差异，误认为马克思只是“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与“唯物主义”实现了外在的对接，就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就实现了新辩证法的创立。这就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特别是与黑格尔辩证法之关系单一化、线性化，未能厘清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以“现实生活”的矛盾、问题为基点而展开的独立创发的真实理论脉络。

综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架，把一个具有哲学个性的领域，一种哲学最根本的特质内涵放到了对人类历史最一般性的探讨之中，从而将以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马克思所极力批判的“哲学”。在现实生活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该种解读模式充斥的教条性、僵死性而构造出来的如是“经院哲学”的一套牵强的话语，必然消解于实践，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抑或委身于政治运动或活动，最后蜕变为实践的解释理论或对现实政治活动所做的脚本，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被简单化、庸俗化、政治工具化，丧失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功能、引导功能，使之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面前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局限于条块分割的理论格局，未能充分应对与涵摄现实生活的变革所生成的诸多新问题而获得正常的理论拓展。如此，该种解读范式，必然遭遇现实生活的挑战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部的种种理论诘难，从而构成了该种解读模式自身存在的困境。

第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界无论将马克思哲学称谓为“实践哲学”或“实践唯物主义”，都充满着歧义，并且必然遭遇一系列理论困境。

马克思曾经批判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理论唯物主义者”，根本不懂得“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5]试图通过语词替换，将人们从词语、话语的奴役中解救出来，从而强调“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马克思强调与“理论的唯物主义”截然有别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但绝不是“实践唯物主义”，也由此得不出马克思哲学即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结论。这样，马克思在此所要表达的则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真正的任务则不是口头上、言辞上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实现话语超越，而是要直接改变现实生活；的确如此。正如马克思批判宗教，探寻此岸的真理是因为“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7]在此，马克思强调了现实的感性批判活动，即物质的批判所具有的重要性，并非是对自己的哲学本质属性的规定。

严格地说来，“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并不是着眼于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依据的挖掘而生发出来的，换句话说，“实践唯物主义”这一理论模式，以及围绕这一模式而展开的理论建构，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是找不到直接、完整的依据的。它实际上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现实的火热的实践对旧的理论体系冲击下，为顺应现实生活主体活动的内在需要而做出的理论回应。与现实生活相割裂的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论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及以后时期，其自身的理论弊端和局限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人们已经真实地感受到现实的实践所具有的巨大解放功能，感受到原有理论框架的解释力以及对问题的诊断效果与鲜活的时代生活之间存在的断裂。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在理论上也在苦苦探寻摆脱传统教科书范式的有效路径，这一探寻的结果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范式的产生。现实的实践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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