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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罗丹 | 大理石凿出哲学

熊秉明先生所写的关于罗丹的数篇札记。

一般西洋美术史论到雕刻的时候，往往把罗丹作为米开朗基罗的继承者，把三百年间的雕刻家都忽略过去，忘却掉。其实在这期间，欧洲的雕刻艺术相当繁荣。十六七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的宫廷和教堂都有雕刻家留下大量代表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作品。更近，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法国乌东塑造了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米拉波的像，还有华盛顿、富兰克林的像。卡尔波是罗丹的老师，著名的动物雕刻家巴力也曾指导过他。罗丹是这个传统所培养出来的，为什么他的出现，大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势呢？

罗丹的出现，把雕刻作了根本性的变革，把雕刻受到的外在约束打破。他不从传统的规格、观众的期待去考虑构思，他以雕刻家个人的认识和深切感受作为创造的出发点。

如《加莱市民》。加莱是法国北海岸的一个城市，1347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围城，下令城中选出六名士绅领袖，露顶赤足，穿上麻衫，颈系绳索，持城门钥匙，出城投降就刑，否则将屠城报复。士绅中有六人自愿牺牲自己以救城中百姓。据记载，怀孕的英后在场，恳求英王放赦了六人。罗丹要描写的是这短短的行列走向殉难的情景，六入中，或迈出毅然从容就义的步履，或痛苦踌躇不前，有人回盼，有人苦思。这和英雄纪念碑的体例是大相径庭的。罗丹要在这历史事件中，刻划到个人的内心斗争。他甚至主张取消基座，让悲剧中的人物就走在观众的近侧，使观众能听到他们心脏的悸跳。开初，加莱市的审查组看到初稿，提出批评说，这些人物损坏了他们心目中的爱国英雄的形象。但是最后，他们知道错了，他们期待一座公式化的英雄偶像，罗丹给他们的是更真实的史诗。

罗丹曾经多次参加纪念像的设计竞赛，而往往落选。这也难怪当时评选者的眼光窄狭，因为罗丹的作品是心理的，内向的，个人的，和一般纪念碑的雕刻风格相抵触。他的《雨果》，与其说表现对雨果的崇敬，不如说对雨果这个人物的解剖、分析。在这一个灵魂中冒险探索的所得，同他的《巴尔扎克》也一样。最后的定稿，雨果是裸体的；巴尔扎克披着及地的睡袍。在学院派看来，可以说“荒诞”、“失体”，但是罗丹说：“在我们公共广场上的雕刻，所能辨识的只是衣服、桌子、椅子、机器、轻气球，没有一点内在真理，也就是没有一点艺术。”

他也塑造了中年的女人，粗实而沉重的身体；他也塑过老年的女人，两乳平瘪地垂着，腹部积着皮的皱褶。他为巴尔扎克像制作了许多泥稿，都是赤裸的，身体的肌肉强壮结实，用他的话说，“像一头公牛”，鼓着圆肥的肚子，显出暴躁而带世俗气的性格，那是每天深夜披衣起来，啜着浓烈的咖啡，写“人间喜剧”的作者。为了雨果纪念像，他也做了许多裸体的泥稿。那是八十岁老人的躯体，皮下沉积了厚的脂肪，松弛的肌肉在关节处形成纽结。只有如此庞然浑重的休魄才能负载得起一个巨大的创造者的灵魂吧。

欣赏罗丹毕生的作品，我们也就鸟瞰了人的生命的全景。从婴孩到青春，从成熟到衰老，人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爱和欲，哭和笑，奋起和疲惫，信念的苏醒，绝望的呼诉 都写在肉体上。

罗丹的人体不但留下岁月与苦难的痕迹，而且往往是残缺的。在他之前，哪一个雕刻家曾展出过孤零零的一只手？而他雕塑的一只手，如一株茂盛的树，已经圆足，充满表现力，成为“神的手”。两只手合拢来，十指如柱，指尖相接，成为“大教堂”。《行走的人》只有断躯和迈开的两腿，连手臂也删去，面部的表现也成多余。走向前路，是带着振奋？是带着忧虑？是乐观？是惶恐？都有吧。那是人的步伐，是全人类的步伐，是全宇宙的步伐。“天行健！”一个中国人心里会跳出这古老的《易经》里的句子。不纪念任何特定的人物的巨像，而它走在宽阔浩翰的地平线上，带着无比的动量，带着历历的斑驳，并无所欠缺的残缺，在我们记忆底层烙下棒喝的印记。

二、蒋勋：所有人知道的美已经不是美了

在1920年之前，法国女人的服装就像印象派画作里那样，胸部很大，腰勒得很细，有的女性去做打断肋骨的手术，为了要17寸的腰。因为腰勒得太紧，气上不来，讲话经常昏倒。这恰恰给某些男性充当保护神的机会。可是工业革命以后，工商业越来越发达，女性的竞争力不输给男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做了企业的主管。她常常要召开会议，如果她的腰只有17寸，常常要晕倒，她大概很难树立威信。她很聪明，看到了大势所趋，就把男人的西装做出腰身，加上垫肩，改出最早一件女性套装。从此香奈儿一炮而红，她不止设计了一个服装，也改变了性别差异，她塑造了女性可以承担责任的形象。

当年我到北京，沈从文先生刚过世，我很遗憾，但我的反应没有林怀民那么剧烈。他是一下子就在沈先生的灵台下跪下去了，沈夫人很惊讶，她不了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沈先生的书是“禁书”，我们偷偷在底下传，并且觉得，如果有一天能跟沈从文说：你一直是我的老师，该是一件多么棒的事情！

所以你看，美的力量比什么力量都要大，它可以让你把未曾谋面的人认作老师，禁都禁不住。大家如果去香山，可能都看到曹雪芹纪念馆。其实那几间房子不是曹雪芹住的，但假的都要造一个。怎么可以没有？他曾经在那边生活过，在一个家族的败落里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繁华，讲自己一生什么事也没有做，就是认识了一些了不起的女子，这些女子不应该因为我没出息不传世，所以要为这几个女孩子写一部书 现在不是讲女权主义、女性书写吗？曹雪芹在三百年前就是女性书写，他让我们看到那些女性，从更新的角度看待美。

汝窑是世界第一瓷器品牌，有名的“雨过天青”，最早是五代后周世宗创造的。别人问世宗：你喝茶的茶杯是要蓝色的还是绿色的。他看着天说：给我烧一个雨过天晴的颜色。工匠很犯难，因为他要等下雨，等雨停，要看天空很久，观察到天光在蓝跟绿之间变幻，其间又透露出太阳将要出来的淡淡的粉红色。聪明的皇帝宋徽宗把它沿用下来了。康德说“美的判断力”，把这样的色彩固定在瓷器上，需要多么高超的“美的判断力”！

我们在作美的判断的时候，视觉通道打开了、听觉通道也打开了。

听觉并不只是听贝多芬、巴赫。今天是寒露，入夜以后，如果你仔细听，应该可以听到树叶

的沙沙的声音，伴随秋天最早到来的是声音。我们的古人写过多少关于“秋声”的诗，古代文学里有多么好的敏感度！如果我们只知道让孩子背唐诗宋词，而忘了让他聆听秋天的声音，那没有太大意义。

回到生命的原点，才能看到美。美最大的敌人是“忙”，忙其实是心灵死亡，对周遭没有感觉的意思。我们说“忙里偷闲”，“闲”按照繁体字的写法，就是在家门口忽然看到月亮。周遭所有最微小的，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拯救。我不觉得，今天在这个城市里，我们讲任何大道理对人生有什么拯救，我们能做的是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点像女娲补天一样，把我们的荒凉感弥补起来。

大家都知道《清明上河图》，一个画家受命去画他的城市，表现其中的繁华。画家画了一千六百多个人，各式各样的场景。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官家的轿子出来，前面有人举着“肃静回避”，一个小孩在路中间玩，他妈妈怕他被马踩到，惊惶地把他抱起。如果是你受命拍一个关于北京的纪录片，你能不能拍出这个画面？

还有一个画面，出现在画卷快结束的地方。一个做大官的人进城，前有开道车，后有随护。城门口有一群叫花子，其中有一个没有腿，做官的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画家真了不起。我的学生问我：你觉得那个做官的人后来给乞丐钱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画家能画出大官跟乞丐的对视就很了不起了。

好几年前，我路过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看到一个画面：那一定是一个乡下来的妇人，因为只有下田劳动的人才会有那么粗壮的骨骼。她喂孩子吃奶，毫不遮掩，孩子吃饱了，奶汁还很多，她就让奶滴到长安街上。我觉得那个身体好动人：她跟那个土地是在一起的。我问自己：T台上的美跟这个妇人的美，哪一个能让我记忆更久？

美不仅仅是华服名模，甚至不仅仅清风明月、巴赫贝多芬，要看到美，我们首先要看到生命存活的艰难。

杜甫挤在难民里面逃难，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这十个字变成千古绝唱，我觉得不是诗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他看到了人。同样那捧白骨，很多人走过去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