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雷朋 在政治的夹缝中求生

感觉原文有问题处用红色标出，批改意见用绿色标出

整体上感觉是一篇像模像样的作业论文，比较清楚地梳理了战后台湾史学的发展过程，主旨清楚，结构完整，写作基本规范。但以上各方面还有还难说已入门，故要进一步刻苦努力！

徐雷鹏 2013201464

在政治的夹缝中求生

---浅谈战后台湾史学发展与政治的双向互动

摘要：1949年国民党（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本来同源的大陆史学和台湾史学便开始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大陆史学此后长期处于政治的压迫下，进而一步步被改造为政治的工具。【此句无必要，摘要就是把核心观点说出来】而海峡彼岸的台湾史学，其变迁也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不可分，无论是初入台时史料学派的盛行，中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还是解严之后本土史学的迅猛发展，其反映的都不仅仅是史学研究方法和领域的深入与发展，更折射出学术背后的政治触角。而这种双向互动也成为史学发展的动因之一。

关键词：台湾史学，政治局势，双向互动，（这种虚词不合适，要实词）史料学派，社会史研究，台湾史

有人说台湾史学和大陆史学是一条藤上结的两个葫芦，而他们的分家一开始就打上了政治的烙印。（？）1948年12月22日，史语所和数

学所随着台北故宫第一批文物箱件由海军载运驶离南京，抵达基隆。翌年国民党彻底失守大陆，以傅斯年为首的史学研究者陆续迁台，从那时起，台湾史学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至今已六十余载。王晴佳认为六十多年间，台湾史学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从1949年至19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史料学派的盛行。二、从1960年代至1980年代，这一时期以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为主要标志。三、1990年代至今，其主要趋向为台湾史的兴起。1而这三个时期史学研究的变迁不仅仅是史学内部学术风潮的转变，也是政治影响下的自我调整。

【引言写的不够好，缺少学术史回顾等信息】

一、 史料学派的“一统天下”

所谓“史料学派”，起源于中国近代史家傅斯年的一句名言“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2,后周予同先生在总结转变期的新史学时,将其分为两类,“一是偏重‘史观’和‘史法’方面的，一是专究‘史料’方面的。前者可称为‘史观派’，后者可称为‘史料派’。”3由此命名其学派。而作为史料学派主阵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自诞生之日就被傅斯年赋予这样的研究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研究前人所研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 1

2王晴佳：《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1949-1999年》，《台大历史学报》24期，1999年12月，第329页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期。 3周予同：《50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载《学林》第4辑，1941年2月。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应用的工具，则进步，不能的，退步.”4

史料学派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式的研究方法，贯穿了民国史学在大陆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其间既有殷墟考古还原古史时，史界对史料学派的推崇，也有抗战爆发后蛰伏西南时影响的削弱。【这句话要表达什么，放在此处目的何在？】但不管如何，在国民党1949年转进台湾之后，史料学派则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正统，在台湾的史学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迁台的大陆学者来看，以傅斯年为首的史料学派多追随其离开大陆，如姚从吾、李济、毛子水、董作宾、刘崇鋐（他算吗？怎样判断一个学派？）等，他们虽对国民党很是失望，但对共产党则抱有更多的怀疑，在红色浪潮席卷大陆时，为了追求他们向往的自由，选择来台似乎更是一种无奈。之后，他们大都成为台湾史界的中坚力量。再看当时的史学研究机构，傅斯年一人兼任史语所所长和台湾大学校长，其影响可谓如日中天。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当时的台湾史界已是史料学派的天下。在史学教育方面，主政台大的傅斯年上任之后即敦聘了一批优秀出色的文史哲人士任教，如郭廷以、蓝文正、王德昭、牟宗三等，这些学者在傅斯年的影响下将史料学派（郭廷以、牟宗三是史料学派？）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扩展到了教育界。除此之外，傅斯年对于史语所之连续出版学术论著更是督促积极进行，除于1950年出版了《史语所集刊》（集刊什么时候创办的？）外，另并出版了4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成就》，载《大陆杂志》，2卷1期，1950年1月。

《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中国考古学报》、《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甲编》、《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乙编》，这对于提高和强化史料学派在台湾学术界的声势，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5

当然，当时的史料学派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我想（删去）除了上述人事原因，更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着莫大的关系。如前所述，史料学派讲求科学与实证，倡导自由主义，那些渡海来台的学者在政治立场上或多或少都不支持当时的大陆政权。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虽然吸取过往教训，在台湾严厉管控思想界，制造出如”美丽岛事件“的白色恐怖，但却并未对史料学派的盛行造成多大影响，考其缘由，当离不开国民党当局对其的政治利用。就像在大陆共产党政权用马克思主义洗礼史学，把史学作为其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工具一样，国民党对史料学派的默许也离不开其以自由主义来对抗大陆史学乃至政界的深远目的，这其中多少包含着意识形态的色彩。而作为政治工具的回馈，史料学派得以在政权庇护下坚持自己追求纯粹学问、保持客观科学态度的理念。史学与政治在和大陆学界及政权的斗争中找到了彼此的契合点，而这种各取所需式的互动，既避免了政治借助强权逼迫史学成为其附庸，也不至于史学奴颜婢膝、曲意阿附政治，这无疑是当时所能出现的最好局面。

二、社会史研究的崛起

正当史料学派笼罩整个台湾时，台湾史学界却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表述有问题）1963年，许倬云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5中研院史语所编《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目录》，1995年，第3-12页

台后，与胡佛、李亦园等人共同创办了《思与言》杂志，虽然它并不是一份真正正统性学术期刊，但自创刊之初即着力于史学思想的研究，并数度发动史学界与社科界学者参与讨论。1964年11月，他们在社论《史学可走之路》中批评史料学派“以史料学为史学，不谈史学目的，只是点点滴滴的考订一小段史实，一小件史料或一小类制度。这一派以兰克的史学为标榜，其实只抓住了兰克史学的前一半，忽略了兰克以解释史实为目的的后一半。”6公然掀起了与史料学派的论战，此后的另一篇社论《有感于当代史学》更是直接攻击史料学派及傅斯年本人，“这种只重史料考证而不著史的治史态度，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个年代的考证，一处地名的考证……这无怪乎一般读者对之仰之弥高避之唯恐不远了。”7这就对史料学派以考证为要忽略史实解释提出了质疑与挑战，解释、研究历史单靠传统的考订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而诸如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的引入却可以帮助叙述历史之外去解释历史，以许倬云为首的这些留美学者开始思考以新的方式书写历史。

而此时的史料学派正处在新陈代谢之际，“自史语所所长傅孟真以半百之年早逝后，圈中要角不是积劳寿终，如胡适（1962），董作宾（1963），姚从吾（1970）与李济(1979)等先后辞世，便是因为较好之工作条件而远走异乡，如劳干之移民赴美。到70年代初，当年的东渡中坚，几乎全部退出历史舞台。”8而这种代际交替时出现的人才后继不足，也为这些留学欧美返台学者动摇史料学派地位创造了机会。6

7《史学可走之路》载《思与言》，2卷4期，1964年11月 《有感于当代史学》载《思与言》3卷3期，1965年9月

8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