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之死——兼论孔融的儒教观

孔融之死——兼论孔融的儒教观

韩国良

摘 要：由一系列的考证可知：孔融的“亲子无亲论”等并不意味着对儒教的背叛，它乃是孔融在汉末世风日下、儒家精神沦丧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为矫正世俗的险诈之风而对儒家思想任真尚诚一面的特别强调。孔融之死乃是曹操的蓄意迫害，他的“罪名”乃是曹系势力故意罗织的。

关键词：曹操；孔融；亲子无亲；儒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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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安十三年（208）秋八月，汉太中大夫（光禄勋属官，比二千石）孔融被杀了。然《三国志·武帝纪》载：

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肆舟师。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

[1]（P7）。

据此以断，曹操当时正在远征荆州刘表的军途中。既不在新都许，也不在根据地邺。正因如此，所以日本汉学家冈村繁推测：

其间原因很可能是，尽管曹操平素对孔融的言行十分嫌忌憎恶，但是无论如何，孔融毕竟是天下所重、颇有名望的人物，并且与曹操的交往也有很长时期，因而曹操不便由自己直接出面杀他，而利用了这次远征的机会，委托了留守的属僚们去处刑[2]。

这一推断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据《后汉书·献帝纪》及《资治通鉴》卷五七载：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南击刘表。八月，丁未，以光禄勋山阳郗虑（太中大夫孔融的顶头上司）为御史大夫。（八月），壬子，太中大夫孔融弃市[3]。

建安十三年（208）秋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在南征刘表的途中留守许都的郗虑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职责是“纠察百官”。五天以后孔融被弃市。于此足见这一任命是有所预谋的。据历史上的有关文献记载：

献帝尝特见（郗）虑及少府孔融，问融曰：“鸿豫（郗虑字鸿豫）何所优长？”融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也。”虑举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权安在也？”遂与融互相长短，以至不睦[1]（P19）。（《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续汉书》）

（融）既见（曹）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4]。（《后汉书·孔融传》）

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诛[4]。（同上）

不难看出，与孔融素来不睦的光禄勋郗虑，显然在曹操清除孔融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二

那么孔融以什么罪名被杀呢？对此文献也有明确的记载：

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窥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

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4]（《后汉书·孔融传》）

那么这一指陈有多大真实性呢？请看文献另一处记载：

（建安）十三年，融对孙权使，有讪谤之言，坐弃市。二子年八岁，时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尔父见执，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毁巢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见杀。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曹操）惧远近之议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谨，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反天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1]（P171）（《三国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

孔融的被杀引起了当时不少士子的同情——“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而曹操所列却仍然重复着路粹的路子，丝毫没有为之“曲饰”的意思。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路粹所列孔融的“罪行”恐怕确是存在的。日本汉学家冈村繁评价说：

路粹的奏文与曹操的布告虽然用心卑鄙，但它们毕竟是须上奉天子、颁示天下的正式文书。如果文中毫无根据、随心所欲地捏造孔融的罪状，尽管当时的天子已祗不过是曹操的傀儡，尽管曹操当时已经掌管宫中大权，但是要想使眼光锐利、善察事端的天下知识人顺从接受，却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由此还会导致该弹劾文与布告自身失去权威。

路粹奏文的篇首指斥孔融在任职北海时所为：“招合徒众，欲窥不轨”，无论孔融是否真有谋反企图，当时他曾“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 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后汉书·孔融传》）。此外，诸如“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秃巾微行，唐突宫掖”，从其诸如此类的言行看，孔融性格的放荡不羁当也未必是无稽之谈；就事实而言，毋宁说是十分可能的。因此，将路粹奏文中所斥孔融“亲子无亲”罪名全然视为毫无根据之捏造，毕竟也属无理。此后曹操也同样举孔融这种亲子无亲论为罪，并以“此州之人”所言为据，这恐怕也有着某种事实依据。

总之，曹操与路粹同将孔融的这一亲子无亲论引为弹劾的依据，即便这祗是他们欲加之罪而打的幌子，但他们如此执拗地咬住此事不放，并以此为可致孔融死地的杀手锏，其手中当是确实握有某些证据[2]。 毫无疑问，冈村繁的分析应该说是颇为可信的。

三

然而，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清人王辅云：

子夏《丧服传》（《仪礼·丧服》子夏传）：“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亡父庙）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先祖之庙）矣。（”孔）融尝自言：“证案大较（验证法则），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太平御览》卷六○八引孔融《与诸卿书》）又，幼持父丧，哀悴过毁，州里归其孝（《后汉书》本传）。何至谬为此语！路粹嫁诬，若斯以无为有！当时所以忌其笔也[5]。 这一分析应该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事实求是地讲，曹操与路粹的指控虽然不虚，但却都是断章取义的。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则曹操又何尝不是丧理背德呢？譬如临祭就洗，他人都是将手在水中轻轻沾一沾，表现的温文尔雅，举止有节，而他却让人哗哗往手上浇。在降神之礼行完后，别人都是下阶而立，须奏乐完毕方才送祭，而他却四平八稳坐在椅子上，一直坐到乐曲完毕方才起立。对祖先表现得如此不敬，这又何尝不是“违反天道，败伦乱理”呢？可是如果看看曹操的解说，那么一切也就不言自喻：

又临祭就洗，以手拟水而不盥（浇洗）。夫盥以洁为敬，未闻拟而不盥之礼，且“祭神如神在”，故吾亲

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礼讫（完毕），下阶就幕而立，须奏乐毕竟（结束），似若不衎（喜爱）烈祖，迟祭（以祭为迟）不速讫也。故吾坐俟（等）乐阕（乐章奏完）送神乃起也[1]（P21）。（《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汉魏之交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许多繁文缛节、礼法教条都受到质疑。曹操这里敢于打破长期来一直奉行不颇的戒条，正可以说是这一时风的体现。礼法作为形式，并没有意义，只有当它被注入了真实的内容时才有价值。上述所列孔融的“罪名”，也是以此为背景的。只不过他与曹操权势悬殊，只能听任曹操对自己的言论进行歪曲罢了。

“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为大圣之后尚且被灭于宋，难道姓刘（劉）氏一朝得为天子，天下就要永远归他所有吗？《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钱穆《孔子传》：“孔父嘉为孔子之六代祖。宋宣公传其弟为穆公，孔父嘉为大司马。穆公又传其兄宣公之子为殇公，孔父嘉受遗命佐助嗣君。华父督欲弑君，遂先杀孔父嘉。孔父嘉曾孙孔防叔，畏华氏之逼，始奔鲁。”孔融所谓“吾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云云，当正是对此而言的。孔子被汉人奉为至圣先师，若论姓氏的高贵，则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恐怕孔姓是谁也无法攀比的。由此可见孔融这里只是拿孔姓作比，说明“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有德者可以居之” 的道理，其中并无反叛的意思。这也就是说当在刘汉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孔融对它并不惋惜，只要新的君主德才兼备，孔融也是同样拥护的。

孔融对君主所以为君主的认识，与他对父母所以为父母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孔融所以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其目的也不是要抛弃父母。因为父母之所以为父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育问题，它的更加本质的东西乃在对后嗣的教化训习。这种教化训习主要的并不是在才智方面，它更重要的是要求父母在德性仁爱方面要堪为子师。“若遭饥谨，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应该说正是以此为前提的。我们知道，君臣关系不过是父子关系的进一步发挥，对君主之“忠”完全是以对父母之“孝”为根本的。孔融所以对父母的“肖”与“不肖”如此强调，在汉末之主及地方军阀大都失德的情况下，应该说是有着极为深刻严肃的政治意义的。

然而对这一点前人的认识并不到位。在这方面日人冈村繁也不例外。他认为：

在后汉末的长期动乱中，中原一带已经到处是一片相互杀戮的战场。无论是男子抑或是妇女，全部

被卷入残酷暴烈的战乱怒涛中，家庭的和睦与伦理也都被冲破吞没。以往支撑“孝”的大前提，正从根底开始哗啦啦崩溃。……由此看来，孔融这种揭去温情脉脉面纱的亲子无亲论，实际上却是出于他正视当时现实矛盾、经反复思考终于得出的结论[2]。

孔融的“亲子无亲论”意在强调道德情感的真实，从根本上说他并不是要抹杀父子、君臣间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说孔融的这一说法别有深意，我们并不能照字面解释。冈村繁先生虽然并不像曹操那样意在对孔融进行栽赃陷害，但他对孔融的言论也只从字面上理解，仿佛孔融就真的认为“亲子无亲”一样，这样的解释方法在客观上与曹操实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者只在这两种解释一个属曲解一个是误解，一个属有意一个是无意罢了。

四

那么，以上我们有关孔融的分析是否属实呢？又，孔融的思想与儒家教义是否矛盾呢？要正确把握孔融的思想，对这两个问题我们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

首先孔融是一个非常有思辩性的人。《后汉书·孔融传》：

（孔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6]

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4]

对此展示的可谓是非常清楚的。正是因为富有思辩性，所以才使孔融从小就善于辨析名理，能够窥探出各种纲常名教的内在本质，明察秋毫，洞悉幽微，成为当时为数不多但颇有影响的重要理论先驱之一。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李）膺大悦，引坐谓曰：“卿欲食乎？”（孔）融曰：“须食。”膺曰：“教卿为客之礼。主人问食，但让不

须。”融曰：“不然。教君为主之礼。但置于食，不须问客。”[7]（《太平御览》卷四六三引佚名《后汉书》）

（孔）融既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出处见上）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对那些繁缛的礼仪形式孔融确实是不够尊重的。宾主双方但需以诚相待，君臣之间但需以情相责，彼此之间只要以真诚的情怀相接，什么主客之礼，什么九列朝仪就都显得不再像他人想象的那样重要了。十分明显，如果缺少必要的思辩力，是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难有如此通达的认识的。

正是基于对“真”的追求，才使孔融获得了异常超迈的执着与自信。《后汉书·孔融传论》用“高志直情”四字来为孔融作盖棺正论，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下面再看几个例子：

（孔融）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宦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4]。（《后汉书·孔融传》）

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孔）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剑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和，托病归家[4]。（同上）

太祖（曹操）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旧意，书疏倨傲。（脂）习（字元升）常责融，欲令改节，融不从[1]（P157）。（《三国志·王修传》注引《魏略》）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兴平中，避难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许昌）。……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上疏荐之曰：“……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砾。”[4]（《后汉书·文苑传下》）

（孔融）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4]。（《后汉书·孔融传》）

孔文举为北海相，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文举杀之。又有母病瘥，思食新麦，家无，乃盗熟麦而进之。文举闻之，特赏曰：“无有来讨，勿复盗也。”盗而不罪者，以为勤以母饥。哭而见杀者，以为形悲而心否[8]。（《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引）

不难看出，孔融的立身行事处处都带有异常浓厚的理想化色彩。任情而动、无所隐饰，仗义直行、无所回避，这实可谓孔融思想最基本的特征。《后汉书》本传说：“（孔）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尽管对他不知时变、任意而行，过分强调情感真实的迂阔行为有所否定，但在篇末称他“高志直情”、“严气正性”，“懔懔焉，皓皓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矣”，应该说对孔融这种任情而动、仗气直行，豁达不惧的理想化人格还是大为肯定的。

那么孔融这种任情尚实的生活作风与儒家的道德规范是否有矛盾呢？《论语·八佾》：“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又，《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孟子·尽心上》：“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9][4][4]

也。’”[10]由此足见在孔孟看来，礼的威严、君主的独尊并不是绝对的，只有当二者具备了真实的仁的内容时，其存在才是合理的。这也就是说在孔孟的思想里本来就有任真尚实的一面，孔融只不过生逢汉魏之交这一思想解放的时代，对此求真尚诚的一面作了进一步的强调罢了。如果我们也像曹操那样对孔融的“亲子无亲”思想作断章取义的理解，则我们对孔融及其死因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明彻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日] 冈村繁.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0、24、36－37.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421.

[4]范晔.后汉书[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661－664、764.

[5]王先谦.后汉书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4.807.

[6]钱穆.孔子传[M].北京：三联书店，2002.2.

[7]李昉等.太平御览：卷463[M]. 北京：中华书局，1960.889.

[8]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18.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M].上海：上海书店，1987.13、14、130.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M].上海：上海书店，1987.18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