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咪苟夫妇的故事

陶咪苟夫妇的故事

老马崩是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老寨子，从外部来看，它四面都被山包围着，东面的山光秃秃的一年到头都立在那里，这几年来更显荒凉，连只鸟也不曾光顾；南面的山稍微好多，树也长得茂盛些，但由于常年被村民砍伐牧羊也所剩无几，我的家就是坐北朝南的，每天都能面对着南山傻傻地呆望半晌；西面与东面对应，所以也是一毛不长，这里的山都是石山构造，常年没有草木的荫庇和保护，再加上雨水的冲刷，都显得七零八落，有时会有泥石流发生，每每这时，山下的公路就被堵上了，过往的车辆也难以通行。山下稍往左的方向有一条长满杂草的小路，那时村民每到赶集时都经过的路，通常也由这里去做些农活，从小路蜿蜒而上就到丫口（两座山的交汇处留出来的一道出口），到了丫口就可以看到公路了也沿公路走上五六公里就到集上；北面的山又由许多小山组成，这里离村子比较远，除了干农活以外一般都没人经过，小时候这里也是我和伙伴们经常来採猪草的天堂。这里长年背光，树木也不怎么茂盛，而且有些阴森恐怖。从内部结构来看，这是一个由三个部分两百多户人家组成的自然村，分别是上村，中村和下村，上村大约有四十多户人家，坐西朝东；中村也约有九十多户人家组成，坐北朝南，我的家就是在中村最上面一座小山脚下。三个村中就数我们村人数最多，所以力量也最大，底气就足，一到开什么会另外两村也不敢和我们争；下村有六十户左右，坐东朝西，我所要讲的陶咪苟夫妇也就是住在这个村最西边的一对老夫妇。村里大部分都是苗族，只有可怜的四五家是彝族，我家就是其中一家，尽管是少数，我们也能和苗族同胞和睦相处，我从小也因此而学会了苗话，这也是语言环境使然。村民大部分都是以种植玉米和大豆谋生，少部分青壮年出去打工，每年过春节时才回来一次，所以土地有些是荒置的没人照管，甚至有些都已退回成林地了，正是响应了国家“退耕还林”的号召。村里有很多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老人最老的也上了九十多岁高龄，小孩最小的就只有七八个月，他们相依为命，靠着政府的补贴和救济还有年轻人寄来的生活费度日。陶咪苟夫妇是这群人中的典型，因为时间已很久了要讲到他们夫妇的故事，我就得先聊一下我自己的事，从我的童年记忆中讲起才能回忆起关于他们的事，所以姑且先来听听我的事。

童年总是充满好奇和新鲜的事，总是过得很快也很朦胧。我的童年也不例外，几乎是伴随着大山和玉米地过来的。小时候还没有电视手机，平常的娱乐活动也是抓小石子或是玩躲猫猫，老鹰捉小鸡，丢手绢等。晚上的活动更是无聊，没猪糠或玉米面时就借这空档儿在微弱的电灯光下用石磨慢慢地推着，石磨发出的沉闷的“嘎嘎嘎嘎”的声音让隔壁的邻居也难以入睡了，这样推直到十一二点才算完，还好如果是推两大箩筐，我们通常都会轮流帮忙，也就是今天你帮我家推，明天我又给你家推，这样就照顾到家里有时缺乏劳动力的情况。推磨总太无聊，也得来点什么有趣的事才能熬过这漫长的时光，有时是谈论些孤魂野鬼之事，有时是谈些生活琐事，也有时炒点巴豆来吃。我们家没有石磨，隔壁家也没有，就只能到下村陶咪苟夫妇家去推，不是因为只有他家有，而是他家只有夫妇俩且都好客也好聊，不管你推到几点他们总不会催你，而且还帮忙推推。其他家要么就是睡得太早，要么就是很冷淡，让你推着也不安心，所以老陶家就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儿了。我们经常叫他老陶，不是不尊重他，是这样叫反而更亲切，更顺口，他也总是眯着两眼睛憨厚的笑着答应。他叫陶咪苟，这里的老一辈的人的名字大多都带个咪字，我有时还问我父亲为什么不给我起个带咪的名字呢，那就是王咪艳了，多亲切自然，然而父亲总说我傻。男子一般都叫个什么咪包，咪涛，咪成还有咪农；女孩或女子一般都起个咪米咪英咪美咪见之类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是什么意思，大概字典里是查不到的，或许是因为民族风俗习惯或祖辈传下的吧，而我们彝族没有这样的叫法，名中只有一个字最多也就两个，但两个是很少的。一个字的比如美，白，萘之类的，也

有不能用拼音拼出来的，很拗口。我说的这些名字不是书名而是小名，就是这些‘一字名’往往在和苗族同胞交流时就带上个咪字，我的就是被叫做咪昂，现在可没人这样叫了。我总知道老陶叫陶咪苟，却不知道他妻子的叫什么，或许是咪里咪美吧，女的一般都爱起这样的名字。我也没问清，平时只叫她陶婆婆，他们俩那时都有六十多岁了，时隔十几年，那时的我也就七八岁，有点傻里傻气，也有些顽皮。陶咪苟夫妇没有孩子，也没什么亲人，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印象，可能有过又夭折了可能一辈子没有，这也不知道。他俩的小屋是用茅草盖起来的，周围是土墙，里面就只有两小间，一间是卧室也是厨房，另一间是客厅也是推磨的地方，有两层，楼上很矮几乎碰到茅草了，楼梯也松垮垮的，让人不敢上去。卧室旁边是一间用茅草搭起来的猪棚也是茅厕，那时候都这样叫。房屋四周打扫得很干净，堆放的有一些柴火和杂乱的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屋后有一小块地种着些蔬菜，老俩口就是靠这些蔬菜度日，我们推磨时也经常会给些吃的，比如玉米面，小白菜和豆类。陶咪苟是个很老实的人，他很爱自己的妻子，虽然没有孩子，但他俩从没吵过架，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是这样的。他个子不高，中等身材，小眼睛，宽脸，大鼻子，八字眉，头发很多且中分。他的妻子个子矮小，一脸的喜气，穿着一身苗族服装走起路来就像母鸡似的，说话也咯咯叫，但很有意思，经常说笑话逗我们乐。

那是一个夏天，吃过饭后我跑到猪圈看父亲喂猪，就在这时，隔壁小英就来叫我：“小昂，快走，今晚村公社放电影我们赶紧去占位子，人很多，去晚了就没有座了。你快点啊我在村口等你。”我一听，心想“电影是什么啊，从来也没听说过，会很好玩吗，小英这丫头会不会又在逗我？就像那天去找猪食天太热了俩人躲在人家玉米地里偷吃黄瓜，她就骗我说有人来抓了，吓得我在玉米丛里乱窜。”我又看看父亲，他一本正经地看猪儿吃食好像压根就没听见我俩说过什么似的，我怯怯地问：“爹你去吗？今晚不推磨了。”“去吧，也从没看过，开开眼也好，叫你娘也去，她会觉得新鲜的。”“唉，我就去。”母亲这时候才刚洗完碗筷，见我满脸堆笑向她走去，她也站着看我像在等着宣布什么。“娘，爹说今晚咱去看电影，村公所放的，可好看咧。”母亲一脸惊讶，忙问道：“电影，什么样子的？这就去吗？”“这就去，赶晚了就没座了，人可多了。”我们一家子来到村公所看到人都挤到房顶上了，我们只好坐在最后一排，是小英占的位。我刚坐下就看到了陶咪苟夫妇，他俩坐在对面那块石头上，正咪着眼睛看电影呢，他没注意到我。原来电影就是一大块布上出现很多画面，还有一个高大的人骑着一匹马正往我们这里跑，就快冲出来了，我吓得躲在母亲背后。还有杀戮的画面，我以为是真的，吓傻了，回去一晚上睡不着。第二天小英齐聚几个小不点在大核桃树下有声有色地谈着昨晚看到的画面，他们也听得入神。到了晚上母亲让我带着箩筐她自己背着大背玉米，我们就朝老陶家去，到时他俩正吃着饭，见到我们都忙起来招呼，一边请坐，一边盛饭，我母亲推辞说已吃过，不用再麻烦了。他还是执意盛了给我俩吃，饭是干翘翘的玉米面，菜就是南瓜尖儿，油沫儿也没有。吃完了就准备推磨了，陶婆婆边收拾边谈起她这一天的活计。“今天我把后院那几颗白菜薅了，猪食也没有得明天一早起来弄几个玉米丢进去让它啃。老头一天也没闲着，忙完前屋后院又忙着编背篮，还一边和我讲昨晚的电影，那玩意儿好啊，老了老了还能看这玩意儿，嘿。”老陶是村里一个能编竹筐的人，村里要有个啥事，需要编箩筐的都找他，这样也能挣点吃食，就冲这点妻子也很佩服且十分地爱他。母亲边听边点头微笑，可能是听惯了她唠叨也不怎么烦了，偶尔也答应一句。可她却百说不厌。老陶在火炉边哔哔波波地抽旱烟，还时不时咳两声冲这边看看咪着眼睛笑笑。“推多晚都不打紧，慢慢推，小昂过来，听听爷爷给你讲讲昨晚的电影，可好看了。”我跑着过去，他一下抱着我，把烟斗砰砰敲几下放在炉子上，然后开始清清嗓子讲起来。“电影咱以前可没看过，那都是整天忙着干活抢功分谁还知道这些。可是昨晚就见识了，人还能从布里出来，还有那么多画面，你别说刚一出来那会把我吓得一把抓着老伴，全场人都叫起来了，可不唯独我这样的 ”

我也很专注地听他讲，一会儿玉米就推完了。我们走时老陶还不忘叮嘱一声：“小心黑灯瞎火的，晚上哪家的狗没拴牢出来乱咬，得防着点。”我们答应着就走了。

后来我上学了，离家比较远，和父亲一快住，他在那所学校教书，所以我就很少回来了，几乎一个月回来一次，每次都能去老陶家推磨。他总说我胖了高了。等我三年级后去只见他一个人独自在抽旱烟，我问他他妻子去哪里了，“她早在一个月前就走了。”我当时理解了‘走了’是什么意思，所以鼻子顿觉很酸，忍不住就哭出来了，老陶也很憔悴，他从此以后便沉默寡言，只知道勤勤恳恳干活，也有帮人干的，累了就叫几个人来家里喝酒。也许失去老伴给他很大的打击，让他觉得生活更没有奔头，唯独老老实实活下去，除此他没法可想还能干什么，没儿没女，自己又到了这把年纪。老陶心里很憋他也不和人说，平时就一个人在地里服侍他那几亩地，政府也补贴点基本能过下去。我也不知道他妻子是怎么走了的，她平时也没病没灾的，活脱脱一个宝，怎么说没就没的。后来听村人说是遇到邪了。村里人都有这样一个信念：没病活生生就没了，一定就是中邪了，哪个不干净的东西把人给活拖走了，现在这种迷信想法还很流行。老陶自从妻子走了，自家的活干完了就主动帮人干，人家也给点报酬，或是给人看孩子，他很会哄小孩，也很细心，孩子的父母都很放心；或是给人薅地，除草，编箩筐等等。

直到政府要建设新农村，要把茅草房拆了改建成砖瓦房，老陶的也不例外，政府出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出的，但考虑到老陶的实际情况，政府决定全部负责。所以老陶自然一分钱没花就住进宽敞明亮的瓦房了，这是他想也没想过的。从此他又活泼了，见到人也笑了，编的箩筐也越来越多了，我家的箩筐也是他编的。我上了大学后就更没机会回家，只有一年一次，但都没去看老陶，直到去年寒假回去，问了母亲，母亲说老陶在秋末就去世了。还说他走得很悲惨，临走也没个人知道，因为他是喝酒发高烧而去了的。那是村里人办喜酒，苗族人家结婚是特别热闹也很重视吃喝，女的多是坐在一处吃然后就闲聊，男的喝酒，喝不到一定的量是不能放走的，这是风俗，表示九九长流。所以老陶那天喝多了，回到家就倒在床上一睡不起，因为他住的地方是下村最西边，何况那天各人都出去喝酒了，谁也没经过他家，连续三四天了也没人发现，直到第五天，有个年轻小伙去拿箩筐才吃惊地发现老陶的尸体早已僵硬，而且发出恶臭，随即通知村里人来。大家看到都很吃惊，但这时考虑的是怎么处理后事，他没儿没女，亲戚也没个，要埋葬也得要一笔钱，村里人本来就不富裕，平时也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所以没人敢站出来说话，最后村里决定由村小组出公费把老陶埋葬了。老陶的坟墓就在他老伴旁边，墓前种着两棵万年青，就在他屋后的菜地。老陶走后，房子也没人住了，就一直空着，周围也长满野草，过年时节也没人去给他俩的墓打扫或除草，都荒了。院子里偶尔有几个小孩在玩耍，几只鸟儿飞来啄食就没有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