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秦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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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秦汉文学

概 况

秦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一、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兼并六国，自称始皇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随着统一大帝国的建立，秦王朝的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如废除了西周以来分封诸侯王的制度，实行统一的区划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又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用比较简便的小篆和隶书代替秦以前的大篆和其他不统一的古文字；另外，还统一了法令和度量衡等等。实现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所追求的大一统的目标。“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战国时代从此结束，这对后来历史的发展是有进步作用的。

但是，秦王朝是建立在对人民残暴的镇压和压榨基础上的。滥用民力，残酷剥削，包括修筑长城和建阿房宫、骊山陵等，征发劳力三百万，占当时约二千万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为巩固和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它又企图消灭人民的反秦武装，“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等等，并打击旧贵族、地主的反秦力量。为了控制人民思想，消灭一切反秦意识，它在思想上实行了一些极端措施：“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它不仅焚书，而且还坑儒。曾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在这一反动政策下，何谈文化的发展和建树呢？秦王朝统治的十多年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是文化发展的中断。

二、秦文学是一片空白。遗留下来的秦文献，只是秦始皇封禅时，散见于泰山、琅琊台等几处的刻石，大都是些歌功颂德之作，千篇一律，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吕氏春秋》和李斯的一些散文是有名的，但它们也都产生在秦帝国统一之前，实际上是战国末年的产物。一般的，为了文学史上衔接上的方便，姑且将其算在秦代来叙述。而实际上，在严酷地钳制思想、摧残文化的暴秦时代，是没有产生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

三、《吕氏春秋》是秦统一以前，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的。全书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后世又简称之为《吕览》，共二十余万字。《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认为它是先秦以来阴阳家、儒家、墨家等各家的折衷和调和。《吕氏春秋》的产生是有它的时代需要的。编著者的主要目的是想“取于众”，即所谓择众家之长，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来为秦的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做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但事实是，先秦各家之说，都是自成体系的，因此，用拼凑的方式是达不到目的的。所以，它从思想内容上看，颇失于庞杂不伦。但从其保存史料上看，是有一定价值的。特别是，同其他先秦子书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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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说理，保存了大量寓言作品，增加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著名的“刻舟求剑”、“掩耳盗钟”（亦见于《淮南子·说山》篇，后世流传中则改为“掩耳盗铃”）等寓言。古有高诱注本。

四、秦时唯一著名的散文家是李斯（？—前208），他与韩非都曾就学于荀况，学成入秦，为吕不韦门客，后至秦（曾任长史、客卿、廷尉）丞相。在分化瓦解六国，建立统一的秦王朝、实行郡县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李斯为了个人的私利，谗害韩非，参与赵高、胡亥沙丘政变的阴谋，最后为赵高谋害，腰斩咸阳。

李斯的散文，议论风发，文采斐然，基本上皆为秦统一之前创作，代表性作品为《谏逐客书》。此书写于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十年（前237年），是李斯谏劝秦王取消错误的逐客令而要有气量容纳人才的。全文议论驰骋，气势奔放，排比铺陈，极富震撼力，是以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散文。前人曾将其追任为“骈体初祖”（李兆洛《骈体文钞》），其文风对后世颇有影响。

秦统一后，李斯赞助秦始皇推行摧残文化的政策，除写了几篇阿谀奉承的碑文外，再也没有什么佳作了。

五、秦传至二世，人民不堪忍受暴秦的统治，爆发了陈涉、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接着是连续五年的楚汉战争，代之而起的是汉王朝的建立，国家复归于统一。

汉王朝统治阶级接受了秦朝覆灭的教训，采取了一些减轻剥削和压迫的措施，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

汉初，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余波还在，一些作家继承战国诸子的优良传统，能够关心国家社会的一些重要的实际问题，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各抒己见，这就促进了政论散文的发展。著名的作家有贾谊、晁错等。他们的政论文，议论风发，畅所欲言，富有炽烈的感情。贾谊的《过秦论》是西汉散文的名篇，文章按历史顺序叙述了秦亡汉兴的经过，主要论述秦为什么灭亡，汉朝的统治者应该从秦的快速灭亡中吸取什么教训，并引用谚语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仅说理透彻，而且感情充沛。鲁迅先生曾称赞这篇文章为“西汉鸿文”，并说它将“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晁错的代表作品有《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这些痛陈时弊的文章，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六、汉初的韵文：主要有继承楚辞余绪的骚体赋和楚声短歌。汉初的骚体赋作者，由于时代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样强烈的思想感情，故多属模拟之作，也有少数是抒发作者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的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均是比较优秀的辞赋作品。“楚声”本是楚国民歌，秦末起义者陈涉、吴广，刘邦、项羽都是楚人，刘、项都能作一些楚歌。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前者表现了英雄末路的悲怆，后者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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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定天下的宏图，都十分慷慨激昂。

七、汉代最为鼎盛的文体是赋，被称为一代文学之盛。武帝时期是西汉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在文学上提倡辞赋。这时期的赋作家大都是武帝左右的侍从之臣。武帝通过这种方法，鼓励他们创作辞赋，“润色鸿业”。因武帝是在汉初六七十年休养生息、经济力量十分雄厚的基础上即位的，当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在此背景下，汉朝对内镇压宗室叛乱，控制边远地区，削弱地方封建势力；对外抗击匈奴，扩展边疆。如果从反映当时统一大帝国的繁荣和气魄来讲，也有其一定的时代意义。但它终究是为迎合统治者而写作的东西，虽然汉赋被后世尊为一代文学之盛，但真正标志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并不是汉赋，而是散文中的《史记》和诗歌中的汉乐府民间歌辞。

八、历史散文——《史记》

汉武帝为了实行思想统治，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一部分士人“白首穷经”去探讨经学、学术，一部分士人则作些歌功颂德的辞赋，流为弄臣、俳优。而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却能拔出流俗，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出了一部辉煌著作《史记》。《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记述了我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三千年间的历史。

司马迁自述他写作《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即以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总结说明古今历史的发展演变，以表达自己的独到的历史见解和社会理想。《史记》热烈地歌颂了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描述了许多卓有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爱国者，赞扬了他们的光辉业绩。对历史上的一些黑暗势力，诸如暴君、酷吏、变节者，都作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尤其是他敢于揭露当代的开国之君和当世的帝王，表现了刚正不阿的非凡胆识。总之，《史记》不会以涉高位者之嫌而隐善恶，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正是《史记》一书的独到之处，也正是司马迁伟大的地方。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作品。它开创了以写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生动地描写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使人们在阅读这些人物传记时，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历史的人物画廊一般，它在文学上的价值并不低于它的史学价值。《史记》生动、简练、气势而流畅的语言，不仅是后世散文作品的典范，而且它在描写人物、组织情节等诸方面的技巧，也是后世小说家、戏曲家学习的榜样。

九、汉乐府：汉代从武帝开始，提高了官家掌管音乐的机构——“乐府”的性质和地位，扩大了“乐府”的规模。制定乐谱、搜集民间歌辞等。经乐府机关收集整理的汉代民间歌辞，后人称之为“乐府民间歌辞”，其时文人为乐府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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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需要而创作的诗歌，被称之为“乐府诗”，这些民间歌辞和诗歌也简称为“乐府”。这是继《诗经·国风》后，再一次以民间创作给诗坛带来新鲜血液的时期，为文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优秀的范例和新的推动力。他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多样的形式，特别是发展了叙事诗的形式，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汉代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主要内容有：１）反映劳动人民穷困生活和受压迫、遭迫害的作品。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2）揭露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饮马长城窟行》等；3）反映男女爱情和被压迫妇女的诗篇。如《有所思》、《上邪》、《陌上桑》等，乐府民歌中的《上山采蘼芜》、《白头吟》、《塘上行》是写弃妇的作品等；4）也有少数反映劳动情趣的民歌，非常清新、可喜，优美动人。如《江南曲》等

汉乐府民歌，在我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第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它不仅以进步的思想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影响着后代，而且，它具体地酝酿了五言诗体的产生。东汉文人五言诗，是在东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今存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品。最早被收录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里。诗歌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类：1）写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之苦；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2）写宦途失意者的苦闷和彷徨，即所谓的伤时失志之作。如《明月何皎皎》等。这组诗歌以高度的艺术造诣，开创了我国抒情诗的新风格。

秦汉文学是在先秦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综上可知，它无论是在散文上，还是在诗歌上，都取得了某些新的成就。这些成就，为紧接而来的建安文学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第一章 秦时的民歌与散文

一、民歌

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在北边修筑长城，以防御匈奴的入侵和骚扰。贾谊《过秦论》说：“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蕃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长城的修筑，有利于保卫国土和民众的安全，但因其工程十分得浩大，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广大的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于是，便自然会出现有不少的歌谣赋颂、传说故事等。

《水经注·河水》引晋人杨泉《物理论》曰：“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1卷191页）诗歌五言四句，韵律和谐。对后来五言诗的发展应该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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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台新咏》载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杜甫《兵车行》：“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后者皆脱胎于这首民歌。

二、散文

（一）吕不韦及其《吕氏春秋》（192页）。选学《察今》。

（二）李斯及其《谏逐客书》（194页）。

第二章 汉赋

一、汉赋兴盛的社会原因和渊源

汉赋的作者大都是所谓“言语侍从之臣”。这种依从于帝王的文学侍从的出现，是文学史上的一种新现象，同汉赋的兴盛密切相关。

从历史上看，他们是从战国的游说之士转化而来的。汉初诸侯王承袭战国的养士之风，招致四方游士。但列国争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这时期朝廷与藩国间的矛盾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活动的余地，因而自然地转向新兴的辞赋以驰骋其雄辩的才能。鲁迅说过：汉初藩国的“辞令文章，长于辟（同捭bai，三声）阖，犹战国游士之说也。”（《汉文学史纲要》）。《汉书·艺文志》所录严忌赋二十四篇，枚乘赋九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长沙王群臣赋三篇，以及司马相如《子虚赋》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汉武帝反对诸侯及大臣养士（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说：“自魏其、武安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在削除诸藩之后，他搜罗和征集了一大批文人集合在自己的周围，有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乘等人。这些人就成了常常在他左右的文学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为武帝歌功颂德。由于武帝本人也是辞赋的作者和鉴赏者，《汉书艺文志》说武帝赋两篇，今已不存。但其《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悼李夫人赋》：“美连娟以修嫮（hu四声）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忧而怀伤。??”都是很有文采的。李夫人死后，武帝思念不已，“自作为赋，伤悼夫人。”（《汉书·外戚传》）在他的倡导下，汉赋大盛。他读司马相如《子虚赋》叹道：“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足见他对辞赋作者的重视。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说：“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国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这是历史进展必然带来的转变，这种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鲁迅先生指出的帮忙文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