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客观构成为基点的金融诈骗罪定罪模式选择

上传者：石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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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15-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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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客观构成为基点的金融诈骗罪定罪模式选择

内容摘要：金融诈骗罪定罪模式的选择关系到金融刑事立法价值尺度的衡量，因此学界争论较大。有些学者主张采用“抽象的危险构成要件”立法技术，选择行为犯定罪模式；还有学者认为采用预备犯理论更能起到打击新型金融犯罪的效果。本文基于对金融诈骗罪侵害法益的分析，认为本类罪立法应当维持现行的结果犯的定罪模式。

关键词：金融诈骗罪行为犯结果犯

金融诈骗罪的客观构成形态

犯罪的客观构成形态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和彼罪的重要特征，也是刑事立法的最重要环节。金融诈骗罪的客观构成形态，主要是指此类罪名是否以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即在立法技术上采取行为犯的定罪模式还是结果犯的定罪模式。我国《刑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除信用证诈骗罪之外的其他犯罪，都规定了“数额较大”的危害结果。比如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可见，我国金融刑法中，金融诈骗罪客观构成形态主要以结果犯为模式。这种定罪模式能否起到遏制新型金融犯罪的目的呢？

众所周知，金融诈骗罪存在的前提是金融交易市场的存在。我国金融交易市场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形成的。因此1979年《刑法》中没有规定金融诈骗罪，司法实践中金融诈骗行为一般按照普通诈骗罪处理。随着金融交易的增加，金融领域诈骗犯罪逐步增多。因此在1997年《刑法》增设了金融诈骗罪。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普通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之间的关系是普通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普通诈骗罪是侵犯财产的犯罪，以发生对公私财产权这一法益造成实质性的侵害结果为构罪要件，是结果犯。因此，《刑法》也将特殊法条的金融诈骗罪规定为结果犯。

根据刑法学基本理论，行为犯与结果犯在犯罪构成和规范功能上区别较大。从基本构造上看，行为犯以行为的发生作为犯罪构成的闭合点，强调行为的性质与方式，是一种被“截短”的定罪模式；结果犯以一定的损害后果作为犯罪构成的闭合点，强调行为的效果和结局，是一种完全形态的定罪模式。在规范功能上，行为犯注重刑法的严厉性，倾向于社会防卫；结果犯比较注重刑法的谦抑性，倾向于人权保障。我国金融刑法将金融诈骗罪的客观构成形态设计为结果犯（信用证诈骗罪除外），这意味着刑法介入金融违规行为的环节比较拖后，在刑事诉讼中，追诉机关对此类案件的举证责任较大。很明显，这种设计对金融秩序和公私财产的保障是不健全的，因此学者们对我国金融刑法的这种立法设计提出批评与质疑。许多学者认为：“金融犯罪主要侵犯的是金融秩序，金融秩序的核心是公共信用，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规范；为了维护这一社会伦理规范，我们认为，金融犯罪构成形态的立法设计应首选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刘远、赵玮，2005）。还有的学者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从司法实践中看，以诈骗罪起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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