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谱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宏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谱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2014年11月15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李芳 最近百年，西风东渐，物欲横流，心志外驰，传统与现代之争便未停歇。从晚清的体用之争，直至今日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可谓是“百年浑是戏文场”。这其中不乏有学术理念歧异，亦不乏名利之争，更有政见之分歧。最近《财经》杂志围绕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交融等话题展开探讨，并于2014年10月27日，刊发了一组专题报道，分别从《儒家思想面临新挑战》、《中国传统文化：辉煌 历史危机 现实危险》、《新政治秩序与新文化秩序》等角度进行了思考和展望。

《财经》所刊发文稿中的很多观点值得大家思考，但个别见解有待商榷。如《中国传统文化：辉煌 历史危机 现实危险》一文中对读《三字经》与《弟子规》的非议，对使用“国学”一词的质疑等。文化之意义在于教化，而教化不可能收到百分之百的功效，文化需要在传承中发扬光大，与时俱进，而不是固步自封，更不是全面复古。文化精神要从大处着眼，而不是断章取义，抠字眼，钻牛角。基于此，笔者撰写此文，分别从中华传统文化之历史规律、历史背景、现实境况、未来的瞻望几个视角进行阐述,载之空言，抛砖引玉。

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

人类一切文化和宗教，透析本质，一是集中体现人类智慧，二是触及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如果脱离这两点，那么这种文化或者宗教则很难在历史的长河中永存。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例，从历史规律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则能很清楚地看清。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纵观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其并非虚语。

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阶段

——三皇五帝阶段

一般情况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并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创造出来，并基本成气候的。其往往是历史因素、政治因素、人文因素、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等多种因素，经过较长时期的“遗传”和“变异”，不断阴阳交错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全球炎黄子孙，还是异国人士，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清楚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世系位序的排列，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已逐步确立。“三皇五帝”的世系之中，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神农、黄帝之前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中，关于太昊伏羲的文字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譬如《左传》、《管子》、《周易》、《庄子》、《荀子》、《列子》、《战国策》、《国语》、《世本》、《逸周书》、《山海经》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太昊伏羲的表述。而且，

近年来“羲皇故里”——甘肃天水等地的考古新成果一再表明，具有近万年历史的伏羲文化等确系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三皇五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目前可考的中华民族文明初始的象征。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一个大发展阶段

——文武周公阶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流长,伏羲画卦，人文蔚起，夏商文明逐步彰显于世，然中华传统文化第一个大发展阶段，可谓文武周公阶段。换言之，中华传统文化可考之第一个五百年，一般是从文武周公思想开花结果之时算起。像周公一生的功绩，就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且自称不时地梦见周公，而推崇“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可以说，周文化是集中华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

西汉初贾谊说: “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 小雅 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二个大发展阶段

——孔孟兴起及诸子百家争鸣竞放阶段

第二个五百年，约始自公元前五七一——五四五年间，孔、孟思想兴起的阶段。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由此而经六国到秦、汉时期。同一时期，道、墨、兵、名、法、纵横、阴阳等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普遍流行。而后，汉统一天下，自周朝之后，中华民族历史上迎来了第一次大治——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为巩固皇权和凝聚民心，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建立了中朝，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受公孙弘的影响，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孔孟的学术思想，以及董仲舒等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正式在中华历史上确立了其正统地位。是故，司马迁在《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感慨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三个大发展阶段

——儒释道与诸子百家交集阶段

自汉武盛世后，中华文化进入了儒释道与诸子百家交集的阶段公元8年12月，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代汉建新，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而后，刘秀起兵，用12年时间，先后平灭了关东、陇右、西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

这一时期，刘秀在位33年，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

公元67年，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因夜梦金人，遣使西域拜求佛法。公元67年，汉使及印度二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抵洛，汉明帝躬亲迎奉。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雍门外建僧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故名该僧院为白马寺。

汉明帝时代，由于佛教呈东来之气象，当时的不少方士，以及部分诸子，产生了排外心理。这一时期，张道陵（公元34年－156年或178年），创立了五斗米道。魏伯阳，援《周易》、老庄、神仙丹道三种学问，融合贯通而著《参同契》一书，《参同契》一书，也成为千古丹经鼻祖，后世道教与神仙家，尊崇魏伯阳为“火龙真人”。

由此经汉末到三国之间，也正是儒家经学的注疏集成阶段。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三玄”——《易经》、《老子》、《庄子》之学的则呈现抬头趋势。这种相互交集又各自自成体系的学术景象，历魏、晋、南北朝而到梁武帝的阶段。直至梁普通八年（527年），印度禅宗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东来，中华文明才掀开新的一页。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四个大发展阶段

——儒释道与诸子百家理念形成阶段

据《景德传灯录》载，印度禅宗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是大乘佛教中国禅宗的始祖。其为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属刹帝利种姓，通晓大小乘佛法，于梁普通八年（527）泛海达于南海（今广东广州），梁武帝遣使请其至金陵（今江苏南京），因晤谈不契合，于同年潜行至北魏，寓于嵩山少林寺 ，九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 他到中国传承的禅法，经其弟子慧可等以下几代禅师的阐发，到六祖惠能时正式形成禅宗 ，大阐宗风，其门下亦有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传承心脉，道德超群，门庭险峻。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唐代著名高僧玄奘继有西去取经的经历。

这一阶段，也同样是道教正式建立的时期，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五月，下诏敕建老子庙，唐太宗正式册封老子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

至此，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了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纲，及诸子百家文化为目的结构形态。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宋明理学派的兴起。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五个大发展阶段

——宋明理学形成阶段

第五个五百年，宋代儒家理学的兴起。公元960年，宋代赵匡胤建国。到了乾德五年（967年）便有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五星聚奎”的记事。“五星聚奎”又称“五星联珠”。指的是从地球上看天空，水星、金星、火星、木星与土星等五大行星排列为近乎直线的奇特天象。明代郎瑛编著的《七修类稿.天地类》中记载：“五星聚房，殷衰周昌，五星聚箕，诸弱齐强，五星聚井，楚败汉兴，五星聚尾，安史之乱，五星聚奎，大宋开世。”

这个天文星象的变象，也就是后世一般人认为是感应宋初“文运当兴”的象征。因此认为宋初周敦颐、程灏、程颐、邵雍、张载，也被说成应了五星联珠的天象，由他们所开创的理学也就成了天意的代表。

而后，在宋儒朱熹，陆九渊，亦结合佛道两家思想精华，朱熹的“道问学”和“集义之所生”的宗旨，和陆象山的“尊德性”而直指心性，不重支离琐碎的探索，其中陆象山“尊德性”而直指心性理念，经明代大儒王守仁继承与发扬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王守仁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於“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对后世影响极大。从此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的领域，不同程度都有陆、王思想的烙印。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六个大发展阶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阶段

作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王守仁（1472年—1529年）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集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

如果说，宋明理学兴起到王阳明的心性学说传播为中华文化的第五个阶段，那么依据历史的规律来看，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第六个阶段，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阶段。

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显然是俯览现实，为弘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人类文明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俯览现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弘传需要看清国际、国内形势

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第五代领导集体，于2012年10月1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中国梦”横空出世，秉承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的态度，习近平紧接着又发表了诸如“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

独特标识”等一系列的重要讲话。每次讲话，可以说都述道振宗，拈提策众，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心脉之悲心，立己立人，救家国天下于危难之情怀，无一不根于心，发于口;篇篇文著，皆拈诵古今，发人深省，其嘱意中华文化心脉之深意，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情怀，无一不牵于心，系于行。

由此，社会各界也掀起了新一轮国学热浪潮，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传统文化，学界不亦乐乎开展讲座，全国各种国学班、培训班陆续开办，了解点《周易》皮毛，看相的算命的，书法家、画家、说评书的、说相声的、唱戏的、考古的、海外归来的所谓精英 ，摇身一变全成了国学大师了，可以说是“满街皆是大师像，出口即谈弟子规”。

事至极盛之际，必有阴兵伏藏之机。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繁荣背后必有隐患，必须意识到的是，标治可换一时清静，本立则天下太平。所以传统文化的传承绝不能一时头脑发热，一时之相也许只是清云淡雾，必须理性客观的结合目前国内形势、国际形势，以及历史规律进行体认。

一、国内形势：

在过去百年间，中华传统文化根源上面临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入侵，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使国人普遍陷入崇洋媚外的误区。第二个挑战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饱受摧残。第三个挑战，最近百年的西风肆袭，物欲横流，学界误导，使国人普遍陷在迷惘中，是非缺乏标准，善恶没有界限。

根源上的挑战直接造成了目前的几点现实问题：

1、部分传统文化传播机构、媒体或陈义过高，流于口号；

2、教育机构对于传统文化的漠视与教育工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上有一定的问题。

3、根据历史规律来看，传承文化并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做到的，每一次文化的复兴，其实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更不乏仁人志士为之流血牺牲，所以传承文化应有奉献精神，但目前不少所谓的国学大师，真正身体力行、脚踏实地的少，求心所安、对于名利毁誉丝毫不计的少。

4、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是儒家、佛家、道家及诸子百家相互融合、又各有流派的华夏文化体系，但依据笔者多年的观察和了解，目前各家尚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包容，各自为阵的结果直接造成了所谓门户林立，间接阻碍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5、在传承文化方面，在山河重整之际，则出现了部分人士披着弘扬传统文化之外衣，实则撒播所谓的“民主”、“宪政”之乱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为真正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带来了政治上的风险和传承方面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