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学方法的历史嬗变

2005年2月第22卷第1期

长治学院学报JournalofChangzhiUniversity

Feb.,2005Vol.22,No.1

中国古代教学方法的历史嬗变

雷

虹

046000)

(长治市卫生学校,山西长治

摘要:文章梳理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教育家的教学方法,对了解研究中国古代教学法有一定参政价值。关键词:中国古代;教学方法;嬗变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14(2005)01-0069-05

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手段,

它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技能,获取身心发展而共同活动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方法和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内容体现目的,目的和内容决定方法和手段,教学方法服从、服务于教学目的、内容。教学方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历史上,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教学目的,内容不同,决定制约着所采取的教学方法、手段也不同,这就是教学方法的历史制约性。

教学方法论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前人的见解分散而不够系统,但其中确有不少真知灼见,值得当今人批判继承。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在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说未有的巨大变化,有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一、原始社会

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时期,教育处于萌芽状态,有声语言作为民族成员之间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也成为教育的重要手段。凡是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公共生活规范的培养,都是利用口耳相传,并结合实际的动作的示范和模仿,当时还没有比言传身教更为有效的教学手段。

二、奴隶社会(夏、商、西周与春秋时期)

奴隶社会的教育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兴衰过程:夏代是奴隶社会教育形成时期,商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至西周则达到鼎盛阶段,到春秋时代就渐趋没落。商对夏的教育制度有所继承和发展,周对商的教育制度也有所发展,西周教育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且具有特色的典型代表。积累许多教育实践经验,出现了一些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

(一)商代已有成熟的文字,要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文字,就要会阅读和书写,这是教学的要求。而读、写两者结合进行写字要经过长期练习,练习即是当时的教学方法。

(二)孔丘的教学方法思想收稿日期:2004—11—24作者简介:雷虹(1970—

孔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

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儒家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教学方法论是以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认识路线为基础的。

1、学、思、行结合

“学而知之”是孔丘进行教学的主导思想,学是求知的途径,也是求知的唯一手段。学,不仅是学习文字上的间接经验,而且还要通过见闻获得直接经验,两种知识都需要。他提出“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偏重于古代文化、政治知识这些前人积累的间接经验。他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要多听、多看,还要多问,扩大知识的来源和范围,以获得一些直接的经验。学习知识的来源是多方面,学习知识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深化。他主张对学习过的知识要时常复习、练习,才能牢固掌握,孔丘曾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孔丘提倡学习知识面要广泛,并且强调要在学习的基础上认真深入思考,把学习与深刻思考结合起来。在论述学与思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果只是读书记诵一些知识,而不通过思考加以消化,这只能是抽象的理解,抓不住事物要领,分不清是非,如果光是左思右想,而不通过读书学习以吸收实际知识,那也会心中疑惑,不能解决问题。单纯的学或单纯的思,都存在片面性。在学习过程中,必先掌握丰富的材料作为依据,才可能凭借这些材料进行有效的思考,因此,在学与思两者关系中,学习居先,它是基础,是主要方面。在有了知识材料的条件下需要进一步思考,才能使认识深入和提高,抓住事物的本质。学习与思考两者不能偏废,应当结合起来,这种见解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已初步揭示学习和思考的辨证关系。教师根据学思结合的要求,不仅要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知识,而且还要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培养思维能力,对所学习的事物,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弄清事实和形成这种事实的原因,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女,山西长治人,讲师,主要从事德育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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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还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要将学到的知识用于社会实践之中。如学《诗》不仅要学懂记牢,还要能实际应用在政治上、社交上,如果不能应用,学得再多也没有意义。学习道德也一样,知道社会道德规范,就要“笃行之”,体现于生活实践中,如当仁不让、闻义能徒、择善而从、知过能改等等便都是积极的行动,把自己的道德实践统一起来,这才是孔丘所要求的躬行君子。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夸夸其谈而言行脱节是可耻的事,他要求学生们说话要谨慎一些,做事则要勤快一些,“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应当更重视行动。学习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能够行,也就证明已有学。从学与行的关系来看,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行才是最终目的,行比学更重要。

由学而思而行,这就是孔丘所探求和总结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与人的一般认识过程基本符合。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2、启发诱导

孔丘认为不论学习知识或培养道德,都要建立在学生自觉需要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自己对问题能加以思考,获得切实的领会,才是可靠和有效的。为了帮助学生形成思考的习惯,培养善于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反对机械灌输,提倡启发式教学,

他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朱熹《论语集注》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未开其意,发未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返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孔丘说这段话的意思是:在教学时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但还想不通,然后去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辞表达出来,此时可以去开导他。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这种启发教学包含三个基本要点:第一,教师的教学要引导学生探索未知的领域,激发起强烈的求知欲,积极去思考问题,并力求能明确地表达。第二,教师的启发工作以学生的积极思考为前提条件,其重要作用就体现在“开其意”、“达其辞”。第三,使学生的思考能力得到发展,能从具体事例中,概括出普遍原则,再以普遍原则类推于同类事物,而扩大认识范围。

3、因材施教

孔丘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彻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之中,取得了成效。他是我国首倡因材施教的教育家。实行因材施教的前提条件是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并了解学生的特点。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地进行教育。孔丘实行因材施教,培养出了一批有才干的人。

4、好学与实事求是的态度

孔丘认为教学需要师生双方配合协作,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是教学成功的重要条件。

①有好学、乐学的态度

学生好学应当表现于实际行动,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求学的人对于吃住问题不必过多计较,重要的是要勤敏做·70·

事,慎于言论,向有道德学问的人学习,这才算得上好学。好学还不够,进一步还应乐学,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学问有用而学的人不如为了爱好学问而学的人,为爱好学问而学的人不如以求学为乐的人。

②有不耻下问的态度

有的人盲目自满,“亡而为有,虚而为盈”,孔丘认为有这种思想作风的人,难以保持一定操守和忠于仁道的原则。他要求学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即能够虚心向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人请教而不认为是羞耻的事。

③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学是为了求知,知是由学而得,要知道的多知道的全知道的真,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孔丘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强不知以为知,这才是真正的明智。看问题不要从个人私意猜测出发,不要主观认定必然是怎样,不要固执自己的成见,不要自以为自己的意见绝对正确。要重视客观实际根据,要前进穷究事物多方面的因果联系,要吸收一切合理的意见,要服从真理以求得真理为目标。以上这些方面,都是实事求是态度的具体表现,在学习上都有重要意义。

三、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的教育是对春秋时期教育的延续与超越。战国时代的教育思想也显得活跃异常。诸子各因其政治立场、生活条件、实践程度、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思想方法的不同,而对教育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展开争鸣。战国时期教育理论思维的矛盾运动和发展水平,使这一时代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包容度,形成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

(一)墨家私学的教学方法:墨家私学主要传授生产和科学知识。其主要教学方法更多的是辛勤劳作,而不是坐而论道。

(二)墨翟的教学方法思想:

墨翟是战国时期墨家的主要代表,他的教育方法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特色,与儒家有较大不同。

1、主动。墨翟不满儒家“拱己以待”的教育方法。他认为那种强调学生的知识和心理准备状态的儒家教育方法,仅仅是教育方法中的一种,而且它太不主动,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虽不扣必鸣”———即使人们不来请教,你也应该主动上门去教。因为,如果对人们持“不扣则不鸣”态度,就将听任无知、错误甚至犯罪泛滥。儒家“叩则鸣,不叩则不鸣”的方法确有缺陷,因为它容易把学生放过去。墨翟想要补救这一不足,强调了教育者的主动和主导,但又忽视了启发,忽视了学习必须具备知识和心理的准备。

2、创造。墨翟批评儒家的“述而不作”,主张:“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对古代的好东西应当继承,而在今天则进一步创造出新的东西,希望好的东西能更多一些。这既反映了墨翟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也表现了他的学习与教育方法———重创造。

3、实践。墨家特别重实践是因为:首先,“言必行,行必果”,才能造就爱利天下的兼士。其次,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不能怠惰,“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再次,“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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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适应学生的接受水平,指出既要“省其所省”,教给学生能够理解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堪其所堪”,只要学生经过最大努力能够承担得了的就要教给他。这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潜能的教学原则。

(二)董仲舒的教学方法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教育家。他在教学方法上没有系统的论述,他强调学习者应该主观努力,才会学有成就。

1、强勉努力:学习本身是件艰苦的事情,并不是每一项学习内容都令人感兴趣。因此学习需要坚定的意志,应该努力,肯于刻苦钻研,这便是“强勉”。“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不论治学或是修德,都需要发挥“强勉”精神,才能达到成功。

2、专心致志:无论是学习时的心境,还是平时的志向,都不能心猿意马,应该专一。董仲舒认为这是受天赋能力的限制所决定的,“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只有心志专一,才能保持高度的学习和工作效率,“形静而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精力集中为认识深入创造条件。

3、精思要旨:《春秋》乃圣人之书,文辞简约而蕴含大义,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所不包。“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以适道矣。”“指”,即要旨,即所谓原则、大义。要从微言之中把握大义,需要学者精心深入思考,“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孔)而博贯之”,求得《春秋》的原则、大义,就可以作为推理的依据。

此外,董仲舒在论述对教师的要求时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为圣化,吾取之。”“圣化”表示教师在教学艺术修养上所达到的出神入化的境界。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事业,总体上呈衰落景况。但仍有许多值得后世承继的教育特色和教育成就。魏朝的傅玄在道德教育的方法强调“内省法”,注重自我修养的必要性;在陈朝的学校教育的教学方式以儒经为谈资进行诘辩。梁朝的颜之推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与当时的现实提出了勤学、切磋、眼学的学习的方法。

六、隋唐时期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隋初国家的统一,唐前期百余年社会的安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为文化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加之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文教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隋唐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韩愈的教学方法思想1、学业的精通在于勤勉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慌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要想取得学业的长进,就必须刻苦用功,勤奋好学。反之,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就会使学业荒废。他认为人非而知之者,一切学问都来自个人的勤奋学习。他说:“诗书勤乃有,不腹空虚。”他以自己幼年多难,但不坠勤学之志,终有所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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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智不达”。没有在艰苦实践中磨练出来的顽强意志,谈不上人的智慧。所以墨家重行,无不是出于实现兼爱天下的社会理想。墨家对行的理解与儒家有很大歧义,其内涵广泛的多,也有价值的多。

4、量力。墨翟是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明确提出“量力”这一教育方法的,他十分注意在施教时考虑学生的力之所能及。墨翟的量力要求具有两方面含义。其一,就学生的精力而言,人不能同时进行几方面的学习。墨翟有几个学生在学习正业之外还请求学射,墨翟告诫说:“不可!夫制者必量亓力所能至而从焉。”好比为国而战的勇士边战边救护人尚且不能兼顾,何况你们学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墨翟无非是告诫学生凡事要量力而行,切勿贪多务得。其二,就显示的知识水平而言,应当量其力而教。他要求对学生“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即深者深求,该增者增,该减者减。量力方法的提出,表现出墨翟对教学规律的把握。

(三)《学记》中的教学方法思想:

《学记》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论著,是先秦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理论总结。全文不过1200多字,但内容却颇为丰富,主要包括关于教育作用与教育目的,教育制度与教育管理,教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等几大部分。《学记》中阐述的教学方法主要有:

1、讲解法,它提出:“约而达”(语言简约而意思通达),“微而臧”(义理微妙而说得精善),“罕譬而喻”(举少量典型的例证而使道理明白易晓)。

2、问答法,教师的提问应先易简,后难坚,要循着问题的内在逻辑。而答问则应随其所问,有针对性地作答,恰如其分,适可而止,无过与不及。

3、练习法,如学诗多诵读吟唱,学乐则须多操琴拨弦,学礼则多按规矩去做。根据学习的内容,来安排必要的练习,练习需要有规范,并且应逐步地进行。

四、秦汉时期

秦汉是我国统一的封建国家确立与初步发展时期,统治集团在制定适合中央集权的文教政策过程中经历了由秦朝的法治教育向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德治教育的转变。汉朝教育不仅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独尊地位,同时也在教育制度、设置、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都为后来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贾谊的教学方法思想:

贾谊西汉初年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他关于教学方法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人主太浅则知暗,太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败,其伤必至。故师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齐;适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劳而身大盛,此圣人之化也。”教育要紧随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发展水平,教学内容过少过浅则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智力;过博过深,学生无法接受,则又容易养成一种对学习不感兴趣的情绪。作为一个好的教师,既要对学生进行道德和知识教育,又要身体力行,为人师表。教学的快慢要适合学生的发展水平,内容的多少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既要引导学生前进,但又不能强制。对学生应有严格的要求,适时的检查,但又不至于使其感到压力过重。贾谊并不主张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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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来教育学生。

2、在博学的基础上求精通

韩愈要求学生广泛地读书,以求博学。他说:“读书患不多”,要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博学精神。在博学的基础上,还要精益求精,抓住重点,掌握关键,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他反对“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的学习方法。在他看来,这些“不由其统”,“不要其中”的知识尚没有被完全消化,尚未能纳入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易于忘记。对读不同性质的书,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书中的精华要仔细地玩味,反复地体会。可见他一方面要求人们广泛地学习,获得广博的知识,为以后专精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领会其实质,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达到学有所专的目的。他对博学和专精的论述是富有辨证思想的,是全面的。

3、把学习和独创结合起来

韩愈认为向古人学习,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要独立思考,不能尽信书本。学习古文,不必拘泥于章句文辞,要学习其中的思想以及为文的方法。反之,一味地模仿古人,只能成为别人的奴隶。学习和思考要结合起来,“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为文,“抒意立演,自成一家新语”,立意要新颖,内容要丰富,文辞要挥洒自如,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抄袭前人的成果。

(二)柳宗元的教学方法思想

柳宗元认为教师要有渊博的知识,讲学时应以其渊博的知识广征博引,上下贯通,做到“言若诞而不怪于圣,理若肆而不失于正”,启发引导学生“勿达其旨而已”。对学生,他要求学生首先应该大量地阅读。他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穷究其书”,大量阅读并不是要求学生的死记硬背经典教条,把经典著作的每一句话都当成治理国家的法宝。提倡学生在读经书时应对经书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无论是什么权威人士写的书,都应允许怀疑。学则生疑,疑则求解,对书中不正确的东西允许进行批评,这无疑是一种科学的治学态度,也是符合知识发展规律的。柳宗元的这种教学思想,在宋代理学大师朱熹那里得到了系统阐发,成为朱子读书法中重要的方法之一。

六、宋辽金元时期

宋辽金元时期的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等的影响下,在吸取前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朱熹的教学方法思想:朱熹是我国古代历史是继孔丘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他在道德教育上提出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的教学方法。朱熹特别强调读书穷理,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他一生酷爱读书,对于读书有许多精辟见解,他的弟子将其读书的法概括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六条读书法是朱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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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叶适教学方法思想:叶适主要论述了学生学习的方法。他认为,要有效地获得知识,必须有端正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学习方法。

立志:立志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人生追求的总目标:“志者,人之主也,如射之的也。”正确的志向是“志于道”。其二是指在实现人生理想过程中虽“备荼苦而蓼辛”,但却百折不挠的刚毅品质。

尽力:“学以知意为始。”“意”是指一种具体学习目标的设计,是心中的愿望;“力”是指为实现目标所付出的实际劳动。为了杜绝学习过程中长于空想而短于行动的学风,叶适提出:①“宁少于其意而致多于其事。”②立力所能及之意。“力所不及,圣贤犹舍诸;力之所及,则材为实材、德为实德矣。”③“以力从意,不以意为力”。即当确立了学习目标之后,就要为实现目标作出努力,不可以空想代替实干。

积知:“智者知之积”,人的才能和智慧是长期学习积累知识的结果,“非一日之勤所能为也”。因此应肯于做细致踏实的工夫,着眼于“一粒之萌芽,一缕之滋长”。

自立于己,虚受于人:在学习中既要有主见,不盲从别人,又要谦虚地向别人学习。学习是一个“其智交相明,其材交相成”的取长补短、共同受益的过程。不可“专于己”,绝于人;亦不可“虚受于人则失己,自立于己则失人”,要在既不强人就己,也不要屈己从人的基础上做到人己的统一。七、明朝时期

明朝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对唐宋以来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程朱理学教育是明朝占统治地位的教育理论,但是,明朝中叶以后,王守仁创立的“心学”教育理论,以反传统教育的姿态出现,风行了100多年,曾发生重大影响。以“重实”为特征的王廷相教育思想,批判了理学教育脱离实际,空疏无用的倾向,为明朝教育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内容,成为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先声。

(一)王守仁的教学方法思想

王守仁是明中叶著名的教育家。十分重视儿童教育。认为儿童教育应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顺应儿童的性情。提出要“随人分限所及”,量力施教。

王守仁认为儿童时期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儿童的精力、身体、智力等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即所谓“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因此,教学必须考虑到这个特点,儿童的接受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便就这个程度进行教学,不可躐等。他把这种量力施教的思想,概括为“随人分限所及”。他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比如树刚萌芽,只能用少量的水去浇灌;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同样,如果不顾及儿童的实际能力,把大量的高深的知识灌输给他们,就像用一桶水倾注在幼芽上把它浸坏一样,对儿童毫无益处。同时,王守仁还认为儿童教学“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因此,教学应该留有余地,“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使儿童“精神力量有余”,这样他们就“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不会因学习艰苦而厌学,而乐于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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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夫之的教学方法思想1、“因人而进”

王夫之指出,学生之间存在着个别差异,他们“质有不齐”,有刚有柔,有敏有钝;“志量不齐”,有大有小;德性不同,有优有劣;知识不等,有多有少。因此,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有针对性地施教即“因人而进”。他说:“君子之教因人而进之,有不齐之训焉。”如果不顾学生的个别差异,采取“一概之施”,将会造成“躐等之失”,教学难以成功。王夫之还认为,实施“因人而进”的关键在于熟悉、了解学生。他说:“必知其人德性之长而利导之,尤必知其人气质之偏而变化之”。教师通过平时考察学生的品质,询问他的志向,观察他的行为等途径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才能有的放矢施教。王夫之的这些意见是颇有道理的。

2、“施之有序”

王夫之认为,事和理都有序,人的能力也是逐步发展的,因而教学也应该顺序进行,即所谓“施之有序”。他把“立教之序”分为五个阶段,就是“始教之以粗小之事,继教之以粗大之事,继教以粗大之理,乃使具知粗小之理,而终以大小精粗之合一”。这是对传统的循序渐进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3、学思“相资以为功”

王夫之指出,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有两条,即学与思。学习必须虚心,要尽量吸取前人的宝贵经验,以丰富自己的学识;思则不应墨守古人的陈规,而要敢于独立思考,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学与思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不可偏废,而必须紧密结合。他所说的“学愈博则思愈远”,“思之困则学必勤”,是对学思关系的卓越概括,可谓是至理名言。

(三)颜元的“习行”教学法,是颜元基于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反对理学家静坐读书、空谈心性的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颜元所说的“习行”教学法,就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认为惟有如此,学得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他以学乐为例,深入浅出地说明这个问题。他说任凭读乐谱几百遍,讲问、思辨几十次,但“总不能知”,必须亲下手一番,才真正知乐。学习数学也是如此。所以,他认为不和自己的躬行实践相结合的知识是无用的。

总之,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教育思想家,他们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了许多教学方法,给我们今天的教学留下宝贵的遗产。我们应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教育学家的教学方法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技术相结合促进教育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1]阳红.试论教学方法的历史演变过程[J].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2]巫树昌,黄禾荣.教学方法浅谈[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9.27.[3]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责任编辑

孙志刚)

(二)王廷相的学习方法思想:王廷相的学习方法可以概

括为博学、精思、和践履三者的结合。他认为博学不是“博杂”,而是“该博”,即“于古今、常变、因革、治乱、幽明、上下之道”,无所不究其极,在此基础上加以“精择”,这就引出精思。他认为无思考过程的学习只能是人云亦云,所以说“广识未必皆当,而思之自得者真”。他要求学、思、行相结合,是针对理学家“枯禅白坐”的治学方法而发的。

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时期的教育方法思想

清朝的教育思想,最值得注意的是实学教育思潮,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实学教育思潮是中国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理论发展的中间环节,不仅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而且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也曾产生过积极的启蒙作用。

(一)黄宗羲的教学方法思想

1、由博致精

所谓的“博”,就是要多读书,有渊博的知识,这是提出独立见解的前提。但广泛读书,必须抓住各家学派的宗旨。他说各家学派“自有宗旨”,这是学派创立者的“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因此,抓住了宗旨,即把握了学派思想的精华。反之,“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这是颇有见地的。同时,黄宗羲又指出,要在“博”的基础上向“精”发展,他曾说:“学不患不博,患不能精。”所谓“精”就是专精。要作到“精”,必须要“求于心”,“深求其故”,即要深入思考,发现其规律。唯有由博致精,才能在求学中有所创新。

2、深思与能疑

博致精的关键离不开“深湛直思”。只有对所学知识,“加之湛思”,在自己的头脑中经过一番加工和整理,才能深刻理解,融会贯通,产生自己的见解。反之,如果对所学内容知识“生吞活剥”,没有经过深刻的思考,那就不可能有所创见,“无深湛之思,学之不成”。学习的成功与否,取决与思考的深刻程度,只有思考得越深刻,获得的见解才越真实,“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

进行深刻思考,又离不开善于提出各种怀疑。所以,黄宗羲又强调“能疑”。他把怀疑视为是“觉悟之机”,认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而不悟”,有的人不怀疑而轻以相信,并非是真信,只有善于提出怀疑者,才能引起深思,才会有所创见。

3、讨论辩难

黄宗羲认为,要在求学过程中有所创见,调动学生个体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同时还必须注意发挥师生群体的积极作用。因此,讨论辩难是他在讲学中采用的一种基本方法。在讨论辩难过程中,他提倡“各持一说,以争鸣于天下”的精神,不“以一先生之言为标准”,而要敢于创新,发“先儒之所未廓”。这是黄宗羲民主思想在教学上的集中表现。学生们在这样一种较为自由、活泼的学习氛围中,在教师的指导下,相互质疑问难,切磋讨论,就容易在学业上取得较大的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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