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惯开顶风船的作家

君特·格拉斯：惯开顶风船的作家

许多人都视君特格拉斯为当代最著名、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他们认为，他是自由、热衷参与的文学的代表。

一九九四年初，文化批评家约阿希姆凯瑟在为他获得巴伐利亚科学院大文学奖所作的贺词中，把他列入了欧洲文学最伟大作家的行列。“无论他如何常常满怀痛苦、不满，他还是成功地发展成为精神世界代表的唯一人物，如同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的代表作家，维克托雨果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代表作家，托马斯﹒曼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的代表作家那样。”（《南德意志报》，1994，5，15）。

二十世纪后半叶，他比所有其他人都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以使一个格外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的辞语得到严肃的对待。伴随这一热衷参与的作家努力的背景音乐是对他个人、他的政治见解和他的作品的强烈攻击。 即使他的某一作品，如《铃蟾的呼声》，受到毁灭性的批评，如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著名的文学批家马塞尔莱西—拉尼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一作品所做的那样，但他在当代德国文学中的旧卓越地位不会受到置疑：“他的王位动摇，令人担忧，但并没有真正受到威胁。似乎没有任何人有与君特格拉斯争夺他在我们文学舞台的地位之意。或许，这与看不到继位候选人有关。在伯尔和彼得魏斯，弗里施和迪伦马特，英格伯格﹒巴赫曼，乌韦﹒杨森和托马斯﹒伯思哈德逝世之后，这一舞台就象地球开始那样：荒芜、空荡。考虑到活着的人，可以说：几乎荒芜、空荡。” 君特﹒格拉斯的声誉仅失去了少许光泽。他仍是“德国首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也是，或正是由于他代表了这个国家许多知识分子的混乱和不知所措。这一点，莱西—拉尼斯基继续写道，他是以强大的语言力度来实现的：“是的，他的德语始终如一，猛烈粗野，我远远看不到能够赶上文体艺术家格拉斯的来人。”（《明镜周刊），1992年第19期） 一

君特格拉斯1927年10月16口生于但泽。这一城市当时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构成了一个独立国家，它是格拉斯许多作品的背景。他的包括他最著名的小说《锡皮鼓》在内的《但泽三部曲》以此为背最，他在1992年发表的新书《铃蟾的呼声》也同样如此。 在这里，波兰人，卡舒布人——古老斯拉夫民族和德意志人各异并存，这一小世界在格拉斯的作品中以叙事的广度和丰富的语言得到了展示。在那里，格拉斯说道，“也埋藏着我

的文学的源泉”。关于他父母所居住的城区——但泽——朗弗尔，小说《非人的年代》中写道：“从前有一个城市，他有一个郊区叫朗弗尔。朗弗尔如此之大或如此之小，这样，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一切，也发生在或可能发生在朗弗尔。”

今天被称为格但斯克的这一故乡仍是作家格拉斯的热望之所在。在那里，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艰难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监禁，也经历了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后果，但对这一后果，他在战后数年中才完全认识到。他认识到，失去故乡有其原因：即在于由德国人发动的战争，这一战争为欧洲带来了灾难并至今仍有着影响。

在损失和对损失的承认之中格拉斯看到了这样一个前提，即：作家可以成功地利用其可能性用语言的手段重建或振兴由于政治原因、过激的民族主义与种族疯狂而失去的东西。格拉斯是一个失去故乡，但又能够承认这一损失的人。1970年，他是支持在华沙签订德国波兰条约的联邦总理勃兰特的行列中的一员。

那些不愿承认这些条约的人，特别是被驱逐者协会把他们两人称为“祖国的叛徒’，在1989、1990年之际的统一过程中，格拉斯由于他的独特见解又受到了同样的指责。

战争结束时，年轻的格拉斯不得不服兵役，为高炮和反坦克部队效力。如同许多青年人一样，他直至战争结束都深信纳粹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之后他才明白，他曾支持的是一个何等罪恶的政府。

战后，他在钾盐矿短期工作并进行石刻实习，之后他开始学习版画与雕刻，与此同时他发表了最初的诗作与短篇叙事作品。

1956年，格拉斯加入了年轻的共和国头二十年中最重要的作家组织“四七社’。使此社作家结合在一起的是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德国的希望。他们以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军国主义为宗旨，致力于精神的革新。这一社团产生了许多对联邦共和国的文学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作家，如：伯尔、格拉斯、巴赫曼艾希、瓦尔泽，恩岑斯贝格尔、弗里德、魏斯、汉特克，等等。

1958年，格拉斯在四七社的一次会议上朗读了《锡皮鼓》'的第一章并获得了此社的人们所热望的文学奖。这一小说是1945年后德国文学所取得的重要的世界性的成功。批评家们为这一小说所展示的德国现代文学可以重新叙事的可能性而振奋。在获得世界范围内承认的同时，小说的不惧任何禁区——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性爱的——毫无拘束的叙事也使作者受到了一些攻击。 一专业评委会欲授格拉斯以不来梅市文学奖，但却遭到了有正式准许权的市议会的拒绝，其原因可能主要是，非常公开的对性爱的描述。这对拘束于阿登纳时代的古板观念之中

的人民代表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这一作品成了文化政治中的烦恼之事。两项产生于这一时代精神的指责接踵而来：亵渎神明、色情。 此外，这一小说与许多德国人当时对纳粹时代惯于采取的压抑回避态度进行了彻底决裂。这些人安乐于经济奇迹之中，不想触及历史问题。格拉斯的小说以空前的明确形象展示出小市民在何等程度上对灾难性的历史进程负有责任与罪责；他们不仅仅是受了一个超人般罪恶狡猾的独裁者的蒙蔽，而且常常是使灾难成为可能的自愿参与者。许多小市民积极主动促成了纳粹分子夺取政权的成功及行使政权的可能性。

二

在长期居住巴黎之后，格拉斯于1960年重新返回柏林。当时，柏林市长是曾被纳粹份子强迫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成廉．勃兰特。六十年代初的竞选中，联邦总理阿登纳在雷根斯堡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演说，演说中影射了勃兰特的私生身世并蔑视地谈及了他的流亡时代。这对格拉斯来说，是作为公民积极行动起来、在政治舞台上利用自己此前所获荣誉的契机。这样，“锡皮鼓手”成了“竞选鼓手’。

他所作的努力不是出于一个作家，而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责任感，他眼前浮现的是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在他看来，魏玛共和国的毁灭，是因为为之而奋斗的公民太少了。而他所作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就此格拉斯在一次采访中谈道：“然后便艰难起来，然后便开始了细致的工作，开始了长征，对此谈论得很多，但真正愿意参与的人却很少。”（见：君特﹒格拉斯：《人物篇》。波恩，1989，第16页）。

保守的新闻界嘲讽这一积极参与的作家，说他推荐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饭店早餐改革者’（《法兰克福汇报》，1965．7．10）或贬低地称他为“我们民主的扣鼻儿中的花朵。”（《南德意志报》，1965．9，27）

在联邦共和国几乎有一个诽谤作家的传统，总理，部长也是这一诽谤的参与者，其理由是，作家对政治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将作家与动物进行恶毒的对比（小犬、老鼠、苍蝇）是这一极不尊重“诗人与思想家国度”的传统的高峰． 他们对热衷参与的作家也提出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要求，他们应伏案写作，不应过问政治，仅举多例之一：“如果这位留胡子的社民党诗匠多关心点自己的书，少关心些时事政治和即将举行的选举，他的第三部小说可能会好些。”（《威斯特法伦时报》，1969．8．12）．另一家报纸遗憾地写道：“格拉斯已不是以前的格拉斯了。”（《基督徒与世界》，1969．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