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乃立乐府”考

“汉武乃立乐府”考

韩 国 良

摘 要：考西汉乐官，分为太乐、乐府二署。太乐主管宗庙之乐，隶属奉常（太常），汉初即已设立；乐府主管郊祀之乐，隶属少府，系武帝时所置。《史记》、《汉书》有关武帝以前“乐府”活动的记载均系泛指，实际上它们均是指太乐而言的。虽然“乐府”之名秦时已有，但西汉乐府为武帝所建，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实事。

关键词：汉武；太乐；乐府；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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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之名秦时已有, 1977年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墓附近出土的秦代编钟即刻有“乐府”二字。此钟问世以后“汉武始立乐府”一说几乎遭到了彻底否定，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汉承秦制，汉乐府在汉初即已设立。如张永鑫云：“乐府的最早设立在秦代，所以‘武帝始立乐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早在武帝以前的西汉初年，乐府已经存在”[1](P46)，修海林云：“秦代已设有宫廷音乐机构‘乐府’，至汉武帝时期，‘乐府’机构经大规模扩建而获得空前的发展，致使后人将‘乐府’视为武帝所立”[2]（P44），赵敏俐云：“惠帝之时，汉代已设立了乐府官署，汉承秦制，汉乐府机关也从

，李炳海云：“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乐府的职

[4]（P224-225）秦代沿袭下来”[3]（P143）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万光治云：“秦设乐府，汉初设乐府令”[5]（P209）等等。“乐府”

之名虽然秦时已有，但汉时乐府与秦时乐府终属二事。“汉承秦制”虽为旧说，但具体问题我们还应具体分析。汉代乐府至武帝始立，这仍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实事。乐府机构的建立和乐府歌诗的出现是两汉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魏晋以后的诗坛所以于《诗经》、楚辞之后得以别开生面，这与乐府和乐府诗的产生也有密切联系。可是对汉乐府究竟于何时建立我们至今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不管怎么说也是令人遗憾的。

对两汉乐府于何时建立，东汉的班固有明确的记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6]（P484）。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6]（P777）。

[7]（P311）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韩国良（1964- ），男，汉族，河南省新野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及相关研究。

以上三则材料，一、二条摘自《汉书·礼乐志》、《艺文志》，第三条摘自《两都赋序》。由这三则材料不难看出，乐府立于武帝之时是毫无疑义的。

可是《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的另外两条记载，与此却是十分矛盾的：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

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8]（P156）。

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

世乐》[6]（P483）。

由以上两则材料不难看出，“乐府”这一音乐管理机构至迟在惠帝时即已出现了。这与上文“汉武始立乐府”的论述显然是很难相合的。“汉武始立乐府”说的否定者所以认定乐府在汉初即已设立，这正是他们最为有力的证据。

那么良史如班固怎么在他的作品里留下如此矛盾的记载呢？对此我们显然不能以一个简单的“疏漏”给以解释。王运熙先生认为：

《史记·乐书》的“乐府”，《汉书·礼乐志》的“乐府令”，都是泛称，实际即指“太乐”和“太乐令”。考西汉乐官，分为太乐和乐府二署。《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奉常（即太常），掌宗庙礼仪，属官有太乐令丞。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属官有乐府令丞。”隶属少府的乐府，系武帝所创立；隶属奉常的太乐，则汉初早已设立[9]（P9）。

这一说法显然是很有道理的。可是根据什么判定《史记·乐书》中的“乐府”和《汉书·礼乐志》中的“乐府令”用的都是泛称而不是实指呢？ 对此我们并不难作出证明：

（一）“汉魏六朝人的记载，往往把太乐官署简称为乐府，因而又称太乐令为乐府令。”[9]（P10）对此，王运熙先生早已作了充分的论证：《续汉书·律历志》：“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汉书·律历志上》：“五声八音十二律，职在太乐，太常掌之。”由此可知，《续汉书》之“乐府”正系指太乐而言的。又，《后汉书·桓谭传》：“谭父，成帝时为太乐令。”桓谭《新论》云：“昔余在孝成时为乐府令。”据《后汉书·桓谭传》，谭未尝为乐府令，以本传校《新论》，“昔余”之下显然脱一“父”字。非常明显，在桓谭笔下“乐府”也同样可以用作泛称。又，《古今乐录》云：“《估客乐》，齐武帝之所制也。 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乐府令”，《通典》、《旧唐书》、《通志》俱作“太乐令”。显而易见，《古今乐录》这里用的也是泛称[9]（P9-10）。既然汉魏六朝人的记载，往往把太乐官署简称为乐府，因而又称太乐令为乐府令，那么，说《史记》、《汉书》所载武帝以前的“乐府”、“乐府令”，当系指“太乐”、“太乐令”，这就并非不可能。

（二）“于乐府习常肄旧”、“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云云不可能是实指，二者只能视为泛称。因为：第一，“于乐府习常肄旧”指的是刘邦的《大风歌》（即“三侯”之章），“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指的是唐山夫人的《房中乐》（也即《安世乐》），它们都是用于宗庙的。第二，西汉乐官分为太乐、乐府二署，它们之间有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宗庙之乐，乐府主管郊祀之乐。《大风歌》、《房中乐》既然同是用于宗庙，那它们显然是由太乐掌管的。既然二者都由太乐掌管，则此处的“乐府”、“乐府令”显然都是泛指。这一点我们也同样不难予以证明：

（甲）太乐主管宗庙之乐。《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

仪，太乐又是其下属之一。太乐掌管宗庙之乐，这一点显然没有疑义。

（乙）乐府主管郊祀之乐。①《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6]（P325）[6]（P323）奉常掌管宗庙礼乐府、太乐既属不同的府衙，二者之间显然应该有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宗庙之乐，乐府显应另有所司。②《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乃立乐府 作十九章之歌。”[6]（P484）“乐府”既由载郊祀之事道及，“十九章之歌”指的又是《郊祀歌》十九篇，我们这里姑且不论乐府是否立于武帝之时，但乐府与郊祀之事密切相关，这一点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③又《礼乐志》载哀帝罢乐府诏云：“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外郊祭员十三人”、“皆不可罢”、“可领属太乐”[6]（P491-492）。由此记载不难看出，郊祀乐在哀帝前确是由乐府负责的，哀帝罢除乐府以后，它们才得以转归太乐。

（丙）《大风歌》属于宗庙乐。①由上文转引的材料可以看出：“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的行为，乃系指将刘邦的“三侯”之章，也即《大风歌》“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既然如此则显而易见《大风歌》是属于庙乐的。②《汉书·礼乐志》：“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风起”之诗即“三侯”之章。由《汉书》所载可进一步证明，《大风歌》确乎属于庙乐。

（丁）《房中乐》也属宗庙乐。①《汉书·礼乐志》：“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太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皇帝入庙门，奏《永至》”，“干豆上，奏《登歌》”，“《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坐定，奏《永安》之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

[6]（P483）[6]（P484）由《礼乐志》之行文逻辑不难看出，《房中乐》同叔孙通因秦乐人所制之乐一样，也同

是用于宗庙的。②《仪礼·燕礼》“有房中之乐”郑玄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用钟磬之节也。谓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贾公彦疏：“案《磬师》云：‘教缦乐燕乐之钟磬。’注云：‘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二乐皆教其钟磬。’房中乐得有钟磬者 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钟磬也，房中及燕则无钟磬也。”[10]（P1025）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云：“因歌名《房中》，又成于妇人之手，后世望文生义，或指为闺房之乐。此种误解，盖自汉末已然。魏明帝时，侍中缪袭奏言：‘往昔议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 读汉《安世歌》，说“神来燕飨”，“嘉荐令仪”，无有《二南》后妃风化天下之言。 宜改曰《享神歌》。’今案：袭说甚是。《房中歌》盖宗庙乐章，故发端有‘大孝备矣’之文。然虽经缪袭辨明，而后世沿讹者仍不少。郑樵依违其说，乃曰：‘《房中乐》者，妇人祷祠于房中也。’可谓瞎说。‘房’本古人宗庙陈主之所，这乐在陈主房奏，故以‘房中’为名。后来‘房’字意义变迁，作为闺房专用，故有此误解耳。”P33）[11]（卷74，陆侃如、冯沅君云：“试看‘房中’下原有‘祠’字，便知不指闺房。《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12]（P172）‘坏郡国诸房祀’句注：‘房，谓祠堂也。’亦可助证。”笔者按：《房中乐》本是宗庙乐章，

但去其钟磬也同样可以用作燕乐。郑玄、贾公彦误以“房中”为闺房，所以才认为可用于宾燕、闺中及祭祀三种场合。《房中乐》乃是宗庙之乐，这一点即如“汉武始立乐府”说的否定者也是无法否认的。如张永鑫云：“清人陈本礼《汉诗通笺》云：‘《房中》十七章，乃高祖祀祖庙乐章。高祖生于沛，沛属楚地，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故高祖乐楚声。唐山夫人深于律吕，能楚声，故命夫人制乐十七章以祀其先。’考《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多说四悬高张、称孝述德、歌功颂烈、敬祖荐神之语，几无人伦夫妇、后妃之德的说教，因此把《安世房中歌》论定为祭神乐歌，当无多大问题。”[1]（P159）由此足见，梁启超有关“《房中乐》盖宗庙乐章”的论断确实是持之有据的。

《大风歌》、《房中祠乐》均属宗庙乐，而宗庙乐是太乐管辖的。《史记》、《汉书》所载“于乐府习常肄旧”、“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云云，既然指的分别是《大风歌》和《房中祠乐》，那毫无疑问它们均应是指太乐而言的。这两处记载既然指的都是太乐，那显而易见它们与“汉武始立乐府”一说是并不矛盾的。既然与“汉武始立乐府”一说并不矛盾，那否定者的质疑自然不攻自破。

（三）下面再看一条证据。《汉书·郊祀志》：“其春，既灭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可得而礼。’ 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6]（P552）显然郊祀活动在武帝以前本来无乐，至武帝时“李延年以好音见”，方才用之。又《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6]（P484）将两段文字加以对照，不难看出《郊祀志》所载显然是可信的。太乐掌管宗庙之乐，乐府掌

管郊祀之乐，武帝以前郊祀无乐，则显而易见乐府这一音乐机关是不可能在武帝以前就已产生的。

基于上述一系列论证，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一）西汉音乐府衙可分太乐、乐府两个部门，太乐在西汉之初即已存在，而乐府则是在武帝时期方才建立的；（二）太乐主管宗庙之乐，乐府主管郊祀之乐，在哀帝罢黜乐府以前，二者的分工是十分明确的；（三）由于二者同属音乐管理部门，本属同类，所以“乐府”一词有时也可以泛指太乐，成为乐府和太乐的通名。对乐府建立的时间学者们所以认识不一，其根本原因正在这里。“乐府”之名秦时已有，“汉承秦制”固为旧说，但对两汉乐府于何时建立，我们还要以事实说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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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