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中国法制的转折年代

上传者：吕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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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15-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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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国法制的转折年代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汉代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也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转折点。这种转变或者说儒家化的过程最重要的体现是立法思想的转变。汉代初期，为了争取民心，恢复生产，汉代统治者弃用了秦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家思想，提倡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在政治上约法省禁、以德化民，经济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从而对当时政局的稳定、经济的恢复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黄老之学”主导意识形态的局面已经与统治集团日益增强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愿望相悖，于是汉武帝选择了宣扬大一统理论及宗法等级制理论对加强中央集权、抑制统治集团内部离心倾向、巩固社会秩序有利的儒家思想，并在董仲舒等人的建议下“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立法层面上的投射就是“德主刑辅”即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只起到辅助作用的立法思想。

在“律”——这种稳定的普遍使用的法律形式上，汉律并没有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特色，而是继承与发展了战国时期（如李悝《法经》）和秦朝（如各秦律）的法家重刑主义思想。汉初基本法典《九章律》沿袭继承了《法经》的基本体例，只增加了另外三篇。秦代的许多罪名也在汉代保留，并且内涵更加膨胀，刑罚更加严厉，例如秦代的“不道”罪在汉代被广泛扩充产生了“祝祖上罪”、“迷国罔上罪”等十余项罪名，原本已“繁于秋荼”、“密于凝脂”的法律进一步发展的更加繁密。秦律中的“废令”罪，即未按君王的要求做事，对该罪的处罚是“耐为侯”——一种劳役刑，而汉代与其内涵相近的“废格”罪，却判处犯人弃市。

但在“令”这种更加灵活的法律形式上，便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统治者的影响。惠帝曾下令：凡70岁以上、十岁以下的人，犯了罪可以免除刑罚，汉宣帝也曾下令说明：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犯罪行为，是合乎夫妻之道、父子之亲的，这些分别是儒家思想中“尊长怜幼”、“亲亲相隐”思想的体现。

“春秋决狱”则是儒家思想渗入司法领域的一个标志，它是指汉代时用儒家经典《春秋》中所体现的道德精神（“亲属相隐”、“尊敬尊长”、“原心定罪”等）指导司法审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通过皇权的力量要求司法官在律无正条、或虽有正条却不合乎儒家道德的案件时，根据《春秋》经义断案，这实质上赋予了《春秋》极高的法律效力，成为了凌驾于各种法律之上的法律形式。“春秋决狱”范围由有所扩大，其它儒家经典也被作为断狱的标准，这开启了“用儒家经典解释法律”的“引经注律”的风气，进而导致了律学的产生。东汉时期，各类法律解释著作极多，皇帝下令以郑玄的法律注视之作定为官方的统一的注本，郑氏章句由此获得了立法意义，儒家由此掌握了司法解释权。

正如瞿同祖先生所说：“秦、汉法律为法家系统，不包含儒家礼的成分在内但儒家化运动的成为风气，日益根深蒂固，实胚胎酝酿于此时，时机早已成熟，所以曹魏一旦制律，儒家化的法律便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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