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湖北地区商业发展初探

明清时期湖北地区商业发展初探

段　超

(中南民族学院　学报编辑部,湖北　武汉　430071)

　　摘　要:明清时期是湖北商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文章从物流、商流、本省商人的崛起以及商业发展的动因等方面对此期湖北地区商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明清时期;湖北;商业

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0)06-0078-06

　　明清时期是湖北商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此前,湖北经济史研究对农业探讨较多,而对商业研究相

对薄弱。本文就此时期湖北地区商业发展情况进行初步分析,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南邵阳县,产棉数量少,质量差,商人多贩他处棉入内,其中“来自湖北者最多”。在江南瑞州,高安等县的棉纺织业都很发达,但本地产棉不多,“其料亦十八取于通州、湖广”。

棉布也是湖北销往外省的重要商品。湖北地区产棉多,棉纺织业发达,生产的布匹品种多、质量好,除一部分自己消费外,大量布匹销往全国各地,“其精者皆远行滇、黔、秦、蜀、晋诸省”,吴、皖等地居民

明清时期,湖北与外省经济联系日益广泛,湖北

地区的棉花、棉布、粮食、茶叶、药材、木材等产品销往有关省份,其他地区的食盐、棉花、铁矿等物品也进入湖北。

1.棉花及棉布的输出。明代中后期,湖北植棉面积扩大。清代以后,各地广泛种棉,棉花成为湖北重要的商品。如德安府,“棉花名吉贝,黄葩成桃,入秋成花,纺织成布。”汉阳府汉川县,“百谷之余,产棉恒广,富商大贾携金钱而贩运者,踵相接也。租赋待于斯,家哺给于斯。”[2]荆州府枝江县,“邑产棉,洲地尤佳,年丰,亩地以百斤计。”[3]

湖北地区所产棉花除一部分为当地作织布用外,有相当一部分销往外省。如枝江县的棉花大量销往四川,“贾人多入董市、江口买花入川,呼为楚棉。”四川德阳县,“邑产木棉不敷服用,商贩厂花,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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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楚省”。

湖南、江西不少地方也从湖北贩回棉花。如湖

收稿日期:19990410

作者简介:段超,男,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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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北运销外省的主要商货

也很珍视湖北所产“府布”。

德安府所产“桩布”为“西商所收也。”山西商人将“桩布”运往西北边陲销售,“每买布成卷,行西北万里而遥”。因此,“桩布”又称为“边布”。湖北应城产布众多,“梭布聚于应城,行东诸省。”

云梦县是当时湖北重要的布匹市场,外省商人纷纷于此购布包贩。“土著无重资,市肆牙行专视远商之集否为盈虚。”云梦城内“凡宽闲屋宇,多赁山西布商作寓”,“凡山西客来楚贩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故西商于云立店号十数处。本地贸易布店,亦藉以有无相通。”[7]

孝感县盛产“椿布”,“长三十三尺,宽一尺五寸者为大布,细薄如绸,三十尺以下皆曰椿布,西贾所收也。”山西商人将它们贩往西北地区销售。汉川县所产布匹销售市场广阔,“近襄樊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市。”

汉阳县盛产“扣布”,山西、陕西商人“盈千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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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此购布,销往秦晋滇黔诸省。

“棉布出监利者最佳”,监利县“所产吉贝大布,西走蜀黔,南走百粤,厥利甚饶。”出售布匹,“往往可致厚利。”

枝江、沔阳、江陵县所产布匹多为四川商人运回销售。江陵县“乡民农隙时,以织为业者十居八九,其布有京庄、门庄之别,致川客贾布,沙津抢贸者,群相接踵。”沔阳县所产布匹,“行销川省”。

咸宁布在广东极为畅销。广东“冬布多至自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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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松江之梭布,咸宁之大布,贾人络绎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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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车辐辏,水陆交织。”在众多的茶商中,以广东、山西商人实力最强。山西商人操纵着崇阳一些茶叶作坊的生产,“采粗叶入锅,用火炒,置布袋揉成,收者贮用竹篓,和粗者入甑蒸软用,粗细之叶,洒面庄成茶砖,贮以竹箱,出西北口卖之,名墨茶。”[15]广东商人与山西商人展开竞争,制作“红茶”销往南方。

鹤峰州茶叶的销售为广东商人独占。道光以后,广东商人在鹤峰开设秦和合、谦慎安两个茶庄收购红茶,他们将收得的红茶由五里坪运往汉口,再转运海外。

3.粮食外运。明清时期,湖北江汉平原得到深入开发。由于大量围垸造田,垦地面积扩大,加之耕作制度的改进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江汉平原的粮食产量大大增加,到明代万历年间,湖广已有“鱼粟之利遍天下”的美誉。据有关学者研究,江汉平原粮食总产量明成化时期为17亿斤,到清雍正时期则达到32亿斤。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湖北为东南之泽国,实菽粟之巨区。”[16]“湖广熟,天下足”的农谚也产生了。

江汉平原生产的粮食除一部分为本省自给外,有很大一部分销往外省。当时,江南地区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省,由于广泛种植经济作物,粮食生产不足,需仰赖种粮省份供给,如果遇江浙当地灾荒的场合,则更仰恃湖广江西,湖北地区粮食纷纷流向这些省份。

明代末年,江南地区就从湖北等地购买粮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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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江南“半仰食江楚庐安之粟”。清康熙年间,“江浙百姓咸赖湖广米粟。”据全汉升先生研究,清雍正年间,湖广运米江苏每年约为一千万石。清代,湖北粮食运销地除江苏外,还扩大到浙江、广东、福建。史载“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取资于江浙,亦犹江浙之米原不足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苏郡之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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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

湖北地区粮食大量外运,影响着湖北地区的粮价。康熙四十七年,盐商江整吉、秦晋兴等为“报答天恩”,情愿在江西、湖广卖盐买米,载回江苏平粜。两淮巡盐御史李煦等人认为,“多买,则江西、湖广之米必贵,彼此必生事端”,决定“许其卖盐银内每十两用一两买米载归。”“湖北米粮腾贵,其因不一,屯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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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赀广贮,汉口盐船满载,借商贩之名居奇”。

4.木材、药材外运。湖北西部的荆襄山区和施南山区,山深林茂,盛产优质林木,明清之时,有许多木材外运全国各地。

枣阳所产布匹多销往陕西。每年陕西商人到枣阳收购当地所产“庄布”,“土人多织以鬻陕西客。”

云南、贵州是湖北布销售的重要市场。云南昭通地区,“所需棉布,皆资楚蜀”,宣威地区所需“广布多产于湖北沙市”,“每月约百卷,值银二十六两,平均每年出入二千四百卷,值银五万二千两”[12]。贵州开阳用布,“以湖北黄州大布为宗”,贵州息烽曾先后畅售过湖北的“咀布”、“阳逻布”、“葛仙布”。从上叙述中可以看出,湖北地区布匹在许多省份都有销售。大致说来,北部所产多销往北方,南部所产多销往南方,东部所产则南北均销。

2.茶叶外销。湖北许多地方气候温和,适宜种茶,茶叶种植面积很大。如武昌府蒲圻县,水多山多田少,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茶叶生长。乾隆以前,其产茶区分布在“县东南以西的崇山峻岭地带。”乾隆以后,种茶面积由西乡芙蓉山扩大到城西南、正南、东南一带。“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梁熟,枕畔呼郎起采茶。”[13]这是当地繁忙采茶场景的写照。

鹤峰州,“产茶甚多,其味较佳于他邑。”“田地苦窳,生殖不饶,山林之产,唯茶利最厚。”[14]兴山县种茶颇多,“县西白沙、相坪一带多茶,味颇香美。”蕲水县的家园茶十分有名,“家园茶,方斗山及诸圃皆出。”崇阳县是湖北又一产茶大县,种茶者称为“园户”,“寓商者为茶行”,“城乡茶市,茶侩日增”。与茶叶制作相关联,“木工、锡工、竹工、漆工”诸行业发达,“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成雷,汗成雨”[15]

茶叶的广泛种植、茶叶制作的兴旺带来了茶叶贸易的繁荣,外省商人纷纷从湖北贩茶到各地销售。湖北蒲圻所产茶叶,为山西、广东商人所垄断,山西商人将当地所产茶叶运往西北地区的内蒙、新疆销售,广东商人则将茶叶运往南方各省销售。

崇阳县的茶质量好,“同郡邻省,各处贩客云集,

明代永乐时期,为迁都北京,明政府修造北京城,施州卫所属山区将其所产大型竹木放排水运京师。明中后期,施州又多次运木京师,供修造宫殿之用。

荆襄山区林木也多次外运各地,明政府在荆州设立关署,收取入荆襄、施州及其他地区贩运来的竹木税。

汉口是全国有名的竹木市场,到清乾隆时期,进入汉口的木材众多,其中不少是湖北本地所产,如松、杉等。湖北本省木材商人势力兴起,成为当时有影响的木材商帮之一。

湖北地区盛产药材。黄连、天麻出施南,“天南星、半夏则出荆州,苓术出京山,桔梗则出黄陂、孝感,玉竹、五加皮则出兴国,艾出蕲州”,“车前子、金银花、益母草、何首乌之类又所在俱产”。这些种类繁多的药材通过汉口市场,销往全国各地。嘉道年间,施南府“所产之麻与药(黄连、厚朴之类),岁可货金约十余万。”[20]

之,使领袖其曹偶。”明清鼎革之际,徽州盐商以

湖广商民的身份向清军献策,保护商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清代汉口盐商首领也多为徽州人担任,歙县人江承东“总汉皋匣务”,歙县人江禹治“总司江盐,调剂得当。”

2.棉布贩入。清代以前,湖北地区虽然也种植棉花,但还不很普遍,棉花及棉纺织业的地区分布也不平衡,因此,每年仍需要从外地买进棉花和棉布。这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带盛产棉花,“淞江、太仓州、海门厅、通州并所属各县”,“种棉花者多而种稻者少”,纺纱织布极为普遍,其产品纷纷进入湖北市场。进入湖北的布匹,上海生产者有标布和中机布两个品种,其中机布销路好,松江中机布“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25]。起初,标布销秦晋京道地区,中机布销江西、湖广、两广。清初,北方售路不畅,“中机之行者盛,昔之作标客者,今俱改中机”。

清代,湖北地区织布业兴起,但仍然有一部分江南布匹销往湖北。这时期,湖北地区粮食甚多,而江南粮食缺乏,湖北用米粮交换江南布匹。“楚商贩米易布”十分活跃。江浙地方官员也组织这种布米贸易。江苏布政使司议准,令崇明县商人运布至江宁,易米三万石。该司认为,“江广米商稔知江宁有布可易,故岁岁载米,依期而来。今若闻崇商载米他往,恐楚商亦因之别赴。”当时,枞阳、芜湖、苏州为米布交易之所。乾隆初年,江宁布政使晏斯盛说,“江(西)(湖)广米船开江东下,其口岸有三,苏州、芜湖、枞阳是也。”“崇商如欲以布易米,远则原派买之枞阳,近则芜湖、运漕,俱可易换,……江广米商如欲易布,亦可在于枞阳、运漕二处。”

3.铜、铅、锡等矿产品的输入。湖北地区铁矿丰富,但铜、铅、锡产量却十分有限,铸钱所需币材不足,仰赖外省供给,币材大省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的铜、铅、锡等便纷纷进入湖北。

铜是铸钱重要材料,我国铸币用铜主要有洋铜、滇铜、商铜(在汉口市场称为汉铜)三种。洋铜来自日本,成色好,价贵量足。滇铜价廉质稍差。商铜为商人贩运之铜,质量较好,价高,供应不稳定。因此,铸钱时三种铜均匀配铸。湖北宝武局乾隆八年开炉十五座铸钱,“岁需铜四十万斤”,“向来采买滇、洋官铜及汉口商贩铜斤,三项均匀配用”。每年需买汉铜十三万三千余斤,如遇滇铜或洋铜不足,则还要“多买汉铜凑铸。”[27]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间,宝武局每年购汉口商铜即达61万斤。白铅和点锡也是铸钱不可少的材料,进入湖北的白铅、点锡数量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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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省运销湖北的主要商货

湖北地区众多商品销往外省的同时,外省也有

众多的商品流入湖北,其主要商品如下:

1.食盐大量贩入。明清两朝,湖北以食淮盐为主。每年都有大批食盐进入湖北。明万历年间,白公祖说:“夫两淮之盐虽行各省直,……惟敝省(湖广)地最广,每岁解太仓银七十万,售边销者四十万,楚居六七矣。”清代以来,入湖北的食盐不断增加。据载,清代湖北额定每年销淮盐562618引,计2004792952斤。乾隆年间,舒常称,湖广岁销淮盐七十八万余引。道光时期,两淮盐政陶澍也说,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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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销盐额七十七万九千九百余引。另外,“岸有疲畅之分”,湖北地区在清初相当时间内为“畅岸”,每年要融销一部分“滞岸”积引,每年达十多万引,盐商“群驱湖广”。

明清之时,湖广盐引虽然在引数上增加不多,但在数量上却增加不少。明初每引为200斤,明末增至400斤,清初每引为200斤,到嘉道以后,每引增至400斤。

明清之时,把持湖广地区食盐运输的以安徽商人为多。史籍中徽人“举盐荚入荆楚”,“业盐汉皋”、“以盐荚游荆襄”之类记载不可胜数。如明末休宁人程惟清,“以盐荚贾荆扬”,“诸贾东向事之。”[23]婺源人李世贤“治盐荚货荆楚,数为上官陈便宜,上官善[21]

乾隆时期湖北每年需白铅三十三万斤,宝武局每年购买黑铅三万二千斤,点锡一万六千斤。来这里经商者众多,成为当地居民。清中叶以后,云贵东三省等处有数千名商人来此采购山货。来凤县与湘川两省交界,水陆交通方便,这里商品交换发达,有“小南京”之称。外地商人载棉花、布匹而来,多贩山货以归。“贾人列肆,所卖汉口、常德、津沙二市之物不一,广货、川货四时皆有,京货、陕货,亦以时至,百物既集。”该县卯峒镇商业极为繁荣,同治《来凤县志·风俗》称:“邑之卯峒可通舟楫,直达江湖。县境与邻邑所产桐油、靛,俱集于此,以故江右、楚南贸易者麋至,往往以桐油诸物顺流而下,以棉花诸物逆水而来。”[36]桐油贸易为卯峒最大的商品交换,到道光年间,产生了维护交易秩序的牙行。牙行为了同业利益,制定了行规,现存一块行规碑文如下:“从来牙行之设,原以上裕国课,下便方民,开日中之市,定贸易之规。是以汉镇等处大小埠头,皆以牙行为依归。因地制宜,原以有益商贾而便居民也。切维卯峒,地镇边野,三省连接,水陆总埠,土产桐油,肩挑背负,远近咸集,犹恐乡愚负油上街出卖,防有枯脚水渍等弊,是以桐油每篓七十五斤,收领课钱二十四文,不取有二,今特刊板垂碑,永立章程,日后恐有头补复换贴,照规行为永无加增,以平庶税赋,而章程不朽也。”[37]

三、各地商品交换的发展

明清时期,湖北商业繁荣的又一表现是各个地

区的商品交换发达。

如湖北宜昌府,商业十分发达,各地商人云集,“上而川滇,下而湖鄂吴越,皆有往者,至郡城商市,半皆客民,有川帮、建帮(福建帮)、徽帮、江西帮以及黄州、武昌各帮。”[14]

安陆府在明末由于战乱,经济残破。入清后不久,“教泽沾濡,疮夷早复,自乾隆以来,男子耕耘,女子纺织,商贾云集,货财日集。”[28]

荆州府到清乾隆年间,各地商业十分发达。“荆邑商贾者,上而滇黔,下而吴越,靡远不到。”这时,不少地方商业繁荣。“草市,在城东四里,东连漕河,南通沙市,舟楫往来,居民辐辏。”“董市,在县东南六十里,居民稠密,半于邑城,四方商贾贸易丛集。”“江口,在县南九十里,地居江滨,路通川蜀,商旅络绎不绝。”[28]

京山县商业多为徽商操纵,“日用所需,惟徽商操其缓急,而收厚利焉。”[30]

郧阳县北邻陕西韩成、泾阳、渭南,西通安康,东接襄樊,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颇为便利,商贾云集,商业发达,外地商人极为活跃,“其往来而贾者,秦人居多,百数十家,缘山傍溪,列居为肆,号曰客民。”[31]与郧阳县相接的竹溪县,其商品交换发达的程度与郧阳相同,四川商人来此贸易者尤多。

宜昌府长乐县明代为土司区,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设县后,商品交换发展很快,该县除县城商业发达外,其“邑属渔阳关,商贾辐辏,城市中贾客亦多,湾潭旧有铁石,百货丛集……商贾多属广东江西,行货下至沙市,上至宜昌而止。”[32]巴东县,“民多逐末”,“商人依川江之便来往于施南宜昌间。”[14]东湖县为宜昌府治所在地,商人多,内外客民杂居,商品琳琅满目,江西商人极为活跃。施南府盛产“麻、药材以及诸山货”,“商多江西、湖南人”,这些商人“每岁将麻、药材诸山货负载闽粤各路,市花布绸缎以归。”[33]恩施县,明末战乱后,人少地荒,清康熙以后,“嗣是而四外流人闻风渐集,荆楚吴越之商,相次招来,始而贸迁,继而置产,迄今已成巨室。”[34]利川县“民籍皆明末清初调拨各省官军之家,或流寓行商……四川、贵州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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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省商人的崛起

明清时,外地商人对于湖北地区的商业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他们资本雄厚,在许多行业中居主导地位。与外省商人相比,本省商人力量显得相对薄

弱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湖北本省商人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清代中期,形成了几个有影响的商帮。

咸宁帮是湖北实力较强的商帮。咸宁“山多田少,人满于土,不愿工作,多事贸迁。查邑乡镇,除典质外,本薄利微,……若汉口、沙市、襄樊诸繁盛地,悉谋生理,家累巨万,未可一二数,各省大小码头,皆有咸宁会馆,操奇计赢称极盛焉。”[38]咸宁帮商人足迹遍及湖北各地,如宜昌东湖县,乾隆年间,“一切兴作尽属蒲圻、咸宁等处流寓。近来兴作繁多,系值倍前。”[39]黄州帮由黄冈、麻城、黄安等地商人组成。黄州帮崛起于清初,经营业务广泛,清中叶汉口镇的药材业中,黄州帮是一支重要力量。黄安商人又“购棉花于新州、岐亭、宋埠,舟运至川,载土药售宜昌、沙市、岳州,获利不资。贸汉口、岐亭及河南之光州、新

外地人

集、仙花及本邑各市数亦多,约一二万人。”

荆襄商帮为湖北地区实力强大的商帮之一,其行商范围以本省为主,外省亦有之。如清中叶,荆襄商人进入施南府山区收购土货,鹤峰州茶叶也多为荆襄商人主宰,他们在州内设有“茶行数家,荆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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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入山采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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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茶叶制作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江汉平原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加之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粮食生产除自给外还有剩余。湖北地区棉花种植在明中后期迅速兴起,棉纺织业也相应发展起来。如罗田县,农民“纺织为布,机杼声相闻。”石首县,“每三冬雨,午夜箐灯,机杼纺织之声,比户相闻。”[44]枝江县“夜半机声和纺车声轧轧相闻,有彻夜不眠者,其功勤,其利倍。”湖北蒲坼、崇阳、鹤峰的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制茶业兴旺。施南、宜昌、咸宁诸府的药材种植遍及山岭。

明清之时,江西、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等地的商品生产也十分发达。江南地区种桑植棉十分普遍,纺织业发达,如嘉定县,男子“以种花为生”,女子“以棉布为务。”[46]福建地区,种植甘蔗、烟草者甚多,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甘蔗,生产铁制品,湖南粮食生产发达,大米自给有余,云南矿冶业发达,矿产品极为丰富。

2.区域生产社会分工明显,全国性市场形成。跨地区之间商品交换的形成取决于区域间生产社会分工的发达程度,只有区域性专业化商品生产形成,才能造成区域间交换关系的发展。明清时期,国内区域社会分工业已形成,这是湖北商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明清之时,湖北地区商品生产以粮食、棉花、棉布、茶叶为主,而矿产品、纺织品则相对不足。江南地区棉桑种植发达,布匹、丝织品多,而粮食生产严重不足;福建、广东地区以生产甘蔗、烟草为主,而粮食生产、棉纺织业欠发达;云南地区矿产品生产发达,而粮食、棉纺织品缺乏;湖南地区粮食生产、铜矿产品众多,而布匹、丝织品甚少。各地商品生产专业化的形成,使彼此间的关系密切。江南地区的丝织品、部分布匹销往湖北,而粮食则“仰赖江西、湖广。”云南地区的矿产品纷纷涌入湖北,而湖北的粮食、布匹、棉花又销往云南。此外,湖北的布匹、茶叶、药材也销往广东、福建,湖南的粮食、矿产品则进入湖北。

3.发达的水陆交通。

商业的发展必须有发达的水陆交通作基础。湖北地区地理条件优越,加之明清之时,广泛疏浚河道,拓展驿路,湖北的水陆交通更加发达。

就水路来说,湖北地区有众多河流、湖泊,这些河湖将全省各地连在一起。此外,长江、汉水从境内穿过,他们除连接湖北两岸各地外,还将湖北与四川、河南、陕西、江西、湖南、安徽、江苏、上海连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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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帮商人兴起较早,起初多经营棉花、棉布及

食盐,活动范围以武昌府、汉阳府为主,后来由于实力增强,业务范围拓展,省内外都有其足迹。如兴山县内武昌商人活跃,“行贸下至荆沙,上至夔(州)、万(县),其收冻绿、木耳,估客多武昌人。”[41]

东湖帮由宜昌府东湖县商人组成。东湖县山多田少,耕作艰辛备至,虽多劳亦难多获,是以从商者多,“占七八成”,“即士农亦均兼营(商业)”。清中叶以后,东湖商人力量增强,其行商范围,“上而蜀川滇黔,下而吴越诸省,靡远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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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明清时期,湖北地区商人力量发展较快,这时期的湖北商人坐商、行商均有,如天门县“大要在人烟聚处,(商人)其巨者,遇行商兼坐贾。”[42]不过,就湖北全省来说,由于客观条件或主观因素的局限,仍有不少地方商业发展程度不高,如安陆县产“惟谷布,无异货,河狭舟轻,商贾不至,民无余货”。通城县,“通城僻处,山多水少,民生其间,资性厚重,甘淡薄,务耕织,不及服贾。”崇阳县“地狭土瘠,沙石杂沓”,人民“性偷惰,且不事商贾。”兴国县“农勤垦植,野无旷土,工不尚技巧艺事,以坚朴为贵,无巨富大贾”。黄梅县“民谷力农,不事商贾游侠”。京山县“民少淫巧,工多粗劣,且不能为逐末计,日用所需,惟徽商操其缓急,而收其厚利,积渐久矣”。谷城县,“风俗淳厚,……民力田务本,耕凿乐业,无奇服异学以蛊其心,无逐末淫巧以侈其志”。郧县民人“终岁勤动,力田自给,不仰机利而食,故其人不事工贾,工者皆来自远方,不贵异物,不作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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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罗田县“崇岩邃谷,力专务本,用亦节俭”。

五、商业发展的动因

明清时期,湖北地区商业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快发展,主要是由于下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湖北及有关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

商业的发达是以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明清时期,湖北地区及其有关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商品交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湖北地区来说,这时期粮食生产、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药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