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科学改革观的必要性及其基本内容阐释

树立科学改革观的必要性及其基本内容阐释

树立科学改革观是新形势下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推进开放的必然要求，科学改革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改革的核心是构建有助于社会和谐的核心价值体系。改革的路径是以自下而上的自发性、诱致性组织变迁为主，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变迁为辅。进一步实现政府职能转型是确立科学改革观的重要制度前提。改革的根本理念是以民为本。

关键词：科学改革观 必要性 战略意义 基本内容

改革是政界、业界永恒的课题，更是理论界研究的长青树，还是舆论界关注的焦点。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以农赈工政策到取消农业税，工业反哺农业的产业结构政策，从确立城乡二元分离的等级户口制度和突出发展城市经济的政策到逐步取消对农村户口的歧视待遇和强调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决策，从封闭孤立自给自足到对外开放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从抑商政策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的求富求强的改革之路。

时光荏苒，迈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东方巨龙面临重大战略发展机遇和挑战。201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就“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政府工作重点和社会发展目标作了整体部署和具体安排。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 中国共产党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纲要》提出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任务是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调结构、扩内需、保民生”成为当前经济社会改革的关键词。

如何结合当前我国基本国情，构建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改革观”，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事业而鼓与呼，为中华民族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献言献策，是摆在理论工作者们面前的重要研究课题。

树立科学改革观的必要性和战略意义

（一）树立科学改革观是新形势下深化体制改革和推进开放的必然要求

众所共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共同构成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是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改变人民精神面貌的主要源泉。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转变在形成国家竞争力和促使后进国家崛起方面的重要意义。

同时，改革过程中也产生和累积了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当前社会普遍关注和反响较大的焦点问题和民生问题有：

第一，伴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和适龄劳动力人口向城市的加强集中和迁移，城镇有效住房供给远远跟不上住房需求的增长步伐；由于城镇土地所有权的硬性约束和城镇住房的垄断性供给，城镇住房的市场价格不由供求双方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而是由商品房供给方和土地供给方在实现垄断利润的动机驱动下单方面决定，退一步讲，城镇住房的市场价格是由少数富人和住房开发商共同决定的，天价住房销售价格成为排斥和阻截外地居民进入城镇安家落户和长久居留的首道也是最顽固的一道藩篱。

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农业人口严格执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农村地区依照规定按一定间隔期有计划地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同时，随着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不生不育的生育观念的推广和广为接受，人口出生率大为降低。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85年的21.04%下降为2009年的12.13%。同时，生活水平的改善、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也提高了人均寿命，使得中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87年的5.4%提高为2010年的8.9%。人口老龄化的来到和出生率的降低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劳动供给结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和强制的知识储备与单位体制下大规模的经验交流，是我国人口总量和质量状况的三个积极变化。与此同时，少儿抚养比由1987年的43.55%下降为2010年的22.28%。这一变化则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可以预见，在不改变现行生育政策的情况下，随着当前占人口比重大多数的劳动者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我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劳动市场有可能面临严重的劳工荒。

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国内制造业的崛起、产能的扩大以及国外市场的开拓，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增长，对外依赖度大大提高。据统计，出口贸易占GDP比重由1985年的8.97%提高为2007年的35.16%，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拐点，我国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呈现下滑趋势：2008-2010年这一比重分别为31.97%、24.09%、25.38%。我国产品市场严重依赖外需而非内需，使得我国的就业波动、企业景气受外国的需求和经济周期的影响颇大，同时也使我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价格谈判能力和竞争优势削弱。在外需减退的环境下和最大化我国公众利益的目标下，如何适当控制企业产能、继续扩大农村市场，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时确保农村居民收入地位相对上升，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实际购买力，改善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籍以实现“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转型”，应当是当前“扩大内需”这一宏观战略任务的题

中应有之义。

第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居民可选择的更加自由的地域流动、逐步扩大和日趋灵活的创业和就业机会、第二产业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强劲发展、企业自主雇佣权和价格决定权的确立等经济基本面的深入影响，无论是我国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还是微观收入分配格局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若将劳动者报酬和营业余额分别视为对劳动报酬和企业利润的粗略估计，则劳动报酬和企业利润在国内新增社会价值中的比重，可以分别由劳动者报酬和营业余额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近似表示。这一比重在1990年分别为53.42%、21.85%，到2006年则分别为40.61%、30.67%。即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之比由1990年的2.4∶1下降为2006年的1.3∶1。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索取份额相对于劳动对剩余价值索取份额的相对地位提高，不但为资本自身的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提供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此外，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汲取税收和其他收入的能力增长。统计显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1994年为11.2%，2010年这一比重为20.88%。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为扩大公共支出范围实施“民生财政”提供了充足的保障。资本高速积累下的投资冲动和劳动者报酬相对下降引起的消费需求萎缩两相矛盾，富裕的最终消费品在找不到合适出口时，极有可能引起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而未来中央财政预算支出的增长趋势助长了当前通货膨胀预期，物价持续上涨为经济不稳定发展带来了隐忧。

第五，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始终保持以较快速度迅猛增长：1982-2010年间，除1989、1990、1998、1999四个年份外，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连续15年以不低于8%的环比增长速度在攀升，上述四个例外年份的增长指数依次为104.16、104.07、107.31、107.94。与此同时，能源消费除在极个别年份（1997年和1998年）一度出现负的增长率以外，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能源消费总量从1982年的62067万吨标准煤提高到2010年的325000万吨标准煤，增长幅度约420%，能源年进口量由1982年的395万吨标准煤上升为2001年的13471万吨标准煤，2009年这一数字飙升为47313万吨标准煤，增长了近119倍。伴随着人均拥有物质财富、货币资产以及人均摊得的能源消费数量的稳步上升，当代居民的生活方式、穿着饮食习惯、出行工具及起居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基于消费方式的惯性和不可逆性，当前强烈依赖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快速增长模式前景堪忧。能源枯竭危机、能源过度依赖进口导致国家安全危机、能源争夺引发地区安全危机，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隐患。据国家发改委相关报告称，按照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利用能力，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年限仅为15年和30年。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原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5%。

此外，工业污水、废气和生活废水的排放使得大气、土壤和水体面临严重污染：当前我国1/4的居民没有清洁饮用水，1/3的城市居民不得不呼吸污浊的空气，经过环保处理的垃圾不到20%。人类活动过度扩张直接或间接引发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是除能源、环境威胁外面临的又一大挑战。研究表明，目前占我国植物种类10%-15%的4000-5000种高等植物面临濒危，占我国脊椎动物总数的68%

以上的430多种脊椎动物濒危或生存受到威胁（葛家文，2009）。

以上仅是当前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少数突出问题，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稳定的因素还有很多，诸如对劳动和资本的贡献的确认和认同缺乏一致认识，劳资待遇差别，城乡公共服务不对等，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金钱腐蚀权力，技术创新机制匮乏等。为了厘清改革的认识误区，纠正改革的实践偏差，使得改革理念更加契合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际形势变化，确立科学的改革观刻不容缓。

（二）树立科学改革观的战略意义

树立科学改革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201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改革攻坚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依赖正确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理念。要夺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深度改革的全面胜利，就不能脱离科学改革观的指导。国企改革、大部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及至“和谐稳定”、“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统一的改革理念和指导原则。科学改革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科学改革观是中国共产党统一国内各民族、各地区、各行业人民思想意识的一面旗帜。

科学改革观的理论研究回顾与综述

关于科学改革观的内涵，时青（1989）提出，科学改革观的内涵体现为参与意识、风险意识、代价意识、利弊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和理论意识，其中，核心是理论意识。

贾宝林（2004）在《中国行政改革思想分析：误区、困境与科学的改革观》一文中，批判了行政改革领域存在的四大理论误区：行政改革先导论、行政机构-职能改革中心论、行政系统价值中立论和行政改革方法，对照西方政府管理模式的“机械移植论”，他认为政治改革主要涉及政策制定问题，行政改革主要涉及政策执行问题，行政改革本质上从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贾宝林认为，我国当前行政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把全能主义政治系统下的无限和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使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各级政府机构转变为党国适度分离。关于科学改革观，贾宝林认为，应树立政治改革与行政改革协调互动的科学改革观，科学改革观的两个重要目标是达到宪政与善治，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途径是体制外增量改革与体制内存量改革的有效结合。体制外因素如基层民主、公民社会发育、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体制内因素如党内民主、发展和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政适度分离等。

刘进军、赵晓燕（2005）认为，科学改革观的基本内涵应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改革观，按照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实现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与解放和发展人的统一，市场化和国际化法制化的统一；二是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要由主要依靠“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试错法与体制外、迂回式的改革向强调协调配套和正面突破式改革转变；三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趋向上由单纯强调市场化向兼顾深度市场化与国际化、法制化转变；四是在改革的具体方略上，实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六是深化行政性垄断部门的改革；七要推进以政府行为规范为重点的职能转变。

刘进军、赵晓燕（2005）还指出，进一步实现政府转型是确立科学的科学观与和谐社会观的重要保障。政府转型的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三是从统治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型；四是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五是由管理控制型向法制型转变，树立政府管理新理念：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信用政府；六是树立政府只能做法律规定的事情的理念；七是明确政府公共职能；八是完善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

辛鸣（2006）在《确立科学的改革观》一文中，就改革的价值取向、改革主体的定位、改革的思维方式、改革的路径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关于改革的价值指向，辛鸣提出，“我们的改革只有一个指向，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改革的主体是，也只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辛鸣借鉴邓小平的观点，认为在20世纪末全体社会普遍进入小康社会后，应当突出强调社会公平，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关于改革的路径选择，辛鸣认为市场化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是必然选择。

陆剑杰（2006）提出科学改革观的本质要求是“以人为本”。科学改革观的改革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改革成果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所共享。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同存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渐进过渡、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协调。改革的动力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

聂方红（2006）提出以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为界，可以将我国1978年以来改革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阶段和有科学改革理论为指导的改革阶段。聂方红将1992年之前的改革的基本特点概括为：试点—推广型改革路径、运动型改革手段、行政推动型改革模式和单兵突进型改革方式。关于科学改革观，聂方红认为，“科学的改革观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的改革观在思路设计上必须坚持全面系统的推进理念”，“在操作方式上必须坚持民主、公开、规范的原则”，“在工作重点上必须坚持把制度创新摆在首位”，“在目标效果上必须既能提高经济效率又能促进社会公平”。

刘东和（2006）区别了“富人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学和“全面西化、私有化的改革观”与“坚持以人为本的正确的科学改革观”两种根本分歧的改革观。批判了“一次分配先讲效率，二次分配再讲公平”的学界流行观点，提出任何时候“在涉及民生的社会分配领域应更多地注重公平”。刘东和认为，真正的改革理念应从“资本主宰”回归到“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