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记忆_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_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_赵世瑜

·专题研究·

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

赵世瑜

　　提　要: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明清以来的华北各地流传甚广,研究者多认为它反映了明洪武、永乐时期大移民的史实,并将洪洞视为政府大规模强制移民的中转站,但其中诸多困惑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其实无论口碑传说、族谱还是碑刻、地方志等文献,都反映了某种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也反映了移民的生活境遇。在这些记忆中,我们看到的是移民家族定居、发展的历史,北方族群关系变化的历史,卫所制度等国家制度对基层社会影响的历史,也看到晚清民国时期地方士绅重构大槐树传说背后的时代取向或追求现代性的努力。

关键词:祖先记忆　家园象征　族群历史　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

关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问题,由于北京、河北、山东、江苏、陕西、河南、安徽、东北各地以及山西本省的许多地方长期广为流传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并大量载之家谱、墓志和

①据目前的文献资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涉及山地方志,因此多年来为学术界关注。

西的移民活动事属无疑,但根据谱牒统计祖先来自此处的达到11个省的227个县,移民人口达到百万以上,也引起众多学者的怀疑,但终无合理的解释。如果追寻有关此事的传说和历史,以其中所反映的人口迁移过程中的共同心态、移民有关祖先和家园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大槐树或老鸹(鹳)窝被塑造成为一种神圣象征的过程,对此类话语背后的意义进行福柯(M.Foucault)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探究,也许可以发现这些话语和象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也可以通过研究这些传说的不同类型和传承特点,发现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氛围 　我曾先后以该主题的论文应邀参加了中山大学主办的“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2001年7月)、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历史记忆”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和澳门利氏学社“历史与记忆:反思过往,建设未来”国际研讨会(2005年12月)。在那里,我得到了与会学者很多有益的指教,特致谢忱。

①　国内如1933年马长寿的《洪洞迁民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刊》第3卷第4期,1933年)、郭豫才的《洪洞移民传说之考实》(《禹贡》第7卷第10期,1937年)等,一直到近年来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黄泽岭《移民大迁徙》(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等多书及多篇论文都涉及这个问题;国外如日本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牧野巽《中国の移住伝说》(《牧野巽著作集》第5卷,东京:御茶水书房,1985年)等书都有论及。

历　史　研　究2006年第1期　

(socio-culturalcontext)。

关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传说故事,包括迁民缘起的传说、大槐树地点的传说、官府强迫或欺骗迁民的传说、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传说、“打锅牛”分家的传说、迁民定居过程的传说等若干类,每类下又有不同版本的异文。我们似乎从中可以发现,尽管这些传说的产生很难定时(timing),但其基本母题和主要情节是在两个特定历史时期,即金元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后的明清汉族族群意识重塑时期和清末民初民族主义意识构造时期集中产生的,探讨诸如这样的一些历史过程,也许可以被视为采用历史人类学视角的思想史。

一　集体记忆之一:大槐树传说故事诸文本

“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①关于大槐树和老鸹窝(其实文献中多写作老鹳窝),即使地方文献也有不同的理解,如属光绪十年(1884)的河南焦作阎河村《始祖刘旺登墓碑》记:“刘氏相传本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人也。”属光绪十三年的山东菏泽粪堆王《王氏谱序》说:“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曹县大马王《王氏合谱》说:“始祖原系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老鹳窝之民。”民权县的《段氏历代世系姓考》说:“洪武三年,奉令由山西洪洞老鹳窝卢家村……迁移冀、鲁、豫三省交疆之地。”这都是把它们传为地名的。另外也有属康熙六十年(1721)的河南内黄邢固《王氏祖碑》称“山西洪洞县枣林村,乃余家祖居也”,②而众所周知,枣林村或枣林庄是山东移民通常传说是自己祖籍的地方。还有山东滕县的黄氏族谱称祖先来自洪洞的喜鹊村,江苏沛县孙氏家谱称来自洪洞喜鹊窝,这应该是因“老鸹”即乌鸦通常被视为不祥之物,而故意改为表示吉利的喜鹊,“鸹”写作“鹳”或亦因此故。因此,应把大槐树和老鸹(鹳)窝视为民众便于传承历史记忆的符号,而不必与历史真实联系起来。

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围绕着这首脍炙人口的民谣,形成的诸多关于洪洞大槐树与明初移民的传说故事及其背后隐藏着的某种历史记忆。

首先是关于迁民缘起的故事。关于从洪洞迁民的缘起,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普遍流传着《胡大海复仇》、《燕王扫碑》和《三洗怀庆府》等传说故事。

《胡大海复仇》说的是元朝末年胡大海在河南要饭,遭到当地人的侮辱。胡大海深感这个地方人情太坏,立誓要报此奇耻大辱。后来胡大海投入到朱元璋的军队中,屡建奇功。朱元璋即位后大赏功臣,唯独胡大海不接受赏赐。朱元璋觉得很奇怪,问胡大海要什么,胡大海将在河南讨饭时的遭遇讲了一遍,请求朱元璋允他去河南报仇血恨。朱元璋踌躇再三,答应他一箭之地。胡大海刚到河南地界,恰逢一行鸿雁飞来,胡大海飞箭离弦,正中最后一只雁的后尾,那雁带箭向前飞去,胡大海也统兵向前杀去,那雁飞过河南,又飞向山东,造成了河南、山东尸积如山。朱元璋后来只好下令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往没人的地方迁民。①首句也有“问我祖先来何处”、“要问老家哪里住”、“问我老家在何处”等等大同小异的异文,末句

“老鸹窝”亦多写为“老鹳窝”,一些文人的诗歌中也有“窝称老鹳曾迁客”、“窝名老鹳相传久”之句。“老鸹”即指乌鸦,较好理解;而“鹳”为水鸟,也常夜栖于高树。据说这些鹳鸟生活于附近的汾河,

1991年清明节期间还大批飞来,落于第三代大槐树上。参见黄有泉、高胜恩、楚刃:《洪洞大槐树移

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2页。承蒙山西大学行龙教授惠赠此书,特致感谢。

②以上参见张玉吉、林中园、张青编:《洪洞古大槐树志》第3、4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承蒙山西大学行龙教授惠赠此书,特致感谢。

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燕王扫碑》说的是明朝河北、河南、山东广大地区闹“红虫”,把人吃光了,才从洪洞大槐树处往这儿迁民。这个故事与“燕王扫碑”造成人烟稀少有关。碑实际上就是南京城的功德碑,即明皇族的祖宗碑。朱棣起兵靖难,造成中原、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燕王的军队头戴红巾,所以百姓称之为“红虫”。“红虫”含有瘟疫的意思,所以民间有“红虫”吃人的传说。不久朱棣又把都城迁到北京,并下令从洪洞大槐树下移民到山东、河北、河南、浙江一带开荒种田发展农业生产。

《三洗怀庆府》中所说的怀庆府在明代辖今天的河南修武、武陟以西,黄河以北地区。故事说的是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的军队与元军在这里展开了拉锯战,双方都要让百姓在门面挂上拥护他们的牌子,老百姓苦于应付。这时有一个年轻人想了一个办法,在牌子的正面写上拥护农民军,在反面写上拥护元军,这样不论何方攻过来,只要一翻牌子就可以了。有一次农民军攻来,有一块牌子从门上掉下来,恰巧落在常遇春马前,被常遇春识破机关,便把此事报告了朱元璋,朱元璋正因战事毫无进展独生闷气,一闻此事更是火上加油,立即下令常遇春把怀庆府地区的百姓斩尽杀绝。怀庆地区百姓都被杀光了,朱元璋继位以后便下令从人口密集的洪洞县往怀庆府移民。

与这个传说类似的是《大槐树下迁民的故事》,说的是建文与朱棣争夺皇位,百姓对双方都不敢得罪,便在门前挂的牌子正反面各写对方的名号,被建文帝属下发现,杀得黄河地区百姓

①所剩无几。

其次是关于移民过程的传说。官府强迫或欺骗迁民的传说较早见之于世,如署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的河南偃师《滑氏溯源》中记:“或有问未迁之先,祖居山西何地,故乡尚有何人,熙曰无据。老人相传,自洪洞大槐树下迁来。一说山西迁民不迁洪洞,故人多逃聚此邑。骤然行文,独迁洪洞,所以传至今日,凡属迁徙者,各族皆有此说。”②由此说敷衍成的传说即所谓《迁徙记》。

该故事说明初由于灾荒和战乱,黄河流域居民大为降少。政府便从人口稠密的山西往这儿迁民,洪洞县大槐树处就是明政府办理迁民手续的地方。附近各县的百姓,都聚集在大槐树下,往别处迁发。山西境内有个凤凰窝村,村内有许多人在朝里做事,皇上下令凤凰窝的人不迁,别地的百姓都要迁,于是人们纷纷逃往凤凰窝投亲靠友,安家落户并且人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朝廷着了急,又发布圣旨说:“凡是凤凰窝的人必须外迁,不然灭族。”聚居在凤凰窝的百姓没

③有办法,被官兵押解着办理了迁民手续,奔向黄河流域的各个角落。

对此,河南安阳的传说是,当时负责选民的后军都督佥事李恪,采用多种方法,诱迁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农民,宣称:凡自愿迁籍的农民可到广济寺内办理手续,凡不愿迁籍者可到寺左侧的大槐树下等候裁定。此言一经传开,应迁农户多数挤至大槐树下。结果,凡到树下的农户,全部被迁徙。据说,当时大槐树上有个鸦巢,被迁农民望着鸦巢,触景生情,纷纷说:老鸦尚有个窝,咱到啥时才有安居之日啊!由此,广济寺侧的大槐树,便成了先人忍别故里的标志。

山西沁水的传说是,沁水县瑶沟村的人都姓王。听上辈人传说,在几百年前这个村的老百姓不姓王,而姓丁。传说大约在四五百年前,家乡遭了大旱灾,不多长时间,全村尸骨蒙野,鸡犬未留。唯有一户姓丁的财主,带妻室儿女逃往外乡。几年后,家乡土地荒芜,房屋坍塌,①

②

③李汉英讲述,王春亮搜集整理。临汾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尧都故事》第1集,临汾日报印刷厂印,1989年,第243页。参见张玉吉等编:《洪洞古大槐树志》,第58页。参见张玉吉等编:《洪洞古大槐树志》,第133—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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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荒凉。当地的官府就把这件事上奏朝廷。朝廷立即张贴告示:凡愿到山西沁水瑶沟种田者,三年不纳皇粮,但没人愿意远离故乡。后来朝廷就到处张贴告示:在十天内,各地百姓必须全部聚集到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后到者为迁往沁水瑶沟之人。老百姓都怕迁往沁水瑶沟,于是都按照指定时间,纷纷聚集到洪洞大槐树底下。这时朝廷派那个献策的大臣到洪洞大槐树下办理此事,当众宣布圣旨。结果就把那个最后到的姓王的百姓强迫到沁水县瑶沟村。从那以后,瑶沟村的百姓就全都姓王了。

河南林县的传说包含了前面两个方面的内容以及“打锅牛”分家的传说,如《胡大海血洗林县的传说》说:元末有个姓胡的举子上京赶考,走到一座山下,一只母猩猩扑来,把吓昏的举子背到洞里。日子长了,猩猩生下一子,起名叫胡大海。胡大海长大了,力大非凡,举子就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儿子。一天,趁母猩猩出洞捕食,胡大海掀开洞口巨石,父子俩跑了出来。胡大海走村串户,乞讨为生。当时这一带叫林州,属河西北路彰德府管辖。胡大海丑得可怕,林州一带的人们见了他都躲着走,称他为“毛老虎”。后来,胡大海成了大明朝的开国元勋,启奏皇上要到林县雪耻报仇。朱元璋念他开国有功,准奏他杀一箭之地。部将王虎一箭射在老雕身上,老雕带着箭飞遍全县,王虎带兵也杀遍全县,造成尸骨遍野、血流成河的惨景。事后,皇上下旨将泽州、潞州一带居民迁往林县。

山西居民不愿背井离乡向河南迁移,官府便下令:“凡不愿迁移者,限三天内集合到洪洞县老槐树下。”人们齐往老槐树下跑,很快就集合了很多人。这时,官兵围住,给这些人加上违背皇旨的罪名,强令迁移。其中姓牛的一家弟兄五个,就有四个跑到了老槐树下,临别时,兄弟五个依依不舍,打破了一口铁锅,分为五块,各执一块,作为后代认亲标志,称为“打锅牛”。

①林县民间有“洪洞老槐树下是咱老家”的传说,其实这与胡大海血洗林县是有直接关系的。

另一个类似的故事把发生地放到了河北邯郸的鼓山,而把胡大海的父亲编为山下胡庄的一个樵夫,叫胡樵,其他情节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胡大海杀人一直杀到洪洞,因地名与洪武年

②号相重才住手的情节。

在各地流传最广的还有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传说。官兵强迫聚集在大槐树下的人们登记,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的人脱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官兵强迫百姓登记后,为防止逃跑,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路上就经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

③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在前述河南安阳的传说中,被迁农民多把自己初生子女的双脚小趾咬裂,以示纪念,这是一种主动的说法。另一个《小脚趾的传说》是说洪洞大槐树的迁民中有刘姓三兄弟,为了解救三姐妹,杀了官差,只好分道逃走,为了以后辨认方便,临别之前用石头在脚趾上砸下印记,

④另一个故事《双趾甲》则说这是轩辕黄帝子孙日后他们分别落户到河北的安次、通州和武清。

①②

③

④50岁农民张金生讲述,牛安民搜集整理。参见潘玉修、郑玉琢编著:《根在洪洞》,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228—231页。申榜讲述,新文搜集整理。参见郑一民、安勇编:《燕王扫北》,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29—333页。参见张玉吉等编:《洪洞古大槐树志》,第137—138页。张林讲述,刘潮林搜集整理。郑一民、安勇编:《燕王扫北》,第280—284页。

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①的特征,而黄帝是洪洞县孙堡人。

②此外,关于迁民定居的传说也不少,如《一家庄的故事》等。

以上传说,在各地流传甚广,它们与地方风物及历史相联系,数量以千百计,但版本大致相同。此外其共同点,一是粘连着许多后代文人学者的观念和意识,二是除了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传说等外,与洪洞大槐树移民本身的关系非常勉强。而恰恰是这些传说,构成了

③“洪洞移民”后代的祖先故事。

传说由于其世代传承的特性,决定了它的非个人性或群体性,而移民传说的内容本身亦加强了这一特点。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发现传说如何通过传奇性的故事成为集体记忆的重要渠道;我们也可以发现集体的历史记忆,尽管记忆的历史并不见得一定是传说中的主要情节或母题,但却会发现其他重要的历史侧面,从而证明保罗·康纳顿(PaulConnerton)关于“历史重

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发现,一方面正如哈尔布瓦赫构不依赖社会记忆”论断的片面;

(MauriceHalbwachs)所说,记忆是由社会所建构的,个体记忆依赖于集体记忆的框架,⑤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集体记忆影响、甚至取代个体记忆的过程———当然,或许还可以看到在这个影响、取代的过程中个体记忆的残留物。

二　集体记忆之二:大槐树移民之族谱记录

在中国社会史、特别是宗族历史的研究中,族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料,但近年来的研究也证明,它同时也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一种资料,因为它在不断的续修、重修过程中,成为重构宗族历史或社区历史的重要工具。在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论著中,族谱成为最重要的文字记

⑥相对于传说,族谱似乎是录或史料依据,民国时便有人感叹其“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

更为可信的史料,又由于许多族谱系根据家族墓地所立碑记整理而得,因此洪洞大槐树移民一事,似乎便成为一桩铁案。

在今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存留的族谱中,记载其祖先迁自山西洪洞的的确不计其数。据署明嘉靖七年(1528)修的河南长垣县西了墙村《王氏家谱》中说:“讳实,晋之洪洞县大王庄人也。洪武定鼎之初迁居长垣县合阳里西了墙村。我二世伯祖讳刚,怜弟幼弱,因从迁焉。刚祖于洪武十八年投荥阳侯杨大人帐下效用,因屡战有功,封世袭德(疑缺字———引者)将军,锦衣正千户。”⑦而在河南洛阳市棘针庄《王氏墓碑》中,有署顺治九年(1652)三月一位“明末进士”的碑文,也说“洛东西凹王氏乃三槐之裔派也,本出自山西洪洞大王庄之支。先祖讳槐阁,字多阙,行三”,都出自同一村庄。尽管还不能找到洪洞有“大王庄”这个地名,碑文和族谱中也还有许多疑点,但可以肯定自明代就有了洪洞移民的说法,“槐树”的痕迹也出现了。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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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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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杨鹤高讲述,张俊青搜集整理。《燕王扫北》,第276—279页。参见张玉吉等编:《洪洞古大槐树志》,第140—142页。当我进入大槐树网(http://wendang.chazidian.com)时,阅读了来自各省移民后代的来信,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基本一致,传说故事也雷同。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莫里斯·哈尔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292页。赵戴文:《洪洞古大槐树志序》,载景大启辑:《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1921年石印本。以下所引族谱资料,皆见黄泽岭《移民大迁徙》。